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能？或者说，民主制度下的一党执政为什么能？

        2009年，记录新加坡民主党领袖徐顺全博士的短短二十六分钟纪录片《新加坡反抗者》（Singapore　Rebel）终于解禁。新加坡政府在2009年修改了影片法令，使该片得以归入M18级，可以在加注“成人内容”忠告后播映。这部影片曾在2005年的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被禁映，拍摄者施忠明随后经历警方长达十五个月的调查，并被“严重警告”。        

        徐顺全早年在美国佐治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系。他于1992年加入新加坡民主党，很快改变该党的温和作风，使得该党成为新加坡建国后最成功、最激进的反对党。此后不久，徐顺全就被校方指侵吞研究资金，不当挪用百余美元，用研究资金支付自己向美国学术期刊投稿论文的邮费。徐为此愤而绝食，表达抗议，从此逐渐弃学从政。        

        2001年，徐顺全在代表民主党竞选期间，路遇当时总理吴作栋，当面指责吴作栋及资政李光耀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总值一百七十亿新元贷款。很快，吴作栋和李光耀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徐顺全诽谤。法院作出判决，徐须分别向吴和李赔偿二十万及三十万新元（总额约两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至2006年，徐顺全因未能付清款项而宣告破产。        

        在一次美国媒体的采访中，徐顺全以昂山素姬和曼德拉自比。他因抗议行动已经多次入狱，受到折磨。甚至按照本地法律，徐顺全在2011年前都不能参加国会竞选。目前徐顺全仍积极参与许多国际政治组织，也在2003年获得过“议员全球联盟”颁发的“捍卫民主奖”，但要在新加坡撼动吴作栋及李光耀的政治地位，绝对没有可能。        

        中国学者萧功秦曾近距离观察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选，亦有同感。当时执政党政府采用了很多技术手段，以法律来限制反对党的活动空间。比如说，执政党即人民行动党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法律还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止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而干预内政。        

        新加坡选举法甚至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明确的、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就会被起诉、罚款乃至剥夺竞选资格。所以新加坡民主党在1980年创立，1991年赢得三个议会席位，已是建国后最成功的反对党。新加坡议会共有九十四个席位，宪法规定其中必须要有三个反对党席位。民主党赢得三个议会席位，囊括了所有三个反对席位，在反对党中居首。但与执政党的九十余个席位不可同日而语。        

        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这样评论，“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其实，这种污名化政治竞争对手、用法律将竞争者判为罪犯，施加惩罚，正是古今中外最常用的政治手段。   

        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显然是不折不扣的威权政治，许多方面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但是再来看看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则足以使最挑剔的经济学家闭嘴。新加坡自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以来，已经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四百美元上升至三万八千美元。新加坡国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越了西班牙和新西兰，是其近邻马来西亚的五倍之多，甚至略高于日本，居亚洲之冠。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但拥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才可能的惊人发展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民主政体、又非石油出口国的“高收入国家”。        

        新加坡目前的人口约为四百五十万人，面积仅有六百九十九点四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六千二百人，乃世界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摩纳哥。除了交通便捷以外，没有任何资源和能源可言。这种特征的小国，经济上只能依附大国、顺应潮流，新加坡在这几十年内步步踏准，节节高升，几代领导人确实表现出驾驭经济的杰出才能。        

        经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经济迅速调整方向，重新起飞。从十年后的数据看，新加坡各方面的恢复水平都要比它的主要对手——中国香港好很多。香港已经把大多数工厂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的南方诸省，而新加坡通过产业升级来解决问题，制造业依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约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尤其造船业和生物制药业更是以每年百分之四十的速度增长。        

        但是本轮危机爆发，小国很难抵御，必定遭受重创。淡马锡公司因投资美林遭受到不小损失，但最近也开始触底反弹。总的来看，新加坡政府和大公司面临冲击应对合理，危机导致的冲击比预想要小，新加坡的经济根基也未动摇。今年上半年，危机影响最深，裁员不可避免，但大多数新加坡大公司努力避免大规模裁员，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三，这已是了不起的成绩。        

