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新作选读｜邮编200031

        【编者按】作家陈丹燕的几篇新作依然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她再次进入那些尘封的房间，寻找那些房子和人的故事。她在文中写到了作家柯灵的房间，写到她正在参与的上海湖南路街道口述项目……她深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小支弄中，原来还有那么多故事。本文原题为《200031的琥珀》，据陈丹燕介绍，《200031的琥珀》及其他几篇新作将收入到新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此文，略有删节。

位于武康路淮海路路口的武康大楼。

        这是个上海地方历史的幸运时代，上海自1840年后第一次如此珍视自己经历过的沧海桑田，对自己一百多年来都会身世的羞耻感正在退潮。上海第一次有机会从容地寻找自己历史的遗迹，擦洗干净它们，并用它们打扮自己。它第一次切实地了解到记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保护自己的记忆，就是保护自己灵魂的自由度。

        于是上海渐渐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用于保护城市记忆。最重要的法规是划分了上海十二个历史风貌保护区，在保护区里不得随意拆除或者新建建筑。后来又有了永不拓宽街道令，在保护区中划定了六十四条永不得拓宽的街道，用于保护街道的历史面貌，时间形成的富有上海特色的街道气氛，保护街区完整的空间感受。

        邮政编码为200031的街区，就是身处衡山路湖南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的历史街区，其中有五条永不拓宽的街道。这五条街道中的武康路，作为修整历史街道的样板，逐渐实施了修复。它们在安静的老街区里散发着琥珀般的光芒与气味，成为200031的贵重装饰。每年都有这个街区的志愿者们，在特定的日子带领预先报名的游客走街串巷，到预先申请开放的老房子里参观，并讲解街区和建筑的往事。

        在武康路的修复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武康路整洁了，富裕了，安静了，世界小学恢复了，罗密欧的阳台保住了，又新开了法国面包房和书店，但整个街道却悲剧地呈现出一种类似话剧开演前的舞台布景的干燥单薄，都是真实的街道，房子，阳台与街灯，甚至房子里的人和厨房的气味，但集合在一起，却变得虚假，好象泡沫塑料搭的。

        在那里行走或停留，舞台感渐渐代替了真实的内心感受。这种被追光灯强力照亮的感受渐渐蔓延到周围的马路上，永福路，五原路，复兴中路，湖南路，高邮路，我小时候长大的街区，在比太平洋战争中被毁坏的城市面积大得多的改造中侥幸被保护下来，却慢慢变得不真实，心里的感受真是古怪极了。

        负责规划武康路修整的规划师是个年轻的同济大学教授，他说出了一个始终困扰他工作的问题：这条路为谁规划？满足谁的生活？大家都称赞他的工作细致优美，但提起武康路，提起它周边的那些历史街区，他脸上油然升起的困惑便像乌云般，渐渐遮没了一位教授脸上固有的自信与雄辩。

        只有安福路似乎侥幸逃脱了舞台布景的命运，但这却要归功于常年荒置的褒德里遗迹，以及路尾文艺青年时常云集的话剧中心，以及自然生长起来的面包房，湘菜馆，中式家具小店，以及便利店和镜框铺子。每到话剧中心有新戏上演，夜色里闪闪发光的，不光是那些灯火通明的小店，也是被玻璃窗内灯光照亮的，在马路上晃过的文艺青年，中年和老年们斯文的身影。

复兴西路的梧桐树就像一条时光隧道，柯灵的家就在这里。

        就像命运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一个转机，令人看到通向前方的一条羊肠小道。对我来说，是对柯灵故居的探访。复兴西路上的柯灵故居在2014年完成了旷日持久的故居修整开放规划，由湖南街道主持修整。于是我才有机会跟着清点小组去柯灵家，而柯灵夫妇已相继辞世多年。

        还是在1992年，我陪伴一位台湾人在附近的街区闲逛过。这次漫步促成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第一篇文章的写作。那天从乌鲁木齐中路拐向复兴西路，向武康路走过去，我们路过一排梧桐树后黄墙斑驳的老公寓。我们望着污迹斑斑的红钢砖楼梯，它通向一扇同样污迹斑斑的半圆形木门，它旧有的精致和曲线优美的门把手在久未擦洗的雨痕和积尘里，有种因为颓唐破败而惊心动魄的美。

        那里就是作家柯灵的家，对台湾人来说，他的身份是张爱玲的旧相识，文化人知道得略多一点，所以还知道柯灵是四十年代上海杂志《万象》的编辑，他编辑过张爱玲的小说。《万象》杂志在台北的旧香居旧书店里有过收藏和流转，算得上是中华文脉。

