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德森：报纸、好公民与美国的公共生活

【编者按】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著名新闻史学家、政治传播学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他著有《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新闻的力量》等新闻专业学生必读书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一书2014年在中国出版后，成为学术畅销书，频频上榜“年度好书”，不仅引发非新闻专业的学者们写书评发讨论，也吸引了众多学界以外各行各业的人们竞相阅读。

        该书通过考察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末的公民政治生活，生动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公民生活的不同样态。并由此立论：不要致力于复兴过去，躲在历史遗产背后，美国的公民政治生活并未衰退，而只是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做的是直面当今的现实。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第一章讲述北美殖民地时代，报纸作为公共生活媒介的历史记忆。在当今“报纸将死”的阵阵背景声中，反观其诞生之初的样貌。

        澎湃新闻对舒德森本人的专访，请点击下方“继续阅读”。

        在18世纪早期，政治印刷物是很少见的。在1707年的宾夕法尼亚，领主的反对者把总督的言论与议会的回应制成宣传册，在费城的咖啡馆中散发。1710年，宾夕法尼亚议会开始以一周两次的频率刊印他们制定的法案和法律，好让公民能在立法程序结束之前提出意见。在18世纪30年代，弗吉尼亚第一家出版机构建立。此后不久，该殖民地的议会就开始出版议事录和公布已通过的法律。上文已经提到过，因为与总督不合，马萨诸塞的议会在1715年出版发行了他们的第一份议事录，希望靠刊物赢得公民的支持。虽然报纸比议事录更适合展现立法过程，但新闻界所做的只是解释已经刊登在议事录上的东西。在危机和激烈的争议爆发时，议会中唱名表决的次数就会增多，有人也会冒险印制一些小册子，刊登议事录上没有的信息。除此以外，其他印刷物都不会刊登殖民地立法活动的相关信息。

        在经济混乱或（和）战争爆发的时候，政治争端就会扩大。当精英与精英在选举中竞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印制竞选宣传册直接投递给自由人。在1695—1714年间，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地共印制了30种政治宣传册。此后的20年里，三地共印制了145种；再往后20年，印制了149种。民众原本生活在政治领域之外并自觉维护精英利益，现在，领导者开始通过印刷物赢得民众支持。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在精英集团的领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有民主意味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向普通有产者讨选票。他们也许会反对这种新的竞选方式，担心宣传册会“哺育和培养不满情绪”，严重误导“无知者和对公共事务不熟悉的人”，但是他们不会拒绝利用印刷物为自己宣传。

        那么，不关心政治的印刷商后来为什么允许政治言论在他们的领地中生长呢？也许，殖民地报纸的中立性和报纸印刷商谨慎小心的思维模式是一种解放力量。印刷商自私的、防御性的态度让报纸成为一个允许呈现不同意见的新型公共论坛。这个以商业利益和商业主义思维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领域，与被政治原则或党派性政治参与笼罩的公共领域还是有差别的，但它也不一定是一种退步。对于报纸自身而言，倡导中立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不爱政治爱利益，印刷商的这种态度，有助于让报纸接受相互冲突的观点。

        与报纸相比，宣传册的言辞更加激烈，党派性更强，争议性更大，但是让新闻报道变得有连续性、协同性和周期性的，不是宣传册而是报纸。报纸创造出了一个需要用新闻填充的空间，满足了对新近发生事件好奇的作者和读者。是报纸，而不是宣传册，创造出了一个不同政见的市场。

