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两会中的教育

2015两会中的教育提案

        2015年两会于昨日落下帷幕。教育与学术相关的提案依然位列热点话题。澎湃新闻整理其中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值得关注的部分提案，及其背后的思索，以飨读者。

        农村教育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贫困地区招不到教师，难道招不到公务员吗？根本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农村教师的待遇太低了，不止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而且要成倍的提高，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大学生毕业抢着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淘汰那些不合格的老师，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虽然有大学生到农村支教的政策，但结果是农村学校成了他们的毕业入职训练班。农村缺少教育资源，人员缺编。短期支教解决不了问题，但业务娴熟的教师都上有老下有小，长期支教有实际困难。我建议，应立足于本土化来解决农村教育师资问题，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工资和补助标准，其标准要明显高于城镇教师。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莫言：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在设备、师资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希望通过立法，使农村学前教育水平能够得到提高，并希望实现学前教育免费。

        高考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是真正的全民教育。

       我们把过多的精力关注在高考上，认为只有高考才能显示我们的教育水平。而关注那些进不了大学的60%的人，解决他们的出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国家要引导他们在考大学之前就进行分流，有好的出路，这样才能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

        现在为什么所有的家庭困难再多也要考大学呢？有的家长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喜欢读书，不具备这个能力，还是让他们上，甚至为此行贿、买卖，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上大学以外的学生，没有很好的出路，将来不可能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得不到同样的尊重。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我们过早地取消了中等专科学校，以前有技工学校、普通师范、幼儿师范、会议学校、护士学校，现在统统都没有了。比如护士学校，现在变成大学护理专业、护理系，结果出来了都不做护士，搞得中国医院里有那么多的护工。

        异地中考/高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全面放开随迁子女“异地中考”，稳步放开“异地高考”，让他们能在流入地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解决好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确保其“有学上、上好学”，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从国家层面向小学和初中学生发放包含“生均教育经费”的义务教育卡，做到“全国统筹”“卡随人走”“专项使用”，入读民办学校的可以抵充部分学费，入读公办学校的则归流入地财政所有。如果教育部能直接给学生发包含补贴的教育卡，让这笔钱直接给到学生就读的学校，这样就可以缓解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

        传统文化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要注意把握两个规律。第一，要遵守教育教学的规律。第二，要把握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能不区分年龄套用同一种方法，不能进行简单地灌输，而应当引导他们将个人生活经验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事、物进行互动。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让传统文化进入学校教育体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变成一个学科。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需要有学科做平台。二是要设立课程，让所有课程都参与传统文化的教育，让所有学科都参与到传统文化教学当中去。三是要考试，考试的方式和内容可以研究和商量。四是要有教材，但是需要先有课程，才能去制定教材。五是师资。北京、上海的一些师范大学可以率先进行这方面的师资培训，可以培养国学方面的教育硕士。六是要进入升学考试中。

        全国政协委员姜昆：首先要提高教育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认识。其次，建议在小学阶段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级必修课程，由国家配备相应课时，并提供教材、师资培训等专项财政支持。我建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并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替代小学阶段现有《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科目，构建“中国式人格教育”课程体系。

        性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韩红：建议将性安全教肓纳入义务教育课。据统计，全国留守儿童6000多万。由于家庭、学校、社会对孩子缺少性安全教肓，性侵事件屡有发生，实为国人之痛。

        校园体育

        全国政协委员姚明：建议学校体育课由以前每周三四次、每次40分钟改为每周两次课、每次课80分钟，避免学生刚热身完就下课的情况;同时，打破行政班级的划分，整个年级一起上体育课，分为足球、篮球、羽毛球等兴趣组，学生根据喜好选择性参加，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将低质量体育课变高质量体育课。

        “我在上海等地调研时发现，现在校园体育面临一个尴尬境地：学生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体育课，体育课经常受到文化课挤压。”他说，由于在体育课上，学生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因此学校不太愿意加一些对抗性的内容，使得学生对体育课失去兴趣。

        还建议开展“专项体育教学”，其目标是促使学生在掌握“教学大纲”要求的基本技能的同时，可以至少掌握一种专项技能，了解专业术语、裁判知识，进而理解项目的文化内涵。这样，学生即使运动能力不能达到专业水准，也一定会对这个项目有兴趣、懂门道，在赢得自信心的同时，为终身锻炼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学生创业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设立国家级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用于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提供创业启动资金。目前，创业资金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贷款难，没有财产抵押，难以找到符合条件的担保人；缺乏寻求风险投资及天使投资的有效渠道；国家和省级层面“大学生创业基金”缺位。当前，国家层面没有设立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全国省级专项资金仅8.8亿元，尚有6个省份未设立。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大学生创业，要让他有能力、有知识去创业。过去大学里学术性课程比较多，现在大学专门有更多的创新创业课程，要在大学里教他怎么当高管，怎么去把控一些这样的课程体系。怎么去创业，使大学生有真本事，去参与国家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同时还要有一个理念，就是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败。现在社会上讲的失败是算的一笔经济帐，实际上大学生创业成败的过程，对大学生的人生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要树立这样的理念。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全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最高的浙江省，成功率也不过4%，限制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瓶颈是什么？首先不能急功近利，得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熟悉哪一行。同时，尽量从小做起，多积累经验，厚积薄发。学生的问题是创业方向不明、经验不足、能力欠缺、资金有限。高校是创业教育师资缺乏、创业帮扶资金不足、创业实践场地较少。社会问题在于对大学生创业的认可度不高，支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创业政策仍需完善和落实。

