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椒”生存调查：85%不是上海人，自认社会地位低

        2012年一篇取名为《工蜂》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全社会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的关注，一时间被称之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师成为“一高二低”（即高学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代名词。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工作以及生活真的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吗？

        去年，受上海市社联委托，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组成课题组进行调查。课题组抽取了年龄在45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员，把这部分人员称为“青年社科工作者”。调查范围涉及上海的15个单位，其中包括4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4所普通高校，2所研究机构，共获得有效问卷1528份。课题组试图通过这次实证调查来真实地揭示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婚姻：超八成已婚，未婚率低于全国水平。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最小的为23岁，最大的为45岁，平均年龄为36.3岁；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已婚”的青年社科工作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3.2%，其中男性的已婚率达到84.5%，女性的已婚率也达到82.1%。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资料相比，同年龄段青年社科工作者14.8%的未婚率远低于全国18.5%的整体水平。

        学历：八成青年社科工作者拥有博士学位。本次调查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被访者占到了总人数的80.9%，教育程度为硕士的占总人数的18.2%，仅有0.8%的被访者为大学本科。在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青年社科工作者中，59.4%毕业于“985”高校，15.6%毕业于“211”高校，13.6%毕业于海外名校，3.3%毕业于海外一般学校。相比较外省市同类单位，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学历水平较高。

        职称：从讲师到教授呈现出了“541”的格局，晋职之路较为艰难。被访者为讲师（中级职称）的占总人数的48.7%，副教授（副高）占39.0%，教授（正高）占8.5%，助教为1.9%。从职称结构上来说，呈现出了“541”的格局。但这种格局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青年社科工作者的职称晋升之路比较艰难，副高和中级职称的人数比例积压太多。

        来源：85%为非上海“土著”，主要成长于中小城市、城镇或农村。被访者是上海“土著”的仅占总人数的15.1%。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出生地为外地中小城市的比例最大，占总人数的25.8%，其次为外地农村（19.8%）、外地县城或城镇（19.6%）、外地大城市与省会（16.2%）、其他直辖市（3.9%）。84.9%的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来源于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区，而超过6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青少年成长地为上海以外中小城市、城镇以及农村。

        信仰：七成以上为中共党员，96%无宗教信仰。从政治信仰来说，党员占总数的72.8%，比例远高于上海市级机关61%的党员比例。有16.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无党派，5.8%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另外还有1.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从宗教信仰来说，无宗教信仰占到了总人数的95.9%。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比例为2.0%，信仰基督教为1.6%。

        国际化水平：四成以上有过留学经历，但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随着近些年国家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出国攻读学位以及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有留学经历人员在青年社科工作者中的比例较高，总共有43.3%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有过各种形式的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不过从国际化的比例来看，身份属地为中国大陆的占总数的99.4%，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数占总数的0.4%，而其他国家的人数仅占总数的0.2%。可见，虽然近几年从海外引进的学者以及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是直接从境外到上海来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比例较低，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呈现出低认同与内部分化的特征。从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来看，1分最低10分最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总体平均得分为5.23，明显低于2013年我们在上海市区对普通上海市民调查时7.56的平均得分。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内受访者评价最高为5.43，而普通高校只有4.95；从职称来看，教授（正高）的自我评价最高为5.75，而讲师（中级职称）只有4.99。在高校类型和职称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职称、单位和学科：内部分化和外部落差的收入格局

        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校和科研机构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工作人员的单位收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二是绩效工资，主要由高校自行负担。这样就造成了不同的单位、院系内部以及不同职称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化。

        从不同单位的收入来看，“985”高校46.5%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211”高校的这一比例为43.3%，地方院校为24.2%，党校和社科院分别为45.1%和73.0%。结果显示，部属高校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收入普遍比上海地方高校低，而党校和社科院的收入则更低。

        从不同学科来看，受到学科与市场关系亲疏程度的影响，不同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收入差异。人文类学科有45.4%的受访者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社科类的比例为42.3%，经济管理类为22.0%。可见，学科的市场化、社会化越强，收入越高，反之则越低。比如，经济管理类收入远高于其他学科，基础类学科如哲学、历史等面向社会和市场的机会更少，收入则更低。

        从不同职称来看，教授（正高）中年收入低于8万元的占9.1%，副教授（副高）的为28.6%，讲师（中级职称）的为53.9%。调查数据显示，讲师收入主要集中在年薪6-8万区间，副教授则是在10-12万之间，而教授则处在12-18万之间，也就是说副教授的收入是讲师的1.5倍，教授则是讲师的2倍。

        综上所述，相比较上海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来说青年社科工作者总体收入不高，但是内部的差异较大。收入的高低除了要看职称高低以外，还要看在哪一类高校以及什么学科工作。“穷教授，富讲师”也是普遍存在的。

重科研、轻教学：科研成果往往决定了青年社科人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毋庸置疑，当前，科研实力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综合实力评估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在各种评估体系和学科、机构排名的指标化压力之下，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科研，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对教学的忽视。这主要体现在：

