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是一个问题

        【编者按】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至今，人民行动党始终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执政56年。尽管新加坡人很少公开表达对人民行动党的不满，但近年来人民行动党面临的执政压力越来越大。

        记者曾前往新加坡探访“新加坡模式”幕后及其挑战，与新加坡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媒体人、商界人士、NGO组织、基层社区负责人、社交网络意见领袖及普通民众进行了大量且深入的交流。

       “社会变化太快，人民的价值观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2013年3月1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出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57届董事会就职仪式说，该国不但是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也到了关键的过渡时期，要在经济与社会目标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点，将是一项复杂的挑战。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至今，人民行动党始终是新加坡唯一的执政党，单独执政已达56年之久，该党的执政时间仅次于中国共产党，位居世界第二。

        然而，尽管新加坡人很少公开表达对人民行动党的不满，但新加坡执政党近年来面临越来越大的执政压力。

        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虽仍获胜，但总得票率却是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最低的一次（60.14%），随后在2012年后港补选和2013年榜鹅东补选中，人民行动党又接连败下阵来。

        2013年1月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人口白皮书”，再次成为民怨的导火索，一些新加坡人将近年来工作机会减少、工资增长停滞等问题，归罪于政府一些决策的失误，就这样民主与民生问题交织在了一起。

        面对日益政治觉醒的新加坡民众，人民行动党仰赖几十年的“精英政治”模式不得不相应做出调整。

不快乐的夹心层        

        2013年3月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过去数十年经济的长足发展没有让社会各领域成员雨露均沾，近十几年的发展，更进一步造成相当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感觉处境不易，……靠着中下阶级支持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及时察觉这股呼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适时做出自我调整，终于导致今日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

        2012年底，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就“幸福感”对世界上14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结果新加坡垫底成为“最不快乐国家”，尽管调查结果一出就被一些新加坡学者和媒体质疑可信度，但不争的事实是，去年新加坡基尼系数（未计算政府课税及福利转移，以家庭成员计算）相比前年上升了0.005至0.478，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二。基尼系数在0至1之间，越接近1表明社会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学界通常把0.4作为社会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据提供全球超级富豪信息的咨询机构Wealth-X估计，在新加坡大约有1400人（不到该国总人口的0.026%）拥有超过1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941亿元）的财富，相当于2012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765.1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57.86%。但另有统计表明，新加坡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新元（约合人民币19977元）以下者，占就业人口的80%。

        事实上，新加坡社会流动性在减弱，收入中位数在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只增加了11%，每年平均增长只有1.2%，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显示，尽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流动资产，比例全球最高，但底层收入却在21世纪头十年全面停滞。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表明全国超过60%家庭月收入低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

        由于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政府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又在不断输入外来廉价劳动力，使得技术偏低的社会底层收入不升反降。比如，清洁工起薪已从1995年的800新元（约合人民币3995元）降至2005年的650新元（约合人民币3246元）。新加坡《海峡时报》在2013年2月26日的二、三版上还报道了一宗极端案例，一位60岁的华人清洁工月入640新元（约合人民币3197元），要艰难养活一家五口。

        不只是最底层，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就连新加坡本地的上层中产阶级都发现，自己很难在新加坡某些地段买下住房，比如圣淘沙（新加坡知名度假小岛）超过60%住房都被非新加坡人买走了。

        来自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国会议员杨木光指出，不能只盯着新加坡居高不下的基尼指数，“实际上有好几个数字要去看的。现在的麻烦就是说，大家都去注意基尼指数，可你还要看收入中位数有没有增长？过去5年新加坡是增长了17%，台湾则是负增长，香港的增长也就在3%左右。这就表明我们（人民行动党）在带动社会，带动国民团结，带动经济成长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杨木光说，人们忽略了最近15年来一个客观因素——整个经济周期缩短了，“1997年到2011年，实际上每三年，新加坡就面临大的经济周期转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把经济弄上去了，但马上就碰到了2001年的‘9·11事件’，对整个世界又是一个冲击，2003年的SARS（非典），2006年至2007年气候变化又造成粮食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发生，也就是说整个经济周期不只是变短了，而且每一次冲击都是一波比一波强，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做下去。因此回头看，我们的政策都是正确的，因为不管面临什么危机，我们都是第一个站起来的。”