        2000年冬天，为探访旧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故居，我走进过这栋建筑，那时我在写《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它的楼道里有成缕的积尘从灰白色的天花板上挂下来，随风飘拂。那一年我路过二楼柯灵家大门时，柯灵去世不久，柯灵太太陈国容希望将来柯灵故居可以向社会开放，此时她已不移动丈夫书房里的东西，直到自己去世。

        在那个寒潮滚滚的下午，也许年迈的柯灵太太移动着她沉重的身体，在厨房里为自己做了一杯加奶的热茶，她端着茶杯慢慢走过家中拥挤的书柜和茶几，来到面向复兴西路的客厅窗前。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但从此腿脚不便，人的性情容貌也大变，她走路总拖着双腿，发出踢踢踏踏的声响。冬天去过柯灵家的人都说那里彻骨的寒冷，老人们在家里也穿着呢大衣。

        这次，房子还是原来黄墙斑驳的老公寓，只不过如今它是历史街区的历史保护建筑。红钢砖还在原处的楼梯上，它们还是那样污迹斑斑地通向那扇门洞，门洞处的积尘仍没人好好擦洗过，每次我去，在敞开着的楼梯窗那里，总能见到一束长长的竹竿穿窗而出，搁在半空中。那是上海人晾晒衣物的工具，只是通常大家都放在自家阳台上，不侵占公共空间，更不用说带有造型优渥的椭圆楼梯窗，现在它们还在原处，仍旧颓唐而粗鲁。这次我们带着柯灵家的大门钥匙。我们打开了它。

柯灵家久未打开的书房窗子被底楼的植物密密封住。

        这时，时光养大了园子里贴墙生长的青藤，它们爬上二楼，爬满了柯灵书房的小阳台，拉扯着从墙体里突出去的小阳台摇摇欲坠，并且封死了久未打开的长窗。又向四周蔓延，封死了隔壁浴室的窗子。在浴室里只看到喝饱了雨水粗壮的枝蔓紧紧扒在玻璃上，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纠缠着枯叶，天光艰难而无辜地穿越重重腐殖败叶，带来隐约的蓝天，这就是柯灵幽暗的书房，公寓里最初保留下来的房间。放在书橱顶上的白色毛泽东石膏胸像高高俯视着这间房间，只是后来屋角失修漏雨，天花板阴湿发霉，如今白色的石膏像上落满了褐灰色的水渍。

柯灵书房中的毛泽东像。

        在柯灵书桌的玻璃板下端端正正压着一张娟秀小楷抄写的贺卡。这是1992年钱钟书夫妇寄来的新年礼物。他们夫妇是四十年代柯灵的作者，与张爱玲一样。柯灵从四十年代用起的美式墨镜也还在台灯旁边放着，他当年是否就戴着一副时髦的眼镜，见到参加文化界大会的张爱玲，现在不得而知。想来，柯灵是个爱惜作者的编辑，直到八十年代，他还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写文章，希望文学界不要忘记这部质地精致的长篇小说。也为在大陆刚刚被人想起的张爱玲写了《遥寄张爱玲》，向当年只是一知半解的张迷介绍这个他的旧作者。

留在书房写字桌玻璃台板下的钱钟书抄录的小楷和柯灵的眼镜。

        桌上还留下半瓶的美国产深海鱼油丸，二十年前这种保健品曾是从美国回来送老人体面的礼物。虽然早已过了保质期，塑料瓶里的丸药看上去却安然无恙。

        柯灵用的写字桌是柯灵太太从娘家带过来的铁写字桌，原来是银行里用的，非常沉重坚固。柯灵从四十年代开始，一直用到去世。那些坚固的抽屉里放满了他的信件，便条和笔记，以及文汇报从前用的方格稿纸和红蓝铅笔。现在除了稿纸受潮后生出些细小的褐色霉斑，一切都按照柯灵的习惯摆放着，仍旧散发着一个经历坎坷的文化人细腻敏感的私密空间气息。

        书架里的书，有许多关于上海历史和地理的，上百本之多，这大概就是柯灵晚年为写上海百年史诗准备的资料。他在七十岁后一直想写一部上海百年风云录，但未得以完成，只在1994年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十里洋场》。那时正是上海出发去寻找自己城市的记忆的前夜，经历了多年小心翼翼的生活，柯灵仍旧保留了敏锐的感觉。

        柯灵晚年的散文令人印象深刻，九十年代时，上海重新发现了张爱玲。柯灵为《文汇报》撰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张爱玲评价。他的老友陈西禾去世后，他也撰写了长篇散文痛切地评述陈西禾越来越局促沉默的人生。柯灵晚年的散文平实而优雅，经历许多政治风雨，他的用词已被磨练成平静准确而且内涵丰厚，为读者爱戴。他出版的散文集曾取名为《昨夜西风》，想来是来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诗句，现在想来，这也是晚年时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评价。他已经年迈羸弱了的体力，和他久被禁锢的创造力都无法承担他文学理想的沉重，甚至他阅人阅世久经洗练的眼界。

