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从“亲日”到抗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编者按】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侨民居住在敌对国的领土或殖民地，那么，这些侨民如何自处？在战争的裹挟下他们如何选择？近年来，这些问题成为中日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这里选摘四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两篇由日本学者撰写，两篇由中国学者所作，两篇论述在华日本居留民，两篇探讨滞留日本和朝鲜的华侨，以便读者得窥一斑。

朝鲜华侨：由“亲日”转“抗日”

菊池一隆：《“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抗日战争研究》 2011年第4期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不得不谋求与日本的和睦。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被迫二选一的情况下，汉城总领事范汉生因南京陷落，他选择了支持华北伪临时政府。以汉城、仁川为首的朝鲜所有领事馆和普通华侨都陆续转变态度，支持伪临时政府。不仅如此，他们还呼吁日本各地的领事馆支持北京的伪临时政府。

        也就是说，支持华北伪临时政府的呼声是从朝鲜华侨影响到日本华侨的。而朝鲜华侨声明支持伪临时政府要早于日本华侨，是因为地理位置上更为接近，而且与华北地区的联系也较为紧密。

        南京汪伪政权的成立以及日本对它的承认对华侨来说鼓舞人心。因为它意味着华侨自此从“敌国”国民变成了“友邦国民”，同日本成为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所以朝鲜各地都以总领事馆为首，纷纷召开庆祝大会，并且派代表去南京参加庆祝大会。华侨赞同“反共和平建国”、“东亚新秩序”的主张，积极为国防捐款、“献金运动”奔走，踊跃参加勤劳奉公的动员和防空准备。上述种种举措都可看出，朝鲜华侨为了保全自身，采取了与日本和睦的手段。

        随着战事的发展，华侨与日本殖民政府的矛盾扩大。朝鲜华侨一边尝试外交斡旋，一边进行暴力抗争。1941年后，日本当局以间谍为名肆意抓捕侨民，并且严刑拷打、捏造罪名，对此，汪伪总领事馆采取了指责殖民地当局，营救华侨的举措。

        部分朝鲜华侨加入八路军，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在搜集粮食等经济情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作为抵抗运动一部分的游击式纵火给日本统治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日本对此极度恐慌，反应过度，因此冤案频发，即使是极少一部分人犯事，也要一网打尽所有嫌犯。

        朝鲜在地理上和大陆连接，而且与山东的海上交通联系便利，日本无法阻止抗日势力进入朝鲜，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斗争日益白热化。

留日华侨：为艰难维生而“助纣为虐”

臧运祜、张展：《战时日本华侨的生活状态——基于汪伪大使馆有关档案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 2013年第1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滞留日本的华侨有大约2万人。迫于形势，他们不得不同国民政府划清界限，转而依附伪政权。不仅如此，一些华侨还冲击中国大使馆，要求将使馆移交华北伪政府驻日办事处。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一些侨团组织了庆祝活动，侨民接受汪伪政权于次年设立的大使馆的保护。可是汪伪大使馆由于经费支绌，领馆人员内讧不断，他们处理侨务的能力亦值得怀疑，这就导致了汪伪领事馆侨务工作的弱化。此时在日华侨侨团势力得到增强。以商会为代表的在日侨团，掌握了汪伪部分领事馆的外延权力。侨团还要负责“平时国际往来送迎，一般献金贮金、灾变慰问捐款，官署机关之祝贺，问候参观视察团体之赠送”等事务。侨团对华侨的直接控制力得到了加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组织“勤劳服务运动”，该运动是日本征集战时劳动力的一个途径。

        战争后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形势的江河日下，日本政府实行更加严格的战时物资管制政策，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华侨的生产、生活陷入困窘。不仅如此，华侨还受到侨案、献金运动、“勤劳服务运动”等配合日本侵华战争的运动的冲击。他们被迫献金给南京伪政府和日本政府，给日本政府做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

