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经典 | 读不读阿伦特？

【编者按】

        近日，一篇题为《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费正清派 | 不必读经典》在网络上流传并引发热议。文章作者列出一系列在他眼中不必读的经典，包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费正清学派的中国现当代史系列，称大师不必信、经典不必读。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经典”？它们真的过时或被高估了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国旺认为，《不必读经典》的作者窄化了阿伦特的问题意识，搞错了这本书的重点所在。

        昨日，一位朋友的朋友转来一篇文章，标题颇引人注目：《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费正清派：不必读经典》（以下简称 《不读》），畅谈一些“经典”著作其实徒有虚名，以讹传讹，不值一读；马克斯·韦伯、托尔维尔皆在其列，其中一篇直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以下简 称《起源》）。

        作者这样说道，“极权主义更多依靠军事、组织、宣传、控制等技术来建立和维系，而非凭借那么多哲学大道理”，“若对于了解极权主义有浓厚兴趣，我觉得不该依靠一本宏大叙事的著作洋洋自得了”；此类评价不再一一枚举，我只想简单地指出一点，阿伦特真正要考察的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而不是单纯的“极权主义”；她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西方历史在现代断裂时留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对此，阿伦特在该书的初版序言中已经着重强调。因此，如果就是要了解极权主义“体制”及其“组织”运作，阿伦特的书确实可以不读。

        一本书列不列入经典，是不是所谓的必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读书的方式和靠得住的阅读经验就是用粗陋的人口比例证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的分析，那么，即便把韦伯所有的书都列入必读经典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不是经典，而是一般意义上值得读的书，同样需要面临类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困难。哪怕是去电影院看一部商业大片，在网上围观一个公共事件，其实质过程都可以说是在“读书”。

        我不止一次见过有些高中都没毕业、也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在理解人与事方面能够像好的研究一样，细致而深入，对此，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读书毫无价值，而是他们如何能够把周围的人与事都当作“书”来读。在这个意义上，读书，读经典文本，并不在它们本身多么重要，而在于它们能够促动你的思考，带来个体的自我成长。因此，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或某一阶段选择了读书来达致自我成长，那就最好稍稍思考一下读书的起点和其中的困难。下文以《起源》为例，抛砖引玉，写几点自己的阅读感受：

        首先要理解的是，阅读者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当你面对一本值得读的著作，这个“面对”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承认，经典之为经典，在于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深、更广也更丰富的世界，一个仅凭个人日常经验可能永远也无法看到和把握的世界。但悖论的是，我们作为读者，又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来理解这个高出我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学者和一般人是平等的。一方是个体的“意见”，一方是作者呈现出的“文本”，这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所有阅读的起点。就像面对《起源》，你一定在读之前就有着自己对何为极权主义的特定“意见”，不管这个意见是望文生义而来，还是从其他研究文献得来，本质上是一样的，但《起源》所要展现的一定是不同于上述“意见”的东西。不过，好的著作会包含着丰富的层次和脉络，因而，个体的“意见”可以随着离自己最近的那些层次，一步步迈上去。

        其次，“意见”有极其顽固的一面，因而，阅读的过程就是疑惑不断产生的过程，同时伴随着“被冒犯”和“被激扰”的感觉。就像阅读《起源》，你就会不自觉地困惑，为什么极权主义和你想的不一样，为什么在极权主义之前要论述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什么里面包含着大量的有关小说的分析，比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和极权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当你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自身的意见正在慢慢产生裂痕，意味着你开始审视和反思自己原有的“意见”。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这恰恰是自我成长的起点。但裂痕包含着痛苦，因而也可能是终点：如果一个人此时选择固守，那么，他就会用自己的意见让自己成为最终的法官，对《起源》做出如下审判：“它说的不对，极权主义根本不是这样的”。

        第三，“意见”也有极其脆弱的一面，如果一个人懂得自身相对于一个复杂文本（遑论经典文本）是多么渺小的话。诚然，单薄的“意见”不会自动提升，变成一种更丰富的理性意义上的理解。但至少，借助于“疑惑”和“困惑”所带来的光照，我们可以放下身段、悬搁自身已经微微动摇的“意见”，把目光朝向文本的作者及其整体意图，问一问，为什么阿伦特要用反犹主义作为铺垫，她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她要分析康拉德的小说，她是在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下分析《黑暗之心》的，哪怕阿伦特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作为读者，理解的任务难道不就是要像做一项研究一样，“替”作者在文本之间找到解释的可能和线索吗？上述问题都隐藏着理解《起源》的重要线索。仅就康拉德和普鲁斯特而言，相关分析就直接指向阿伦特在最后一章所做的总结：“人们的共同生存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渗透进了一种政府形式，它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在一切政体中，即使是这种最具“原创性”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换句话说，阿伦特要追查的是极权主义在人心意义上的“起源”，而《黑暗之心》和《追忆似水年华》恰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刻现代个体的内心形态及其可能走向的危险。

        如果“困惑”带来的光亮已经引领着我们进入文本本身，思考特定文本所展现的问题和线索，那么，在自我的意义上，我们就是在用理性的方式把“异己”的经验纳入自身，构成一个更丰富、更有秩序感的自己。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具体到《起源》，我们还要从这些文中的线索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张来进一步追问，阿伦特对该书的整体设想是什么，她想通过此书指向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依然有许多困惑，势必需要看看相关的研究文献，看看其他研究者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思考，《起源》并不是最早的作品，它和更早的《爱与奥古斯丁》、《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它和此后的著作又有什么关系。或许，我们可以慢慢发现，“极权主义”是她始终都试图解释的一个噩梦，在这个梦里，有两种“恶”是她的切入点，一是《起源》中的“极端的恶”，一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平庸的恶”；而它们的起源怎么可能仅仅局限于极权主义的体制和组织形式呢？

        读者和经典文本之间的对话，就像苏格拉底的那些“学生”一样，必须面对内在的疼痛、歧路和困难；但如果保持谦谨的姿态，我们就有可能见证理性思考如何让一个人的力量不断强大和丰沛，进而品尝到一个“讲道理的人”所可能有的愉快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