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沈睿文：唐朝超级胖子安禄山如何跳胡旋舞

        【编者按】

        说起安禄山，一般人都会想起历史课本里说的安史之乱，接着或许会想起白居易的“渔阳颦鼓动地来，惊动霓裳羽衣曲”，然后，安禄山是个胡人，粟特人，以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而且能跳胡旋舞，跳得还飞快！除此之外，对这个改变唐朝历史进程的人，我们似乎知之甚少。

        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安禄山服散考》，该书从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细节着手，探究安禄山的种族文化，折射出唐代的种种社会风尚，对了解安禄山其人及安史之乱颇有助益。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沈睿文先生。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沈睿文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这个身份对安禄山发动叛乱有什么作用？

        沈睿文：安禄山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节度使，控制了河北与河东地区。这些地区在唐代是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胡人聚居区，也是胡化较为厉害的地方。安禄山的军队便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这些胡人大都信奉祆教。作为上述地区的军政首脑，安禄山是“营州杂种胡”。在唐代文献中，带有“胡”字的名词，绝大多数是指粟特胡人。安禄山出身寒门，不知生父是谁，只知道是康姓粟特人。母亲阿史德氏，是个女巫，后来嫁给了安延偃将军。这样安禄山就改姓“安”了。

        安禄山童年是跟随母亲在突厥部落度过的，所以有人直接称他为“牧羊小丑”。据我分析，安禄山后来将生父定为康姓，而康姓是昭武九姓中的首姓、望族，恐怕也有提高自身血统的嫌疑；他自称常乐郡望，应该是粟特移民彰显门第的一种手段；他将母亲冠以阿史德氏，这是突厥的第二大姓，可能也有争取突厥民众的意图。

        安禄山不仅提拔了许多胡族将领，而且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安禄山还充分利用了他的身世和种族文化，制造各种神话、符瑞，大肆渲染，自称是祆教“斗战神”，以此加强所辖地区民众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安禄山事迹卷一（国图藏）

        澎湃新闻：尊著往往从细节入手，专门用了一章细致地考察了信奉祆教的安禄山服散的情况。服用寒石散是一种贵族作风，从魏晋直到隋唐都有，安禄山是赶时髦，还是别有动机？

        沈睿文：服散、炼丹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尤其在唐朝贵族、高官中风行，有的大臣甚至提前退休，专心炼丹去了。安禄山“先患眼疾”，目昏不见物，身子长疮，性情暴躁，“事不如意，即加箠打，左右给侍微过，便行斧钺”。这是安禄山长期服散造成的病征。甚至他的死跟服散也有不可或分的关系。安禄山的命运跟唐宪宗相似。宪宗也是因为服丹导致性情暴躁，对宦官稍则加罪，动则处死，弄得宦官人人自危，反过来将他杀死。

        有意思的是，安禄山服散并不是个例。唐代不少官员因服食发背而死。德宗之后不少藩镇节将也都有这个癖好。李肇《唐国史补》里面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应该说，出身寒门的安禄山服用寒食散，一方面跟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借此亲近唐玄宗的用意。可是，安禄山好像不太了解解散的方法，饱受其苦，最终还为此丢了性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服散的藩镇节将中，还有其他一些蕃将，如高丽人李正己、武威李抱玉等。这里面恐怕应该还有蕃将汉化的问题。这在考古材料上也有所体现。最为典型的便是圆形墓的墓葬形制在河北、山东地区的风行。这种墓葬形制是北朝第一门阀崔氏独创的墓葬形式，因为崔氏而成为该地区民众心目中汉文化的墓葬符号。晚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是位粟特裔，他的陵墓便使用了圆形墓的墓葬形式。        

        澎湃新闻：温泉之浴有助于解散。对于安禄山的野心和机谋，唐玄宗有所防范，为什么还要给予安禄山赐浴华清池的高规格待遇？

        沈睿文：确实，起初唐玄宗对安禄山是存有防范之心的。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安史之乱前，节度使在京城的宅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安禄山的了。它原先位于道政坊，离唐玄宗听政和活动的兴庆宫很近。安禄山势力强大时，经常派心腹打探消息。我想，玄宗肯定会有所觉察，于是弄了一个名义，说安禄山在道政坊的宅第太小，在亲仁坊为他另造了一幢豪华宽敞的宅子，“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可以看出，玄宗为安禄山另建新第，一方面是表示恩宠，一方面借此防范安禄山对他的窥伺。

        再说赐浴华清池。实际上，沐浴也是道教的一种炼养方法。赐浴华清池，一方面可以说是“高规格待遇”，表示一种无上的殊荣，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一种警示和监管。其实安禄山发家，跟唐政府对边境民族政策的转变有关。唐玄宗一改唐太宗任用胡族部落酋长的做法，多用胡族寒人为蕃将，并统率其种落。安禄山就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发迹的。华清池沐浴原本就有长生疗疾的意思，考虑到安禄山服散，唐玄宗赐浴华清池就不是简单的恩宠和拉拢，可能还含有为安禄山解散的用意。这样，华清池就成了唐玄宗与安禄山博弈的重要舞台。遗憾的是，更多具体的、微妙的细节已不得而知，难以探究了。

 唐太宗《温泉铭》拓片（局部） ，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澎湃新闻：安禄山是个胖子，“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那他怎么可能跳舞（胡旋舞）跳得“其疾如风”？胡旋舞究竟是一种什么舞？

        沈睿文：这个问题可能要把身高一并放进去考虑。文献里没有提到安禄山身高的数据，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安禄山是粟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身材一般会比较高大。如果训练得当，身材尽管高大，跳胡旋舞应该也可以旋转起来。在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人。不过，是否真的有350斤重，这里面也许有所夸大。

