相蓝欣： 英法德意都来了，看亚投行的算盘怎么打

        英国率先，德法意跟进，欧盟四大国力排干扰，联袂加入亚投行(AIIB)，这个决策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意义。可以说，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全球治理的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赫芬顿邮报》认为，“英国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许,它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和亚洲世纪的到来。这位最忠实的盟友已经认定历史历经了新的转折。美国再也不能主宰世界历史。一股新的力量已登上国际舞台。跟其他大多数中等强国一样，英国决定给自己留条退路，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

        《赫芬顿邮报》只说对了一半，对中国亚欧新战略为何成功，它到底理解不透。欧亚战略合作和经济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回到2003年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2003年，美国和英国制造种种借口，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欧亚大陆第一次出现了东西方联手的反战集团，即中法德俄的反战外交同盟（此处“集团”“同盟”均为广泛指称，而非严格法理意义上的用法）,对美英主导的伊战同盟进行了公开质疑，挫败了他们挟持联合国安理会，获取开战国际合法性的企图。 四国外交同盟的出现基于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刻变化。欧盟主要国家认为，冷战以后，美国的一支独秀的单极世界已经不符和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大趋势。

        伊拉克战争的现实对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的声誉是致命打击。2009年，痛定思痛的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向多极世界的转型。工党外相米利班德发布《对华战略框架文件》，提出了英中关系是重中之重的战略设想，并第一次使用了中国“复兴（re-emergence）”的提法，而不是西方政府和媒体习惯上的“崛起(rise)”概念。

        近代以来，英国人甚少针对某个国家公布“战略框架”。美国外交总有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企图，常被冠以“某主义”；而英国外交务实，因为保持的灵活性不需要任何固定的框架。英国人不常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进行外交决策，他们也毫不讳言其大幅度提升对华战略关系是出于英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考量，绝无美国的那种以“普世价值”包装的“利他主义”。这次牵头加入亚投行，再一次展示了英国外交传统上把握世界格局重大变化的能力。

        一直以来，英国总能在中国发生巨变的关头做出因时制宜的决策。1928年以“打倒列强和军阀”为口号的北伐军定鼎南京，英国是列强中第一个承认国民政府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英国坚持承认中共政权的实际合法地位。

        2009年“米利班德文件”出炉后，笔者曾评价说，“近代以来的英国外交的主线可以被描述为‘三环外交’，即以英国利益为核心，以有效地操控三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帝国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和同欧洲大陆的关系）为基础。而就这份外交文件来看，笔者认为它反映了旧“三环外交”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英美特殊关系”的下降，“帝国关系”的消失和“英中关系”大幅度上升的“新三环外交”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下，‘英美特殊关系’将受到重大影响”。现在看来，这个评价绝不过分。

        德法意三大国决定跟进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已成为世界体系至关重要的的一极。同时，亚太地区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更重要的是，欧盟四大国对美国的全球治理的方式不愿苟同。

        美国在冷战后继续倚重军事优势的全球战略已经得不到欧洲盟国的呼应。具体而言，在亚洲，奥巴马政府以“战略再平衡”为说辞，重塑对华遏制战略，以致太平洋颇不不太平。同时，他大力炮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试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在欧洲，美国则通过乌克兰危机重振在北大西洋安全体系的主导地位，不顾欧盟国家的实际利益，与俄罗斯开打新冷战。 欧盟国家虽然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颇有微词，但也不愿在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笔者曾在《南华早报》刊文，认为这个危机有可能重新启动欧亚大国的外交合作。果不其然。欧洲四国加入亚投行的决策，突破了美国的既定部署。

        回过头，2003年也应当说是中国外交向大国外交转型的开始。大国外交，顾名思义，就是全局在胸的外交谋略。中国和欧洲大国的关系走到 今天这一步，并非偶然。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自认世界新秩序的惟一领袖，而推行西式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乃昭昭天命，“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伊战大辩论之后，“历史”卷土重来。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把握了当时国际格局的两个重大特点：一是西方世界开始一分为二——一边是穷兵黩武的新罗马（美国），以打赢反恐战争和遏制潜在竞争对手为目的；另一边是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新欧洲（欧盟），以国际合作和双赢为目标。二是曾经战乱频仍的欧亚大陆第一次出现没有重大战略对抗的良好局面。中国需要国际和平的大环境，欧亚大陆则提供了最理想的国际舞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后，欧亚大陆出现以机制建设为先导，以战略伙伴关系为框架，全方位推进的战略协调与合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上合组织的迅猛发展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功不可没，中德新近提升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中西关系史上更属首次。

        总之，中国需要一个面向欧亚大陆的新战略， 破除长期以来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思路的外交导向——与其沉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无谓辩论，不如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转头瞭望广阔的欧亚大陆。

        2003年底，笔者在伦敦发表长文，首次提出中国新亚欧战略的设想，遭到不少欧美学人，包括国内主流学人的挞伐。在2003年及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对欧洲的重要性并不看好。而现在看来，这个战略已经开始开花结果，欧洲四大国加入亚投行不是偶然，而是水到渠成——12年以来，欧亚大陆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的建立彻底改变了政治、文化、贸易和投资的大环境。在全球治理中，欧亚各方合作日益紧密，战略协调的势头不可阻挡，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呼之欲出，以欧亚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