        杨木光称，每一个政策都会波及到一些人，民众的情绪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这就必须看我们的整体政策。我们的社会管理为什么值得外人称赞？因为很多地方如果不断面临这样的经济冲击，经济实力可能就不在了，或者社会就开始动荡了，以新加坡的情形讲，我们所谓的大锅饭是全民就业，还好我们政治先辈定下的目标是，我们给新加坡人最大福利就是每个人都有工作，一个全民就业的经济，从失业率来讲我们保持2%到3%的水平。”新加坡是世界上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过去十年间失业率从未超过4%，即便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峰，失业率仍仅为3%，至2011年又回落到了1.9%。

好面子的执政党        

        然而，新加坡民众更在意的是贫富分化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陈抗教授认为，新加坡贫富悬殊一直存在，“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许多专业人才必须在世界市场里寻找，那么工资没有吸引力，无法吸引到人才，势必要给出更高的工资。在低端，新加坡在本地区又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所以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会拉得很大。”

        杨木光认为，缩小新加坡贫富差距“要尽量考虑‘扶底不封顶’，可以劫富济贫，但不可以抑富。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是把下面拉上去，而不是硬把上面拉下来，因为上面拉不动的。可惜中低收入的国人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说目前那些高层管理人才，他们其实已经没有疆界，你如果封，他们可能就往外走了，他们薪金架构已经成了机会成本式的薪水机制，不是你能给他多少，而是谁会给他更多。”

        不过，去年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前主席林崇椰曾提出“休克疗法”，以缩小该国贫富悬殊的问题，他主张“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今年年初，汇丰银行发表报告显示，新加坡人预计自己退休后能多活17年，但积蓄会在9年内因高生活费和医疗费用耗光。由于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自力更生”“不养懒人”，也因此一个新加坡人一生在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都得依靠个人公积金（CPF）及其他储蓄，有专家发现，新加坡医疗储蓄制度（3Ms），只够病人医疗总支出的15%，这被视为“贫穷个人化”（individualizing poverty）的社会政策。

        陈抗指出，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奉行反福利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新加坡一定不能出现赤字，一旦出现赤字，没有他国家会来救援，所以李光耀曾说，‘没有人欠新加坡一口饭吃’。所以他们必须要保持财政盈余，不能把钱用来搞福利，所以社会安全网必须是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体制，政府只是辅助，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最小的。”

        陈抗说，由于新加坡过去一直是个儒家社会，加之老一辈移民面对的是英国殖民当局，所以他们出问题时不会指望政府会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困难时依靠的是家庭、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要不然找同乡会。所以这是一种文化，要自救，不找政府，新加坡老一辈还是根本不会想到找政府，“但随着新加坡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部长薪金的提高之后，带来的问题是，新加坡新一代人不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政府有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政府应该有一定的福利投入，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所以新一代认为以前不对，效率是必须要有的，但也要兼顾公平。所以现在新加坡政府也在调整。”

        杨木光说，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最低阶层的一些工作，无论怎么改造，受全球化的影响，他们的收入是上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工作福利补贴（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就是说我们的福利制度，不能只帮助那些已经找不到工作的那些人。"

        实际上，多年来信奉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人民行动党，已不仅仅只强调机会公平，也开始讲求部分结果公平，最近两年财政预算案中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补贴，也从打入公积金账户变为直接打入工资账户。        

        但问题在于，一些学者认为，新加坡政府仍在固守着某些建国理念，即“维护经济增长优于个人自由和个人福利的长期政策。”

        从事印刷业的新加坡私营企业主沈文庆说，人民行动党的大佬们“太要面子了”，“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了人民行动党不要过度福利的理论。问题是现在执政党口头上不说福利制度，但却做了很多，因为工人党的攻击，他们变相推出了很多福利政策。这些政策在做却不讲出来，他们的运作方程式就是这样子，死要面子。做就做得光明磊落，否则会让人觉得没有真心诚意。比如最低工资制，现在在预算案里面说要政府津贴，不就是变相最低工资吗？干脆就说最低工资好了。”

        沈文庆对新加坡政府2013财政预算案中，有关对低薪者收入每增加100新元，其中的40%即40新元由政府补贴的政策，感到费解。“到时候执行难题很大，因为雇主与雇员的合同有佣金制、最低薪水制等不同的薪水给付机制，我觉得人民行动党已经脱离民众了，不懂得薪金的计算方法，这会造成很多灰色地带，让一些人人有心取小，但这不是政府真正目的，它是想提高工人薪水，干脆就说最低工资制就好了。可人民行动党之前很强调不设最低工资，这是他们的理念，但现在其实已经打他们耳光了。”