        报纸能够拓展公共话语空间的另一个原因是，报纸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它们联合起来能够帮助殖民地建立一种共同意识。殖民地报纸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网络。报纸与报纸之间有相互联系是因为一家报纸需要借用其他报纸的内容以填充版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印刷商之间大都有亲戚或朋友关系，无论身处何处，他们都像是一个大家庭。富兰克林是庇护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他于1753年当上了北美邮政总局副局长，随即，他任命他的儿子为费城邮局局长，任命他的一个兄弟为波士顿邮局局长（随后接任的是这个兄弟的继子），任命他的侄子为纽黑文邮局局长，任命一个朋友的儿子为查尔斯顿邮局局长，任命一个朋友为纽约邮局审计官。富兰克林的很多亲戚、以前的学徒或商业伙伴在纽约、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经营报纸。富兰克林家族与布拉德福家族（该家族成员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出版报纸，曾格曾是他们的学徒）、波士顿的格林家族（该家族成员在安纳波利斯、新伦敦、纽黑文和费城做印刷生意）一起控制了殖民地的印刷业。因为印刷行业的学徒经常换地方，所以这三个家族之间也经常有联系。

        报纸对公共论坛建设还有一种帮助：在小酒馆可以看到报纸，人们会在那儿大声朗读报纸上的内容。在酒馆或咖啡馆看报纸的人可能比在家里看报的要多，很多在场的人可以听见别人朗读或讨论报纸的内容。报纸以定期的形式出版、在社交场所中传播，这些都有助于维护和拓展公共话语空间。

        当然，这不是说公共话语已经获得了充足的空间。相反，报纸并没有成为精英的噩梦，或者说它变成了另一个噩梦：报纸从攻击反对派政策转为攻击反对派领袖。报纸上都是枪弹齐放的景象，有一次政治冲突，冲突双方就有一次“语言粗暴性的增强”。

        让我们再来看看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厉害的人物在费城做了一些事，让别的印刷商没法跟他相比。虽然他视印刷为生意，视报纸为非党派性的、用于赚钱和启蒙的工具，但是他也用报纸推进公益事业。富兰克林是个维护公共利益的孤胆英雄，满脑子都是促进社群发展的点子。如果想到了一个点子，他首先就会与“协会”（即由他和其他生意人、艺术家组成的阅读和讨论团体）分享。他与“协会”和其他类似的团体商讨过值夜人制度。关于防火的问题，他也是先与“协会”商议，然后才把他的想法刊出。富兰克林曾提出过组建消防队和设立付酬的守夜巡逻员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都被费城政府采纳。此外，或者说然后，他会动笔创作并印制宣传册，呼吁人们接受他的主张。他就纸币和民兵队的问题制作了宣传册，同时他也会在报纸上写文章。例如，他曾在报纸上撰文呼吁费城建立公立医院。他在《自传》中称，在报纸上宣传他自己的主张是“思想动员”的“一贯性做法”。富兰克林并没有满足于靠印刷取得的成就，此后，他开始利用他在议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力量推进他的事业。

        报纸以及其他传播媒介为富兰克林推进社会改革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帮助。对于报纸，富兰克林既没有忽略它的力量，也没有对它期望过高。报纸的作用不是劝服而是公开，是“思想动员”，是为劝服效果和社会压力的产生而作的前奏。作为费城公共领域的“管理人”，富兰克林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可能眼界有限”，所以他总是邀请他人加入，组成一个团体去执行他的计划，而不是一个人去战斗。

        富兰克林把印刷当做一种政治宣传武器，但这种武器还有富兰克林没有预计到的力量。报纸的非个人化特性有助于建立对理性话语的信仰。因为印刷物具有可复制性和非个人的传播指向，所以它的受众在数量上具有潜在的或理论上的无限性。新的受众群体，即共和主义公众，不再是在教堂集会或城市集会中碰面的那些人。这些人十分具体，同时又被局限于某一地理范围之内，而新的受众是想象中的受众。想象中的受众是十分抽象的，这不利于维持传统的社会关系，不利于维持在无形中迫使普通民众约束自己的社会等级制度。印刷物的传播范围很难控制。人们会私下阅读印刷物，阅读是为了满足世俗需要而不是宗教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品带来的受众反应也是难以“控制”或预料的。印刷业总是会追逐丑闻。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在1671年写道：“感谢上帝，这里没有免费学校，没有印刷业，而且我希望几百年后也不要有。因为，学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反抗、异教邪说、异端教派。印刷业则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恶语中伤最好的政府。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两者。”但是，上帝的保佑并没有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