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明清时期的中国地图风格像不像山水画？

        Vince Ungvary是一名古地图收藏家，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中国当代历史专业毕业后，他开始了对亚洲古地图的收藏，至今已经有20多年。目前Ungvary 收藏有近800幅古地图，主要是16世纪的亚洲和中国地图。

        3月12日晚，在文化沙龙“同道对话”的主办下，Ungvary带着数十幅明清时代的地图，在上海和听众分享了中国古地图背后的故事。本文根据Ungvary的演讲内容整理，并参考了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传统地图

        在观察中国传统地图的过程中，Ungvary感到很惊讶：中国传统地图都很相似，由图、书法、诗文组成，而且地图的绘制风格更像山水画。

        大明混一图，绘制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中的地理范围东至日本，西达西欧和非洲西海岸，南括爪哇，北到蒙古。Ungvary介绍，这幅地图中，其他地区与中国巨大的比例差异，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居于世界中心，并且最大。        《扬州府图说》，这本画册的著撰人不详，共收编12幅画，分别描绘了扬州全府以及江都、瓜州、仪征、泰兴、高邮等11个都的风貌。每幅画均附有一篇文章，介绍所绘各都的历史。根据此文所记的年月，以及写本字体，此画册可追溯至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上图为江都县。        《云南昭通县四营制》，无编著人，共二册。叙述该四营之营制，疆域形势、附近的塘汎和墩台。上图为昭通府。        《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第一幅采用西方绘图技术的世界地图，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明神宗万历皇帝所制作的，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出现美洲的地图。

        但也有人对该图的作者提出了质疑：因为地图上的意大利没有教皇领地，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地名Tuscany和Florence，意大利的地形也不对，所以不可能是利玛窦或当时欧洲人所绘。

        该地图原图已佚，现存有4种版本：1602年李之藻刻本、1603年刻本（此版名《两仪玄览图》）、1608年明宫廷摹绘本、日本摹绘本。上图为日本摹绘本。

        这幅地图，原为Ungvary收藏，后卖给了悉尼博物馆。据他介绍，这是18世纪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根据《山海经》所绘的《天下地图》。在图中，中国仍是居于天下的中心。

        这种地图，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朝鲜大量流行，很少是单张，大部分出现在木版印刷出版的图册中，常题为《天下图》、《山海图》、《四海总图》等。

        这是另一幅类似的“天下图”，为私人收藏。在图中，那片长着扶桑的陆地（右侧狭长陆地），有人认为就是美洲。所以很多学者将这种地图作为“中国人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山海经描述的是中国人跨洋远游”猜想的证据之一。        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类《天下图》不要说与世界地理的实际情况，即便与当时东亚诸国的地理认识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与其说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古代朝鲜人关于寰宇地理的想象或幻想的投影”。也就是说，该种研究认为它们不是真实的地图，而是“心灵地图”，体现了朝鲜王朝关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和想象（世界观）。上图为Ungvary所展示的这类地图册中的一幅，题为《中国图》，朝鲜被画得很小。

传教士在中西间传递地图技术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传教士来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深入。表现在地图上，就是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越来越准确。

        学者们一致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乔治·德·巴尔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绘制的《中国新图》（Chinea olim Sinarum Regionis,Noua Descriptio）；一为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为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D' Anville)根据清代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

        巴尔布达绘制的《中国新图》，是西方历史上绘制的第一幅单幅中国地图。在西方以往绘制的地图上，中国常被画在亚洲或东亚地图上，不被当作一个独立地理单元来绘制。该图于1584年问世，最早收录在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寰宇大观》地图集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接下来近70多年中西方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标杆。巴尔布达地图在西方地图绘制史上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说，“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这是一幅横着的中国地图，它的方位呈上西下东和左南右北的态势。在这幅图上的中国西部画着一个名为“Lacus”的湖泊，它实际就是明代一些地图上的黄河源——“星宿海”，显然巴尔布达参考了当时明代的资料。图中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今天新疆的地方画着一辆风力四轮车。Ungvary相信，这是当时人亲眼所见，但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想象和传说。

        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1606年版《中国地图》，该图只是调整了方向，但大部分内容承袭了巴尔布达的地图，包括风力四轮车。图中新增加的内容中，右侧比较接近日本的地方有一幅画着人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图，据Ungvary介绍，这是1597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而遭遇迫害的故事。

        巴尔布达没来过中国，但他通过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中西交流中获取的直接资料绘制了中国地图，向西方人提供了既确切又有想象成分的中国地理知识。这幅新旧知识混杂的地图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从想象到真实的过渡，因而它是西方绘制中国地图历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之一，直到70多年后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出版，它在欧洲的影响才趋于式微。

        卫匡国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到东亚传教，于1642年抵达澳门。在中国期间，他广泛游历（在西湖边还有他的雕像），经历了明清鼎革。后来，他参考罗洪先的《广舆图》等资料，又结合亲身游历，出版了《中国新图志》。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版的《中国新图志》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

        这部地图集包括15幅中国分省图、1幅中国总图和1幅日本地图，同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城市、人口、风俗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堪称一部综合性的中国地理著述。上图为1655年拉丁文版《中国新图志》中《中国总图》。

        在中国总图上，东南沿海的轮廓十分精准，黄河的几字形状已呈现出来，中国西北边界的外部边缘是一片带状的沙漠，长城被看做是北部的边界。虽然明清鼎革，但这幅图反映的却是明朝的疆域轮廓。

        分省图的标题框的装饰画体现了所在省份的特征，如北直隶绘有皇帝皇后和龙凤，云南绘有土著及大象，四川明显是关羽和周仓的形象（上左），浙江则是缫丝的过程（上右），显示卫匡国对当时中国各省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尽管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加深，中国地图绘制的也越来越准确，但是并没能让当时中国的皇帝——康熙帝——感到满意。所以康熙帝决定利用法国耶稣会士掌握的制图技术，组织人力绘制一份中国地图，于是就有了《康熙皇舆全览图》。

        虽然正式开始绘制的时间是1708年，1718年初步完成，但其实前期准备就已经花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此巨大的工程仅靠十几个法国耶稣会士显然不可能完成，所以当时参与的人员还有中国学者、钦天监喇嘛、理藩院主事等。上图为Ungvary所藏，是1740年，德国人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图中左下题框含有中文、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        因《康熙皇舆全览图》是基于实地测绘的高精度地图，所以自清朝中叶至中华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上图为Ungvary所做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红蓝线）与2012年卫星测试图的河流、海岸线对比。

        但因为在中国，此图一直被收藏在内库，只有巡抚级别以上才能看到，一般百姓无缘得见（直到上世纪20年代左右，这幅图的铜版才在沈阳故宫博物馆被发现，重新印刷），所以此图在欧洲反而比在中国更为流行，影响也更大。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同时将《康熙皇舆全览图》带到了欧洲，对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法国人唐维尔近水楼台，利用同胞在中国的实测资料等，绘制出了精确度相当高的中国地图。这些中国地图最先发表在法国人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上，作为书中的插图，后来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名为《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有趣的是，2014年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习近平主席的一幅1735年的中国地图，据考证，就是基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唐维尔的地图所绘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