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抗战研究中日占区研究的多元维度

6月5-6日，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在杭州市临安召开，本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40余位学者与会。为期两天的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与会学者良性互动，青年学者的新生力量得到展示。

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始于2019年，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虽历时不久，但其学术价值为各方肯定，在丰富抗战史研究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学术地位。

本次工作坊，共有29篇论文入选，分为6个专题，每场讨论4-5篇论文。会议先由学者宣读其论文，再由评议者评议，然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均可发言，最后论文作者进行答辩解疑。入选论文大致分为四个方向：一是对传统沦陷区研究主题的细化探讨，包括汪伪政权党政关系、日伪对经济的统制与掠夺、日伪的奴化教育、宣抚政策、铁路殖民化等；二是对沦陷区个体与群体的研究；三是对沦陷区文本的解读；四是对沦陷区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的研究。

会议合影

工作坊特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王建朗会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华研究员、南京大学张生教授、南开大学江沛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抗日战争研究》高莹莹副主编等多位学者，与沦陷区研究的各位学者展开对话。

在自由讨论中，前辈学者给出很多中肯点评和建议。

王建朗指出，虽然抗战胜利的主导力量是正面战场，但沦陷区人民无论是对日本的积极抵抗还是消极抵抗，其贡献都不可忽视。从地域上看，沦陷区是中国经济、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沦陷之后，这里人们如何生活、他们的命运如何，都是抗战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根据地人民全力争取抗战胜利的单一面向，沦陷区人民要维持在日本统治下的生活，他们的面向呈现复杂性。比如有些论文中提到的沦陷区人民白天被迫修铁路、晚上破坏铁路，这是其特有的面向，在解放区是不存在的。这种复杂性让沦陷区研究更具挑战性，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呈现出这种复杂性。此外，王建朗还指出本次工作坊社会史的文章比较多，而通常熟悉的政治史、军事史文章比较少，他希望以后的研究中这两个方面能有所加强。

曹必宏指出，本次工作坊中的29篇论文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音乐、报刊、卫生防疫等，但在资料使用方面仍有所欠缺，一方面是日文资料欠缺，另一方面是对现有档案资料利用不足。他也提出，对于沦陷区民众的研究，如生活状况尤其是心态方面的研究依旧较少，这也是值得学者日后关注的领域。而在沦陷区交通的研究上，曹必宏认为，沦陷区的交通方式非常复杂，有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日军的，这几者间的互动，也亟需学术界进行深入的探究解释。

江沛指出，在国统区、根据地与沦陷区三个区域的研究中，沦陷区研究最薄弱，尤其缺乏日文资料的使用。他强调，在做沦陷区研究时，除了注重已有的国际维度、国家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逻辑维度”。在讨论抗战时期的生活时，包括组织的运转或者社会的变动，学者们一定要尽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去体会过去与现在的差异，将“时空倒置”，再从理性客观的角度，从生活的逻辑思考问题。比如研究抗战时期的民众，其实面对的是在战争状态下群体的生活和他们的悲惨遭遇，这就需要回到人性的立场上讨论。在“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背景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留在沦陷区生活？他们为什么不走？研究者需要理解这些问题，需要看到民众挣扎于民族国家立场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痛苦中，需要细致地探讨这种复杂性。此外，江沛还指出沦陷区的研究一定要具体深化，抗战史研究当然要有宏观性、理论性，但实际上很多具体问题都没有解释清楚，因此深入研究是必须的。

张生认为，抗战史学界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国军、国民党、国统区等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近年来，又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根据地研究方面获得很大成绩，尤其是根据地的组织、干部、社会等都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都说明抗战史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潜力。但是目前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还没有取得更大的突破，一些西方相关研究者近年来也逐渐销声匿迹，似乎沦陷区在全世界都被人“忽视”了。张生指出，沦陷区有中国1/3的面积、1/3的民众，其内在的张力与冲突十分丰富。在那段时间与空间里面，人们的生存状态极其值得研究，可以从大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中日在东亚历史性的相持和争夺，及其所造成的个体命运和生命史的变化。

袁成毅指出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既是政治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如果从地缘格局来看，抗战前全国大致可分为国民党能够控制地区，还有国民党名义上控制但事实上控制不住的地区以及中共控制的区域——这构成抗战爆发前地缘政治的国内格局。抗战爆发后，在中日双方的军事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国统区、沦陷区和根据地的地理格局，而这一格局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值得学界继续探究。

会议现场

陶水木就史料的调查与使用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青年学者更擅长通过网络挖掘史料，但这并不代表史料的利用率提高，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应根据自己的主题、写作思路与论述的语气，确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引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史料，而非简单的大段引用。

高士华指出，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侵华有其阶段性，最后、最疯狂的阶段是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华在军事行动之后就是对占领区的统治，它的军事行动与对占领区的统治是一体的，二者应该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此外，高士华认为沦陷区研究一直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几方力量是流动的，此消彼长，学界需要进一步打开研究思路，将其放在动态中进行研究。

高莹莹提出，沦陷区研究实际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学术积累，最近20年来，海外档案的挖掘与利用越来越多。就细节与个案方面，前辈学者已为沦陷区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尤其是对地方档案的使用，还有外文档案的使用，他们做出了模范的示范。传统沦陷区研究的几大方面，如日伪政权、奴化教育、愚民宣传、伪军、经济掠夺等，虽然在本次会议中体现的不多，但在以后的研究中肯定有所深化。此外，她肯定了青年学者所体现出的相当的专业性和敏感度。

周东华在最后总结时说，相比于两年前的第一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第二届投稿论文更多、入选论文涵盖范围更广、选题更加丰富，说明抗战史学界对沦陷区研究越来越关注，具有多语种运用能力的年青一代学者也在逐渐成长。但也呈现出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如沦陷区研究传统议题的深化问题、沦陷区研究的理论与范式问题、区域性个案的呈现与比较问题、中共与沦陷区关系问题、西方人士与沦陷区关系问题等。希望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三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呈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