        从安史之乱后唐朝知识界反思初唐胡风、胡化的作品来看，胡旋舞成为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符号。这在考古工作中也有发现。比如，北周粟特裔安伽墓石棺床屏风正面屏风6的下部、史君墓石堂N2和虞弘墓椁壁画第5幅，以及宁夏盐池县西窨子梁6号墓石门上就有胡旋舞的图像。

        我们可以注意到胡旋舞的场合一般有以下几个元素：1.跳胡旋舞的舞者；2.有伎乐的伴奏；3.有酒器；4.有灯烛。当然，还有观舞者，这一般就是指墓主人了。胡旋舞多是在晚上观看的，这与唐诗里的记载可相印证。比如，李端《胡腾儿》云：“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该诗的题目即点明夜观胡腾舞，诗中又有“红烛”、“残月”，可证当时胡腾舞表演多在夜晚。

        上述几个元素共同构成夜宴的场景，这个场景也成为胡裔墓葬彰显自己种族文化的重要选择。更有甚者，天水石马坪隋墓更是用墓室地面的随葬品和石棺床前档壸门的伎乐图像共同构成夜宴观舞的场景。

安伽墓正面屏风第1幅奏乐舞蹈图

        澎湃新闻：唐朝崇尚相术，在这种社会风尚下，善于逢迎的安禄山会不会夸大自己形貌的特别之处？

        沈睿文：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占据、主宰唐代社会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头脑和行动的是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信念和信仰。相术就是其中之一。翻开唐人的著作，就可注意到当时人对人物相貌往往有很细致的描绘，而且是极尽夸张之能事。

        说到安禄山的相貌，在体形上最明显的就是胖，《新唐书》《旧唐书》和《安禄山事迹》都提到安禄山晚年肥胖得要命，肚皮都要贴近地皮了，得依靠两只肩膀抬起腰腹的赘肉才能行动。这显然有点夸张，但胖是毋庸置疑的了。

        另外，在唐玄宗看来，安禄山这个胡人“骨状怪异”。

        不过，安禄山更有名的可能是他两只脚底下的黑痣。据说，安禄山还在张仁愿将军手下的时候，有一次在给张洗脚的时候，发现张仁愿有一只脚脚底有“黑子”——唐以前对“痣”的叫法，唐宋以后多称痣或黑痣——被认为是贵相。安禄山则说他两只脚都有一颗黑痣，比张将军的痣黑且大。从事后张跟安的关系以及安禄山的发迹来看，这则故事应该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唐玄宗不但是一位道士皇帝，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修行者。随着他对道术的迷恋日深，导致他在晚年只在道术的逻辑里防范安禄山？

        沈睿文：我们都知道，唐朝以道教为国教，高祖李渊一即位就跟道教教主老子攀亲，老子被尊为唐朝宗室的“圣祖”。此后，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在唐代诸位皇帝中，要以玄宗的相关举措最多。他进一步把道教教主皇帝化，把神权皇权化。

        而唐玄宗“善骑射，洞晓音律及阴阳、象纬、推步”。在他的宣扬和推动下，道教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一个高峰。居住在兴庆宫期间，玄宗还每日每夜都会到大同殿焚香顶礼老君像。在华清宫也修建了老君殿堂。

        到了晚年，玄宗越来越热衷于寻找长生的方法，成了道术方士的信徒。确实，他对待道教和道术的转变影响了帝国的大政方针，自然也影响了他对安禄山的措施出现变化。

        上面讲过，唐玄宗曾经通过赐宅邸的方式将安禄山从兴庆宫南的道政坊搬走。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东西过度痴迷，就容易陷于偏听、偏信、偏执的境地，这种迂执的情志也很容易在当事人做决策时起着某种不易觉察的作用。比如，隋文帝因梦洪水没都城和方士安伽陁“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便把将作监李敏杀死。而其中的理由很荒谬，只是因为李敏姓李，小名“洪儿”，这一切跟安伽陁的谶语相合。从隋文帝的这件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唐玄宗类似行为的出现。

 长生无极瓦当       

        澎湃新闻：昭武九姓胡人在唐朝起着沟通东西文明的作用，放在更长的时段来看，安史之乱对胡人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沈睿文：这个问题恐怕还要对“胡人”进一步具体区分。比如说，粟特胡和波斯胡的命运就不一样。一方面，安史之乱的主体是粟特胡，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安史乱后，在唐朝的粟特人有的改姓，如武威安氏；有的改籍贯为会稽、常乐；有的跑到对他们较为宽松的河北地区。实际上，这些现象跟他们对唐帝国的国家认同和汉化的总体趋势也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从考古材料看，长安地区的波斯胡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此，这里面是否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安史之乱以后，来自不同地区的胡人之间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这今后还可以进一步考察。       

        澎湃新闻：尊著撇开了大的政治事件，而将一些碎屑琐事置于观察的重心，这是否意味着唐史研究趋向上的一种转变？

        沈睿文：生活本身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这本书只是讨论安禄山及唐玄宗生活和政治中的另一面向，并非否定大的政治事件的作用，更不是以偏概全。历史的因果是多元的，其原因同样是错综复杂的，而非单一。我只是想看看是否能从一些琐碎的边角料里发掘出某种有意思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人和事也值得注意。

        我的专业是汉唐考古，关于这个时段考古材料的时空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在考古学研究中，如何跟历史文献相结合深入研究？怎么更好地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物）跟具体的人、事相关联？以求更好地理解考古材料的使用与形成，同时也能让我们所研究的人、事更为具象、生动。这是我尝试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安禄山的一个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