柯灵夫妇的遗照。

        柯灵太太为他保留了柯灵精神世界的完整模样。比起柯灵对自己的期待，陈国容更有勇气，更执着，更坚贞。她心中似乎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六十年代自杀前，写在遗书上的那句话：“亲爱的，我们是无罪的。”她在柯灵去世后又多活了七年，最后，不光留下了书房，也留下了整个家。她使它们成为一块像柯灵这样的上海知识分子生命的化石，她相信有一天她家里留下的一切会被人理解。

        柯灵的遗言提到了她，说她是他家庭的支柱。

        从柯灵书房出来，与之相连的浴室天花板几乎受潮坍塌，但浴缸上方的木头十字衣架上还晾着一条上海产的丝光毛巾，面盆架的刷牙杯子里还插着一副用过的牙刷和牙膏。我想这是柯灵太太被送往医院的前一晚用过的，那是夏天，所以她的床上还罩着毛巾毯，她的矮柜上还放着一叠公共事业费用的账单。

        在厨房碗橱里，我看到装在花生酱玻璃瓶里的，是早已结块了的散装白砂糖。碗橱深处放着工厂技校食堂用的白色蓝边洋铁碗，“文革”后，上海的许多人家都有这种工厂食堂里带回来的铁碗，七八十年代时，人们都喜欢用它直接在煤气上热剩菜，或者煮沸鲜牛奶。即使是柯灵这样大半辈子住在上海的左翼文人，那时也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沾染上工人阶级的生活细节。

        不过，在毗邻着厨房的客厅里，我看到一套四十年代风行于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ART DECO客厅家具。还有一套带木头书箱的四库全书，这是许多知识分子家都不再保存的古籍，听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文汇报的造反派查封了柯灵家的客厅，它们才侥幸得以保留。

        甚至空气也保留下来了。那天虽然打开了门窗，但我仍能闻到房间里老人居所特有的陈宿气味，这让我想到固定在琥珀里的那些气泡，那本是古老的空气，早已无处可寻的空气。

柯灵家的客厅。

        站在柯灵家敞开的厨房窗前，隔着一个四十年代的洗碗池，和靠在水龙头旁边的一只细竹丝编成的淘米箩，我望到楼下梧桐深深的复兴西路，街对面有家新开的红酒馆，几个金发的洋人在桌前望着外面，桌上放了一本蓝色衬底的孤星旅行书和耐克的防水背包。

        现在来上海旅行的外人也懂得去过外滩和豫园后，在历史风貌保护区里花更多的时间，寻找自己独特的上海体验。人们来这里吃饭，漫步，喝酒。而我觉得自己是站在琥珀中心的小虫子的角度，向他们张望。我相信他们慢慢在不寻常地大敞的窗户里望到了我，他们好奇而平静地望向我。于是我们互相张望着。我相信他们看到了琥珀难以复制的时光之美，而我看到的是琥珀沉淀并永恒的悲欣。        

        在柯灵故居，我，街道主任李侃和主持故居修复的前区文化局长宋浩杰。我们都束手站着，不敢轻易翻动那些化石般完美的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才是湖南街道真正的宝藏，它甚至比一座淮海中路最精华地段的老房子宝贵得多。我相信我脸上也会有他们两个人此刻的表情，那是一种恍惚，不知道自己能否担当已经意识到的责任。

        试想一下那些通常都安静关着玻璃窗的房子，在湖南路上曾是周佛海故居，汪精卫故居，陈毅故居，邓小平故居，贺子珍故居的湖南别墅，在武康路上的唐绍仪故居，旁边的巴金故居，在五原路上的张乐平故居，在淮海中路上的盛宣怀故居，旁边的张元济故居，高安路上的荣德生故居，桃江路上的宋庆龄故居，安福路上的吴国桢故居，这些由时代与命运造就的琥珀如果一旦都能闪闪发光，一百年的湖南街道将会如何的令人倾心。

        在历史街区细细寻找历史留下的芳香晶莹之物，似乎是在这个幸运时代可以接下去做的考古。对一个富有历史感的街区，最开始人们看到的是它古老的大树，上个时代窄小的人行道与空间感受，还有建立于各个时期，带着各种时代与地理印记的保护建筑，然后，人们才能看到住在里面的人，看到他们的书房，他们的厨房，他们留在桌上的半瓶鱼油胶囊，他们用过的牙刷。