        战争时期的华侨，因战争而缺失了祖国应有的保护，又加之傀儡政权的“外交”不但无作为，反而助纣为虐，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华侨的权益任由侵犯，生计困窘，生活维艰。        

天津日本居留民：服务日军，不遗余力

小林元裕：《中日战争爆发与天津的日本居留民》，《抗日战争研究》 2014年第2期

        中日战争爆发前，天津的日本人数为9373名，朝鲜人 1962名，台湾籍人74名，总计11409名。1937年7月中旬之后，天津居留民团长臼井忠三带领80余名日本居留民团的干部引导日本居留民，主要负 责接待到达天津的日本部队，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服务。

        天津总领馆于7月13日接到外相训令，要求“关于滞留支那各地居留民的撤退事宜，应依据各地领事的形势判断来适当执行”，于是，总领馆决定对天津日本居留民进行就地保护。北平同样采取了就地保护居留民政策。

        然而，青岛却是另一番情况。虽然青岛是华北日本居留民最多的城市，却因当时日本政府认为上海战况恶化而决定向上海派兵，以致难以保护在青岛的日本权益和居留民的生命财产，而最终采取了强制撤离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居留民既是受日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是被监视的对象，尤其是那些“不良分子”和“危险人物”。日本虽然在天津实行了就地保护政策，但仍有6000多居留民离开了天津。

        为了补充力量保卫居留民，协助正规军的侵华战争，天津居留民团组建了“天津日本义勇队”，40名义勇队被召集组成警备甲班第一小队，他们被编为驻屯军司令官 属下部队，配属小笠原警备队。此后，随着天津战事的爆发，义勇队队员达到570余名，其中还有一个由朝鲜人组成的特别班。义勇队因为战事告一段落，于8月7 日解散。

        在天津的战事结束后，在天津的日本居留民开始了“战后”的“后方”生活。他们慰问军队，配合物资配给的工作，承担邮递业务，对居留民的数量、各种物资进行调查，打扫保洁，防疫疾病。      

广州日本居留民的转折点——太平洋战争

张传宇：《沦陷时期广州日本居留民研究》，《抗日战争研究》 2014年第2期

        抗战爆发前夕，日本在广州的居留民有500余人，他们聚居于沙面租界。抗战爆发后，广州的日本居留民在1937年8月18日受命全体撤离。

        1938年11月12日，日本平民再次获得前往广州的许可。1年3个月后，日本人即出现在广州。此后日本居留民（战时在广州日本居留民包括朝鲜籍、台湾籍，下同）的人数快速增长，到1938年底已经超过千人。这种增长态势大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1942年1月广州的日本居留民达到13395人的峰值，是战前的20余倍。而后则转而递减，到1944年7月，包含沙面租界在内的广州日本居留民已不足1万人，回到1940年1月的水平。

        这种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顶点的抛物线式人口波动极具特殊性，因为在上海以及华北沦陷区的主要城市中，日本居留民在1942年后仍然持续增长。作者认为导致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居留民迁往新近沦陷的香港，而太平洋战争后珠三角占领地物资供给的匮乏，则可能是深层原因。

        通过对居留民职业状况的统计，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店员、业务员”群体一直是广州日本居留民的主干；1938年11月后“艺妓、娼妓、酌妇”等日本女性群体人数剧增；此外，1940年日籍“国家及地方官吏”的人数较1939年增长1倍有余，这与1940年5月汪伪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成立后，日籍联络官大量进入伪政府的情况有关。

        为了便于管理，日本居留民将广东日本居留民会升格为居留民团，居留民团将日本居留民的居住地域划分为13个区，在每个区内设置町内会，每个町内会内又组织数个邻保班。日本占领当局通过居留民团将触角延伸至当地日本居留民基层，并通过控制物资配给将日本居留民的日常生活置于其统制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下。

        沦陷时期的广州，以太平洋战争为分水岭，日本居留民群体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居留民人口迅速增长，并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在人口规模萎缩的同时，其经济活动和主要团体的发展都受到了当局政策的严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