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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笔下“包身工”的真实故事【寻找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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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刊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向世人揭露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悲惨境遇:在上海的纱厂里,有一群包身工,她们被隐匿在城市的浮华背后,被追求暴利的资本家和黑帮势力敲骨吸髓,遭受着非人的待遇。这一社会丑闻,让无数读者深受震撼。而此作品的创作来源,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杨树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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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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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纱厂女工的工作时间,被形容为“鸟叫做到鬼叫”:从天刚亮就进厂,一直到天黑还未下班,一般每天工作时间有12小时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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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宁路99号《包身工》作品中的原包身工工房旧址,照片摄于1990年6月
她们的工作环境温度很高,又不能开窗透气,且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空气里到处飞舞着棉絮……大多数工人,都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有的女工不慎被铜板烫伤,甚至被机器轧伤毙命。而这些因公伤亡的女工,最后只会被潦草“处理”,很难得到妥善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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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公大纱厂的女工,每天站立12小时纺纱
除此之外,女工们还面临着苛刻的、非人道的管理,以及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各纱厂各部都有组长,其职责就是监督工人们干活,加紧进度;门口,还有印度巡捕警戒出入。女工们平日里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一旦有过失,就可能受到鞭打或者减薪,甚至被罚免费做半天或者数日工。一些品行恶劣的领班和组长,对女工更是处处刁难侮辱。这些人也被叫做“拿摩温”(Number One),不少女工为保住工作,只能忍受拿摩温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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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同兴纱厂女工在日本工头监视下被逐个抄身
女工中,最悲惨的就是包身工。包身制是纺织产业特有的招工方式,最早出现在1897年英商怡和纱厂。所谓的包身工,实际上就是包工头买来的农村少女,而这种买卖又被叫做“摘桑叶”。这些少女大多来自极端穷困的江苏北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来自浙江绍兴地区,还有些则是包工头去有自己社会关系的地方招工,用花言巧语游说破产的农民,让女儿去城里做工,好过在家里饿死。父母与包工头签订卖身契,一般为期三年。但实际上,这些少女的人生往往全部由包工头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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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纱厂女工
和其他女工相比,包身工完全没有自由,夏衍把她们比作“罐装的劳动力”。下工后,她们只能拥挤在包工头低价租借的工房里睡觉,人均不足0.5平方米,宛如“鸽子笼”。饮食上,她们吃的是碎米、籼米、锅焦和豆渣熬的薄粥,偶尔才能吃上几片盐渍的莴笋叶。她们每天的工资都是包工头的利润,因此没有“做”与“不做”的选择,也没有休息、养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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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包身工苦难生活的文艺作品
夏衍十分注意中国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在他的文艺创作中,女性角色往往有着突出地位。从《赛金花》到《中秋月》再到《上海屋檐下》《狂流》《春蚕》等作品,夏衍始终在剖析导致中国女性遭遇种种不公、乃至堕落失足的社会原因。他还通过翻译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撰写《秋瑾传》,传达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当夏衍了解了包身工的境遇后,便希望用文艺创作,表现她们的生活,引起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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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夏衍
“一﹒二八”事变后,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作为左翼电影人代表的夏衍与沈西苓合作,以包身工为题材拍摄电影。1933年,沈西苓在夏衍的帮助下进入了明星电影公司,开始制作《女性的呐喊》,同时这也是沈西苓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然而,当时的沈西苓缺乏导演的经验,没有很好地启发演员,且影片在节奏和镜头的长短上都存在很大缺陷。艺术表现上的不成熟再加上官方审查时删掉了许多帧画面,最终批准上映的影片已经是面目全非,成为了一部失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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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呐喊》电影海报
夏衍在与沈西苓合作《女性的呐喊》时,已经收集了许多关于包身工的材料。当时,他曾想到写一篇关于包身工的小说,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此事便耽搁下来了。不过,在从事电影编剧的过程中,夏衍开始关注起报告文学。1930年,他在《拓荒者》上发表了《到集团艺术的路》,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报告”这一新文体。1932年1月,夏衍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究家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一﹒二八”后,又撰写了通讯稿《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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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者》月刊
报告文学的特点在于内容的真实性,即通过典型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素材打动读者。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对文章中的人和事有透彻的、全面的了解。1935年,上海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要求夏衍低调活动。于是夏衍利用这个时机,以包身工为题材,创作了这篇报告文学作品。
为了深入调查包身工的生活状况,夏衍通过冯秀英联系到了杏弟。杏弟是冯秀英在补习夜校的学生,也是一名东洋纱厂的女工,夏衍称她是《包身工》这篇文章“最努力的协力者”。她带着夏衍潜进杨树浦的东洋纱厂工房,这里是包身工们的“鸽子笼”。在杏弟的周旋下,夏衍以一个女工“爷叔”的身份两次混进工房,亲眼观察到了包身工的日常。
当时,夏衍居住在麦特斯赫德路(今泰兴路),而包身工每天早上5点就要去上班,所以他必须凌晨3点起身前往杨树浦。就这样从3月初到5月,经过亲身调查,夏衍发觉想了解包身工们内心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些少女并不轻易与外人说话,至于厂外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逐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斗争意识,她们一概不知。即便是像杏弟这样的女工,她们也十分警觉,甚至把她当作“包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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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纱厂女工夜间参加进步补习班
夏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11位愿意吐露身世的包身工。他在报告文学中,用第三者的身份,客观描绘了场景与人物细节,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为主线,把自己的调查和见闻一一再现。尤其是“芦柴棒”的形象,深入人心,令读者心灵为之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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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身工居住的福宁路工房
在中国报告文学萌芽阶段的20世纪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树立了典范。这不仅是一篇对产业工人的全面、深入的调查材料,也是一篇感情真挚的文学佳作,被后世赞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许多左翼文学青年在读了《包身工》后,都更加坚定了革命道路,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包身工》发表后,夏衍对这一群体依然十分关注。他再次拜访了冯秀英与杏弟,询问包身工的近况,也咨询了律师关于包身制的合法性。1937年“八·一三”以后,大批的包身工因工厂停工无处可去,被送入租界里的难民收容所,很多人因此得到了社会福利组织的救助,摆脱了包工头的控制。此外,工会和广大工人经过不懈努力和抗争,敦促中外工厂改革用工管理制度。到抗战胜利后,包身工制度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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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在一次采访中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说:“我认为其中可以留下来的只有《包身工》”。(李子云《在医院与夏衍聊天》,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4日)。而这篇经典的报告文学,后来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虽然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当代青年已难以体会,但正如同夏衍所说,“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为了赶走帝国主义,推翻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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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夏衍
供稿:区委党史研究室
原标题:《夏衍笔下“包身工”的真实故事【寻找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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