        职业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如果未来选择当工人，人生的四个阶梯已经设计好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和工程硕士四大阶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改变了过去一旦放弃考大学人生从此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单行道”，是社会根据对人才的需求作出的科学分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流，而是依然给你纵向上升空间，即便你选择当工人，也仍然可以有机会拿到硕士学位，甚至攀登社会的金字塔尖。

　　当然要让社会接受这种眼下还是非主流的人生发展轨道，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更需要政府有周密细致的配套细则来排除推广的障碍。

        其它话题性教育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院士周忠和建议取消“思想政治理论”作为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科目。他表示，思想政治考试死记硬背往往能获得高分，但不代表真正的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政协委员、导演冯小刚以“亲爱的”为例，证明繁体字与文化息息相关，不应完全抛弃。在繁体字中，亲爱的书写为“親愛的”，亲应该相见，爱应该有心。他提议“能不能选择50至200个最有含义的繁体字，回到课本里来，这样也不会给孩子增加负担，也能让孩子感觉到中华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别失传了！”

        军队人大代表、第二炮兵某部政委梁晓婧建议，出台《红色传人培育工程实施纲要》，对红色基因内涵是什么、红色资源怎么用、培育怎么抓等作出具体规范和明确要求，进行统一规划部署。因为“红色基因是我军的遗传密码和立军之本，是官兵的成长之基和灵魂之柱。”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建议教师节改期为孔子纪念日。他认为现行教师节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蕴，无法彰显中国教育传统的文化内涵，而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今教学改革的方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建议将教师节改期到孔子诞辰日，即9月28日。    

        来自浙江大学的陈英旭委员建议硕士不要做论文，让他们学习和做科研。因为硕士教育基本上是两年半，有半年要找工作，再加上寒暑假，真正学习和做科研的时间不到一年。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他做科研，让他出学位论文，势必会影响学术质量。

   

“新革命史”何以可能？

        2015年第2期《开放时代》杂志发布了“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专题文章。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学者们以工作坊形式展开讨论，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以区别于惯行的党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特特聘教授、著名党史学家杨奎松点睛阐释本次主题，认为“社会经济史”是历史研究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的基础性研究。他表示至今仍相信历史研究是人的研究，人的研究最基础的还是吃穿用，亦即人的经济活动或曰生产生活方面的研究。

        而研究中国革命，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或满足于许许多多微观史实的呈现和一个个千差万别的孤立个案的分析上。还应该看到并高度重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与某种规律性。他举例，为什么大陆人讲话声音总是那么大？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存在着社会经济史的背景。无论在哪一国，不关注个人隐私、讲话大嗓门的农民，要想变成一个特别在意周围人感受的文明人，不经过一两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很显然，这就是一种规律，是一种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环境影响的历史现象。

        杨奎松还提到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现象，就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的超越论和特殊论。中国的革命者当年奋起革命，几乎都相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可以两步并作一步，一步迈上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中国发展至今的事实却清楚地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发展的政治文化等等，都还是有其局限的，并不能依照人的理想为所欲为。有些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既没有办法去抗拒它，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郑振满教授认同革命史不单是中共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有很多的人投身革命，有很多不同的革命团体、革命的实验。从晚清开始的所谓的救亡图存、民族主义，到后来搞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真的是需要有很多元的理解。同时，中国革命史还得放在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甚至是20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和思考。

        他还强调研究革命史要非常关心现实生活。这也是多年跑田野的目的。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革命的遗产到底是什么？革命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革命史和中国史、世界史打通，把革命史和现实生活打通，肯定大有前途。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教授应星引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老师的区分，“社会学的来做史学，应该做更多带规律性、模式性的分析，应该有更新的一些方法带进来，而史学可能更加重视事件、过程、细节等。”应星承认社会学当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但他并不想一上来就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还没有弄清楚基本的史实和发展脉络，东拼西凑找了点史料或完全借助二手研究，就古今中西地谈所谓的规律和模式。“这种所谓‘新史学’的研究既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也不尊重厚重的史学，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创造的。”

        他强调先要非常耐心地学会像史学那样去思维，做好“临帖”的工作：去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做田野调查。

        他认为“新革命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是极其艰难的，就像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开篇所说的那样，“谱系学是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 。我们在通向“新革命史”的道路上，也需要这种“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