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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笔下“包身工”的真实故事【寻找红色印记】

2021-06-12 19:4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刊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向世人揭露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悲惨境遇：在上海的纱厂里，有一群包身工，她们被隐匿在城市的浮华背后，被追求暴利的资本家和黑帮势力敲骨吸髓，遭受着非人的待遇。这一社会丑闻，让无数读者深受震撼。而此作品的创作来源，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杨树浦。

《光明》创刊号

近代纱厂女工的工作时间，被形容为“鸟叫做到鬼叫”：从天刚亮就进厂，一直到天黑还未下班，一般每天工作时间有12小时之长。

福宁路99号《包身工》作品中的原包身工工房旧址，照片摄于1990年6月

她们的工作环境温度很高，又不能开窗透气，且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空气里到处飞舞着棉絮……大多数工人，都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有的女工不慎被铜板烫伤，甚至被机器轧伤毙命。而这些因公伤亡的女工，最后只会被潦草“处理”，很难得到妥善的补偿。

日商公大纱厂的女工，每天站立12小时纺纱

除此之外，女工们还面临着苛刻的、非人道的管理，以及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各纱厂各部都有组长，其职责就是监督工人们干活，加紧进度；门口，还有印度巡捕警戒出入。女工们平日里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一旦有过失，就可能受到鞭打或者减薪，甚至被罚免费做半天或者数日工。一些品行恶劣的领班和组长，对女工更是处处刁难侮辱。这些人也被叫做“拿摩温”（Number One），不少女工为保住工作，只能忍受拿摩温的压迫。

日商同兴纱厂女工在日本工头监视下被逐个抄身

女工中，最悲惨的就是包身工。包身制是纺织产业特有的招工方式，最早出现在1897年英商怡和纱厂。所谓的包身工，实际上就是包工头买来的农村少女，而这种买卖又被叫做“摘桑叶”。这些少女大多来自极端穷困的江苏北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来自浙江绍兴地区，还有些则是包工头去有自己社会关系的地方招工，用花言巧语游说破产的农民，让女儿去城里做工，好过在家里饿死。父母与包工头签订卖身契，一般为期三年。但实际上，这些少女的人生往往全部由包工头掌握。

日商纱厂女工

和其他女工相比，包身工完全没有自由，夏衍把她们比作“罐装的劳动力”。下工后，她们只能拥挤在包工头低价租借的工房里睡觉，人均不足0.5平方米，宛如“鸽子笼”。饮食上，她们吃的是碎米、籼米、锅焦和豆渣熬的薄粥，偶尔才能吃上几片盐渍的莴笋叶。她们每天的工资都是包工头的利润，因此没有“做”与“不做”的选择，也没有休息、养病的权利。

反映包身工苦难生活的文艺作品

夏衍十分注意中国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在他的文艺创作中，女性角色往往有着突出地位。从《赛金花》到《中秋月》再到《上海屋檐下》《狂流》《春蚕》等作品，夏衍始终在剖析导致中国女性遭遇种种不公、乃至堕落失足的社会原因。他还通过翻译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撰写《秋瑾传》，传达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当夏衍了解了包身工的境遇后，便希望用文艺创作，表现她们的生活，引起社会的关注。

青年夏衍

“一﹒二八”事变后，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作为左翼电影人代表的夏衍与沈西苓合作，以包身工为题材拍摄电影。1933年，沈西苓在夏衍的帮助下进入了明星电影公司，开始制作《女性的呐喊》，同时这也是沈西苓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然而，当时的沈西苓缺乏导演的经验，没有很好地启发演员，且影片在节奏和镜头的长短上都存在很大缺陷。艺术表现上的不成熟再加上官方审查时删掉了许多帧画面，最终批准上映的影片已经是面目全非，成为了一部失败的作品。

《女性的呐喊》电影海报

夏衍在与沈西苓合作《女性的呐喊》时，已经收集了许多关于包身工的材料。当时，他曾想到写一篇关于包身工的小说，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此事便耽搁下来了。不过，在从事电影编剧的过程中，夏衍开始关注起报告文学。1930年，他在《拓荒者》上发表了《到集团艺术的路》，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报告”这一新文体。1932年1月，夏衍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究家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一﹒二八”后，又撰写了通讯稿《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拓荒者》月刊

报告文学的特点在于内容的真实性，即通过典型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素材打动读者。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对文章中的人和事有透彻的、全面的了解。1935年，上海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要求夏衍低调活动。于是夏衍利用这个时机，以包身工为题材，创作了这篇报告文学作品。

为了深入调查包身工的生活状况，夏衍通过冯秀英联系到了杏弟。杏弟是冯秀英在补习夜校的学生，也是一名东洋纱厂的女工，夏衍称她是《包身工》这篇文章“最努力的协力者”。她带着夏衍潜进杨树浦的东洋纱厂工房，这里是包身工们的“鸽子笼”。在杏弟的周旋下，夏衍以一个女工“爷叔”的身份两次混进工房，亲眼观察到了包身工的日常。

当时，夏衍居住在麦特斯赫德路（今泰兴路），而包身工每天早上5点就要去上班，所以他必须凌晨3点起身前往杨树浦。就这样从3月初到5月，经过亲身调查，夏衍发觉想了解包身工们内心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些少女并不轻易与外人说话，至于厂外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逐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斗争意识，她们一概不知。即便是像杏弟这样的女工，她们也十分警觉，甚至把她当作“包打听”。

日商纱厂女工夜间参加进步补习班

夏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11位愿意吐露身世的包身工。他在报告文学中，用第三者的身份，客观描绘了场景与人物细节，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为主线，把自己的调查和见闻一一再现。尤其是“芦柴棒”的形象，深入人心，令读者心灵为之震颤。

包身工居住的福宁路工房

在中国报告文学萌芽阶段的20世纪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树立了典范。这不仅是一篇对产业工人的全面、深入的调查材料，也是一篇感情真挚的文学佳作，被后世赞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许多左翼文学青年在读了《包身工》后，都更加坚定了革命道路，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包身工》发表后，夏衍对这一群体依然十分关注。他再次拜访了冯秀英与杏弟，询问包身工的近况，也咨询了律师关于包身制的合法性。1937年“八·一三”以后，大批的包身工因工厂停工无处可去，被送入租界里的难民收容所，很多人因此得到了社会福利组织的救助，摆脱了包工头的控制。此外，工会和广大工人经过不懈努力和抗争，敦促中外工厂改革用工管理制度。到抗战胜利后，包身工制度基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