        职称低完成的教学量更多。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完成9.36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每学时45分钟），职称越低，每周的教学工作量越大。相比较而言，教授平均授课时数为8.52，副教授为9.09，讲师则为9.71，助教为12.03。不同类型的高校中，普通高校的课时数最高，为10.77，“211”高校为9.65，“985”高校相对较少，为8.57。工作年限与教学工作量没有直接相关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入校时间越短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量越多。

        这主要的原因是教学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主要体现为工作量的完成。另外入校时间短并不意味着职称低，一部分受访者有可能是被当作教授或副教授直接引进的。数据显示，促使被访者对于教学投入的最主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责任心（37.1%），第二位是工作量考核（22.2%），学生是否投入排第三（17.0%），个人兴趣则居第四（14.4%）。这样就可以解释，尽管职称越低完成课时越多，但是不同职称课时差并不大，教授只要完成基本的工作量，其他工作量考核可以论文和课题来充抵，而职称较低者则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多上课来充抵工作量。

        收入与科研成果数量及质量成正比。科研成果是职称评审的硬性条件，不仅如此，它也是拉开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都设有对重要科研成果的奖励政策，有些人的年度科研奖金甚至远远超过一年的单位总收入。而对于教学而言，仅有的奖励一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调查显示，如果将完成课时工作量及在国外核心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进行比较，课时工作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占六成五，收入在12万以上为一成五（其中18万以上近1.9%）；而国外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不到四成，收入在12万以上近四成（其中18万以上20.5%）；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前10%的收入在10万以下占五成，收入在12万以上近三成（其中18万以上7.8%）。可见，科研成果越多，成果层次越高，收入就越多。

        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职称晋升的两座大山。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职称晋升是最重要的个人发展路径。从调查数据来看，影响职称晋升排在前五的因素分别是：论文、著作难发表是最主要原因，选择此项的被访者占到总人数的76.5%；科研项目申请次之，占总人数的52.1%；此外，把“科研时间不够”“各种事务太多”“职称评定标准太高”列为职务晋升的困难因素，分别占总人数的45.1%、40.1%和35.4%。

        综上所述，相比较科研，教学考核主要体现在工作量的完成，但是教学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培养则显得不太重要。科研，特别是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以及高级别的科研项目，成为高校教师们工作的核心，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未来发展。

未来的不确定与工作挤压下的日常生活压力大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尽管不需要像政府、企业部门朝九晚五上班，时间的支配大多较为自由，表面上令人羡慕，实际上他们受到来自科研、课题、晋升以及经济收入上的多重压力，自由支配时间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学准备，这客观上挤压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不固定，心理压力较大，日常生活质量反而较为低下。这表现在：

        睡眠时间短，休闲时间少。总体上，受访者日常的睡眠时间都少于6小时，职称越高，工作日睡眠时间越少，日常休闲时间都少于2小时，职称为副教授休闲时间最少仅为1.37小时。节假日睡眠时间虽然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仍然在6小时左右徘徊，教授（正高）睡眠时间为5.95小时，副教授（副高）为5.81小时，讲师为6.20小时。节假日休闲时间提高的幅度较高，讲师职称受访者达到2.73小时，副教授（副高）为2.40小时，教授（正高）为2.25小时。总体来说，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职称越高，休息时间越少。

        职称越低，情绪、心理方面的压力越大。对于受访者心理方面的指标测试（1为最低，5为最高），调查数据反映出了职称越低，压力反而越大，也就是说心理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收入、考核、职称这些都成为心理困扰的主要来源，而职称越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就越强，心理压力自然越大。可见，虽然职称越高，休息和休闲时间越少，但在情绪和心理压力方面反而是职称越低压力越大。

        目前中国以外的高校主要有英美体制以及欧洲体制两种，前者实行“非升即走”，在聘期内给予较高的待遇，未获终生教职者课时量较少，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另一种欧洲体制，主要采用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不存在所谓的核心期刊，研究的质量由同行评判，虽然待遇不高，但是享有较好的国家福利，工作较为稳定。

        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目前正在逐步走向英美体制，也就是打破原来的“铁饭碗”，许多高校已经不给予应届毕业生固定岗位，而是采用师资博士后的方式，除了入校时进行面试以外，还要在聘期内接受科研完成情况的考核。另外，还有的高校也开始实行“非升即走”，这个“走”并不一定是离开学校，也可以转做行政。

        不过在高校教师基本工资还普遍低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高校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人员也在不断流失。因此，如果不能够保证较高收入，“非升即走”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英美体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比之下，欧洲体制虽然在效率上比不上英美体制，但是对于人才稳定性以及考核和评价体系上更加人性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

        （调查过程中，接受调查的15个单位的科研管理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吴越菲、方筱、顾楚丹、吴晓凯等诸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数据处理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本文转自《社会科学报》，原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基本状况调查——在生存与发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