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逝世十周年｜王水照：章先生是文章高手，也是文章快手

著名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先生（1934-2011）

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显现眼前，他的学术精神、人格魅力仍发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我对章先生是先读其文而后识其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大报刊杂志上，纷纷转载他论晚清谴责小说的论文，对当时流行的评价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我读后颇受震惊，认识到这是一位文章高手，后来知道这事起因于有“最高指示”。

自此以后，我对他的文章十分关注，凡能目见的，都找来阅读。既为他目光犀利、洞见幽微的识见所折服，又为他冲决藩篱、一往无前的胆气所惊叹，文章中还有几分青年人的“霸气”。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朱东润先生的《自传》中，也记录他对章先生的“第一印象”，在他讲授《诗经·采薇》一诗时，章先生站起来发问：“诗中讲到‘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上下文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如何理解？”朱先生极为欣赏，认为问题“击中要害”，能坚持“追求真相”。这促使朱先生别求胜解，他认为这是“寁”的假借字，一个月转移了三处据点。朱先生对章先生的这个“第一印象”，实际上标志着章先生今后一生学术追求的主要精神：凡事必须勤于思考，绝不人云亦云，敢于提出经过认真研究的独立见解。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虽是谱学之作，但其中重点是解决洪昇所谓“抗清复明”的思想争论问题，是一部充满理论色彩的年谱，在年谱中别具特色。他的第一部学术论集干脆命名为《献疑集》，其中收录诸多质疑商榷之名作，如《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施耐庵与《水浒传》，《辨奸论》乃苏洵真作等等，均是数万字鸿篇巨制，连主张《辨奸论》为伪作的权威史家也赞为论证严整、无懈可击。章先生学术求真求实之志，一生未尝懈怠。

章培恒先生的学术论集《献疑集》

章先生是我辈中一位杰出的文章高手，也是一位文思敏捷的文章快手。有一次，我和他去苏州参加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召开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启动讨论会。这是《中华大典·文学典》第一次会议，“隋唐五代卷”作为试点先行起步。会议结束时，才知道要起草一份向上级提交的报告，阐述《中华大典·文学典》的性质、意义、要点及工作规则等问题，还要代表们审读、签字。会议第二天一早就散会，留下当晚一两个小时，时间紧迫。会上又临时决定推我起草，我正为难，不免露出苦状。章先生与我同住一室，问我何故，我说：“老章，我已多年养成晚上不动笔的习惯，否则一定失眠到天亮。”向他求援。他欣然答应。晚饭后开笔，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其间他写完若干页，我即找各间房代表审阅，流水作业，最后签字完稿。文章共计五六千字，对《中华大典·文学典》丛书编纂的目的、意义、定位、性质，“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的编选原则，编制详细写作细则，样稿试点和全面铺开等，都叙述论证得一清二楚。我才感到什么叫文思泉涌、才华横溢！章先生的这份手稿，凤凰出版社作为珍贵档案保存，我后来去开会时还向我展示过。

特别应提到章先生晚年病中艰苦编著《中国文学史》的情形，像《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导论之类的文字，洋洋洒洒，一字不苟，生命之火已经快萎，而学术生命力仍旺盛不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移评章先生著史的成果。就我个人而言，章先生是给过我许多不为人知、甚至不为我知的帮助的人，我很感念他。值此十周年祭之际，聊记数则往事以为深切悼念。

（本文系王水照先生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召开的“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