        当然，他们用过的本子，他们留下的传说，他们曾经的爱与怕，坚持与放弃，这些构成精神世界的东西终究会浮上街区记忆的深渊。时至于此，在永不拓宽的街道里留下永不淹没的居民记忆就成了抵御内在空洞的出路。挖掘出一个历史风貌保护街区玻璃窗后的琥珀，使它不光是地方法规里永不可拓宽的街道，也是拥有永不可磨灭历史记忆的街道。        

        为已有百年历史的湖南街道做居民个人口述史的想法就是这样成熟起来的。不光是重要居民的故居和旧居要保护，还有类似柯灵故居厨房碗橱里的那半瓶散装白糖那样微小而真实的细节，那是在街道生活过的普通居民个人生活史。我希望能在由黄兴故居改造成的武康路游客中心里，专门做一个湖南街道居民个人口述史的声音博物馆，向游客开放。对街区历史和建筑股市有兴趣的人，用身份证换耳机，就能在声音阅览室里听到某弄某号某家人在此居住时留下的记忆。如果有开放的居民故居，口述史的声音还可以在故居里循环播放，在听觉上还原建筑内部和街道的生命史。

       这是上海第一个百年街区居民口述史的采集项目，我有幸参与它的发起，目睹它成形的过程里多少波折，最后在一张旧桌子上确定各种细节，也确定了项目名称。200031是湖南街道的邮政编码，所以，我们这个街区口述史的项目名称，就叫200031。

        从初夏时分去柯灵故居，到确定口述史项目，已是隆冬季节了。我们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工作小组，建筑史家，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地方官员，作家以及历史地理专家，我们试图确定一些经历丰富的居民来做第一批讲述者，我们已经有个湖南街道的街区发展史当经线，居民的个人史和家族史成为纬线，将两者结合起来，街区口述史就会有深度。

        在此之前，我们比较了台湾九十年代开始的社区营造运动，在社区营造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也做了不少个人口述史，台湾人用社区营造运动来唤醒人民对土地和家乡的感情，而我们想通过个人口述史来建立对历史社区的多元化认同，在巨变的时代留下个体对时代的目击证词。自

        五四以来，中国的变化只是峻急激烈，将一代代中国人裹挟向前。如今我们要从一个历史街区开始，安静深耕埋藏于房子里窗子后那些层层叠叠无声的个人记忆，留下他们的表情，留下他们的声音，留下作为一个人的感受，丰富历史街区的文化细节。从此得到身份的认同。

        湖南街道早先是法租界越界筑路形成的高级住宅区，最早的居民是富裕的买办家族，医生与律师以及大学教授们，还有大量的下野或者正当红的政治家，包括民国总理唐绍仪，以及同盟会的女将陈璧君，而同盟会的黄兴在此去世。

        日本占领上海期间，这里是大汉奸藏身之处，因此也发生了许多次暗杀。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开始住进这里来，随后，是共产党政府大量的高级干部住在这里，第一任市长陈毅在这里收到了国民党威吓的子弹，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在这里深居简出许多年，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的家小，在此一直住到他在北京被抓。

        这个街区里诞生了上海最好的话剧院以及青年话剧院，著名的上海电影导演江海洋在这里长大，话剧院小小的舞台是他艺术启蒙的地方。在现在话剧中心门口，有一尊导演黄佐临的青铜像，他奠定了上海话剧艺术的西方传统。说起来，黄家对导演的爱真是生生不息，导演黄蜀芹也是跟着父亲黄佐临，在剧院后台长大起来的孩子，而她的独子郑大圣走回与外公一样求学西方的老路以后，也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

        说起来，湖南街道也是中国第一家音乐学院诞生之处。上海交响乐团已在这里几十年之久，只离开它的排练厅一个街口，就是法文翻译家周克希的住所，他本是数学教授，却翻译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几卷。正在排练厅里指挥乐团排练的，是作曲家丁善德的外孙余隆。他指挥的乐团是成立于1922年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亚洲最悠久的西洋乐团。

        这样的居民和他们的故事真是说不尽的。如此有趣，如此背景深厚，如此充满故事性。他们不光联系得到半部上海近代政治演进史，也联系得到半部上海近代文化发展史。

        这里是暮色四合的永福路，一条与复兴中路相交，与武康路平行的小马路，天光暗下来了，玻璃外面街灯在光秃秃的梧桐树之间一盏盏亮了起来，就好像那些期待着发出自己声音的个体记忆，明亮的，无声的，隔着玻璃的，带着悲哀而温柔的感情的，总是高悬于树梢旁，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却又是真实存在的，照穿夜色的，令人难忘却不奇崛的，这是200031，它正在努力越过舞台布景的空洞，勇敢地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