        总理李显龙表示，新加坡经济情况目前开始稳定，政府对长期经济发展抱有信心。政府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将萎缩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已经比上半年估计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要乐观不少。前总理吴作栋更是表示，目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一定会加快全球经济重心向东方转移。        

        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神话，倒有可能使新加坡领导人对自己这套威权政治模式更有信心。李光耀很早就坚定表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一定会不断演变，但是这些改变不是为了满足人权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的要求。”        

        资政吴作栋更是用“信托”来概括新加坡政府的执政模式，毫不避讳有违民主的政策决议，“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有些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讨好老百姓，老百姓说不行就不敢做了。我们应该拒绝避重就轻……”        

        李光耀、吴作栋以及李显龙都有强烈的家长作风，李光耀隔代传位于长子李显龙也绝非偶然。吴作栋交班时曾表示:“不是他的父亲选择他，更不是我，他必须经由他的同事和国会来选择。”然而对比他前面的“信托”说，不难理解“由他的同事和国会来选择”背后的真正含义。        

        李光耀退任资政之前，故意避嫌，国会议员李显龙总被安排在一些不敏感的部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显龙为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起草一份报告，名为《二十一世纪新加坡》，实质是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蓝图，轰动狮城，成为李显龙重要的政治资本。1990年，李光耀交班于吴作栋，而吴作栋也任命李显龙为副总理。吴作栋执政期间，李显龙也经历了十四年副总理的锻炼。吴作栋请辞总理之际，顺理成章地交班于李显龙。        

        李显龙现任妻子何晶，长期担任新加坡财政部控股的淡马锡投资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裁，今年初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请辞，但仍未找到接班人。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曾任新加坡最大国有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他的妹妹李玮玲医生则是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全都位居要职。民间不乏关于李氏家族“裙带关系”的质疑，但在缺乏“切实证据”的情况下，任何公开质疑都可能会遭到控告，走上徐顺全式的不归路。        

        在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袖的观念中，这些问题恐非紧要。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一般不在于是否家族垄断，而在于经济是否有活力，政治是否保廉洁。儒家文化向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廉的目标，那么一切之前的威权控制都能获得合法性认同。

        政治学大师罗伯特·达尔就说过，民主不能保证它的公民生活幸福、事业兴旺、身体健康，不能保证他们聪明、和平和公正，实现这些目标，实在超出了一切政府的能力，民主政府也不例外。对一个小国，威权统治在短期内很有可能比民主政治获得更好的绩效。尽管如此，新加坡也一直在推进自身的民主化进程。        

        理论上，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追随英国威斯敏斯特体系。总统是国家元首，却只拥有象征性权力。1991年以前的总统实际一直由议会任命。1991年宪法修改，总统开始由民选产生，任期六年。新加坡实际的政治模式仍然是：精英治国、唯才是用（meritocracy）、廉洁政治、多元种族主义、一党主导（one party dominant）、负责任的报章（包括其他媒体）、法治、法律许可的自由，还有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等等，基本都由资政李光耀一手打造。        

        李光耀设计政治制度的理念可作如下概括：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        

        如此一来，新加坡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世界潮流即多元民主国家中的一员，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种做法借用民主之形，施行威权之实，可谓一举两得。        

        李光耀特别喜欢倡导儒家伦理，主张用儒家的和谐理论来化解社会矛盾，对西方的宪政民主则抱有深深怀疑。他曾说，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对此颇为赞同，他主张新加坡应充分发挥多元文化的特色，让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尽量地发掘、创造自己的文化资源，使新加坡的整体文化资源厚而不薄，才能有效地面对庸俗的欧美次文化的冲击。        

        哈佛大学的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承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亨廷顿赞扬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是个“近乎完美的社会”，但认为要长期维持这样的社会几乎不可能，人治很难比法治更稳定和更长久。李光耀自称新加坡已经发展出廉洁和有效率的独特政体，可这种凭借个人威权建立的体制很有可能人亡政息。        

       亨廷顿已经去世，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肯定已经过去。李光耀在形式上放弃权力，但他儿子掌控的威权政治没有半点疲态，反倒可能在克服金融危机之后更趋稳固。李光耀说过：“在新加坡，无人有权来推翻我！”目前确实如此。

        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