两面为难的政策        

        脱离新加坡普通老百姓的感受，这是部分新加坡民众对于人民行动党最直接的批评。今年1月底，新加坡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书”，更是引发了新加坡政治史上最激烈的争辩。

        从新加坡政府的角度看，这份白皮书是基于新加坡人口的现状做出的必要调整。201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新加坡常住人口518万人，其中325万人（63%）属于本国公民，其他属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 PR）或外籍劳工，永久居民约50万人。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2012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估计为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78名婴儿，远低于人口置换线的2.1名水准。

        按照这份白皮书的说法，新加坡长期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日趋恶化，人口萎缩将危及国家经济发展。白皮书建议要保持人口增长与竞争力，未来17年内增加30%人口，目标在2020年将国家人口提升至600万，并于2030年达到650万至690万，期间每年将输入1.5万至2.5万名新公民（new citizens）、3万名永久居民，依此比例外来人口将在2030年上升至将近50%，而本地人口则会从目前的62%下降至55%。

        从新加坡企业主的角度来看，这份白皮书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刚刚卸任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56届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国会官委议员、新加坡太平船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松声指出，新加坡是外向型经济，也一直是移民国家，人力资源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当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时，为保持竞争力，必须避免人力资源短缺，不要重蹈日本因人口结构转变而经历经济衰退的覆辙。

        从事IT软件业的新加坡企业主柯金章也认为，新加坡政府执行任何政策不可能照顾所有人，只能让大多数人满意。“我觉得人口政策，政府是两面为难。比如我是做企业的，我就是需要外来人才，我在本地就是招不到本地人才，我想政府是知道这一点的，可是现在选民反对政府的政策。控制外来人才进入，让更多本地人找到工作，是正确的，可是现在重要的是速度，根据白皮书，长远的要慢下来，可反对的说太慢了，好比工人党说应该马上就停下来，我觉得这样太极端了。这对企业来说是破坏性的，很多企业可能被迫到外国发展了。从长远来看，政府关于人口政策的做法是对的。”

        柯金章认为，人民行动党虽然强硬，“但它的做法有它的理由，如果照选民的做法，就变成软弱的政府了。比如引入外来人才是为了让新加坡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可是一些选民因为地铁太挤了就反对外来人才，这是以个人利益来做判断。”

        但民间却并不认同这份白皮书的说法。部分新加坡人认为，政府出台的政策过于偏向企业了。

        有人在博客上引用新加坡政府的统计数据，指出过去20年外来人口数字上升，但生产力反而下降了，前政府高官严崇涛也认为，新加坡雇主依赖低成本、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外劳，是过去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败笔，政府不能再被雇主威胁。

        曾先后参加过工人党和国民团结党的新加坡知名反对党人士吴明盛分析，由于新加坡没有腹地，人口偏少，内需不足，经济受国际影响比较大，该国经济界与决策层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抵抗外来冲击的解决方案，六七百万人口的香港经济体，成为新加坡政商两界部分人士学习的榜样，“这是很少数人在讨论的事，是学经济的人在说的。他们也许讨论了十几年，但现在，普通人切实感受到了地铁的拥挤，所以，当政府还在推进690万计划时，人们一定会反感的。”

        在吴明盛看来，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书，“显示人民行动党与社会大环境变化是完全脱节的，他们没有坐地铁的经验。之前我就写博客邀请（李显龙）总理到我朋友家客房住上一个星期，每天搭地铁，再来谈人口政策，因为只有亲身体会环境，体会500万人带来的不便、压迫感，才会去思考要不要再引进更多的外来人口。”

如何与民沟通        

        面对公众的批评声浪，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放低身段，白皮书中的“人口政策”字眼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人口预测”，李显龙在国会讨论人口问题时，公开承认政府此前缺乏清晰远见，诸如公交交通在内的配套措施未能追赶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来自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国会议员马炎庆说，“（李显龙）总理承认，在人口白皮书议题上，沟通是一个问题。”杨木光也以人口白皮书为例，认为新加坡政府现在要“尽量寻找各种可能渠道和平台来做宣导”。

        在杨木光看来，部分新加坡民众并没有理解政府出台应对人口老化的白皮书的苦衷，“他们现在感到的紧张和烦恼是目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前5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几个客观因素同时造成经济社会压力跟一些政策上预测的偏差所造成的，实际上，从2012年到2013年，我们（政府）是已经宣布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新加坡2012预算案就提出，我们会在未来两年内建5万套公共住房，来协助我们年青一代拥有房子。”

       “而且白皮书出台前两周，政府就提出了促进生育和家庭生活的政策报告，希望增加新加坡人的整体生育率，但这些报告都没被注意到。推出白皮书时，大家都想到这个问题，但大家要知道，这需要时间解决，但随着过去15年经济周期的缩短，客观条件变化的加快，我们必须在短期政策设计的同时，尽快和长期政策接轨，作为一个负责任政府，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在2020年和2030年时，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我们必须做出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这些政策调整在2015年之后，或者现在就要落实。”

        然而，从当下呈现的结果看，人民行动党并未在人口白皮书问题上取得公关成果，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说：“可能从人民行动党那边来看，会觉得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但这只是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判断的。比方说，人口政策白皮书，其实之前他们就已经让一个智库不只一次去搞研讨会，我们报纸也做了报道，但当时他们做出的设想，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因为没有具体的数字，所以人民也没有给予足够大的关注。”

        吴新迪分析，因此，当实际的数字出来之后，对新加坡人民来说，他们是毫无准备的。“但对政府来说，‘我其实已经给你们暗示了，但是你们却捕捉不到我的暗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落差。就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政府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对人民来说，政府所作出的改变，可能还不够好，不够及时，也不够彻底。”

        那么，人民行动党是否考虑聘请政府公关公司来改善其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对此，马炎庆表示：“我觉得目前党没有这样的意愿。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只是一个包装、公关的做法，现在不适合。而且如果公众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包装出来的，是为了赢得选票，这将成为一个隐忧。”

        杨木光表示，人民行动党要更用心，“以前我们是在效果上用足了心，现在也要在感受上用足心。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社会观感是怎样的，更多从对方角度看问题。做事用心的基本原则不能放弃，要全心全意做事不能放弃，在努力办事的同时，感受到真正的情绪。还要很用心地去沟通，在沟通上多花点心思。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以前人们会说，我爱你就爱你了，为什么要我讲出那三个字。我们会说爱难道感觉不到吗，现在可能真的是爱感觉不到了。以前外来的感染没有那么大，讯息量没有那么大，你的感受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但现在这个社会，变成要说清楚，然后才能做得更好。”

        吴新迪认为，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之后已有所改变，“过去人民行动党一直认为，他们只要把自己的政策讲好、执行好，那么他们作为一个政府的责任就完了。而在过去，民众也不会做出太多的质疑。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把政策想周全，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之后如何把政策好好地向人民解释、说服人民，所以现在政府了解到，现在不只是要把政策做好，还要做好如何与国民进行沟通，解释政策的动机，它对新加坡长远的好处是什么，等等这些，政府需要好好去想，怎样才能把政策呈现出来，这是过去人民行动党政府过去不太重视的，但是他们现在很重视了。如何把政策呈现出来，媒体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不只包括传统媒体，政府也了解到，他们需要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部长本身就通过新媒体、社交媒体，亲自来跟人民沟通，此外还有‘与国民对话会’（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等。”

        与国民对话会是李显龙于2012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致辞上宣布的，随后成立的26人委员会中，除了7名政府高官外，还包括一位出租车司机、一位大学生、一位艺术家以及一位电视台主持人。

        与国民对话会一经推出，就被新加坡主流媒体加以广泛的正面报道，不过《海峡时报》2012年12月的一篇报道令人玩味，该报道称“参与对话的国民未被允许讨论有关他们当前的工作及对劳工政策（的看法）”。

        新加坡政府民情联系组的承恩说，“很多新加坡人觉得第一轮与国民对话会有蛮多敏感问题没有谈，比如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的赌场问题，还有政治自由、政治开放问题，觉得政府控制太多。一些民众认为，你只采访了一万人，新加坡有那么多人口，这些意见够吗，而且这些人很多是基层领袖，当然有些基层领袖也有对政府不满的，他们当中有说要投反对票，让人民行动党醒过来，所以他们提出的意见可能还是建设性的，不代表一定会支持政府的意见。有种说法是，政府设定好了一个目标，然后让大家来讨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导致的结果是与国民对话会没有什么效果。”

        （ 编后注：新加坡政府的人口问题在这两年中仍不断发酵。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人士不断强化使用社交网站与民众沟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