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汪利民：从18年律师到高院副院长的转型路

        【编者按】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的制度。

        今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再次提到法官选任制度，表明要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完善将专业法律人才遴选为法官的制度。

        对此，一些知名律师认为律师做法官收入会降低，且法官办案容易受到干扰；一些学者则认为法官身份具有多重性，学者如果当了法官，除了承担业务工作外，还必须承担一些与审判无关的工作。

        不过，律师转身当法官的例子，在13年前就有了。安徽省高院副院长汪利民就是其中一例。

        2002年，在当了18年的律师之后，汪利民转身当了法官。面对一些律师和学者对上述制度的怀疑，汪利民认为收入少、行政化等都不是“大问题”。

        他认为目前此项制度的实施尚缺一种选择机制。“很多律师和学者希望当法官，如果仅通过考试，考不上很丢脸，因为他已经是知名教授或律师。所以，可以考虑由律师协会、学校等推荐，再多方面考核这些人的业绩、人品等。”

        13年前，他从一名年收入六七十万元的律师，转身成为一名年收入3万元多的法官，他说这是为了自己的“法官情结”。13年来，他的职务几乎没有升迁。

        他说，少挣钱，不重要；官升不上去，也没关系。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

        他是第一个直接经公开招考当上高院副院长的律师。18年的律师生涯，加上13年的法官生涯，汪利民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一样的。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他说话不紧不慢，偶尔还会因某个话题突生感慨。他坦言：“说到底，我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人。13年来，基本秉性没变。”

当律师时，“一开始我很怯场”

        和大多数法学学子一样，汪利民也认为，在传统的法学教育里，法官是法律行业中层次较高的职业，一般只有法律素养良好，并且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做法官。

        1984年，20岁的汪利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当被问及想做什么时，他说想做律师。“毕业那会儿，做律师、法官、检察官没有截然区别，因为那时律所还属于事业单位，工资也不高。但那时觉得，到一线做律师，比较锻炼人。”

        工作没多久，恰逢安徽司法厅开始筹备律所，即安徽省经济律师事务所。鉴于汪利民想做律师，司法厅派他到律所工作。

        在律师事务所，汪利民从实习律师做起，通过第一次全国律师统一考试，经历了实习律师、律师、部门负责人、事务所负责人的事业发展路径。

        他主要从事民商事案件，偶尔也接一些刑事案件。2000年底，他离开国办所，和同事共同创办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此时的汪利民已经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他不仅是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还是全国律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协副会长。

        如今回忆起初当律师的场景，他说：“一开始我很怯场，在法庭上生怕说错什么，声音也不大。后来才慢慢有了自信，不论多复杂的案件，都能有独到的见解。”

38岁时，圆梦“法官情结”

        成为律所合伙人的一年后，汪利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37岁，律师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2001年10月，安徽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高院党外副院长，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鼓励汪利民报名，汪利民的法官梦被唤醒。

        那次的招考由安徽省委组织，共招考15个厅级领导干部，其中一个岗位便是高院党外副院长。这在当时还是全国首例。

        仅高院副院长这个职位，便有几十个人参加考试，笔试后6人入围进入面试。面试后剩下3个人进行最后的考核。汪利民成为最终获胜者。

        回忆起13年前的报考，汪利民仍感觉历历在目，他称那时心态很好。 “笔试一考完我就出差去了，后来收到面试通知。面试时，仅用一半时间就答完题离开了。”

        但对汪利民来说，通过面试，仅仅是考核的开始。

        除了安徽省委的考核，最高法也对他进行了全面考核。 “对我的职务任命需要征求最高法的意见。他们向我的客户了解我的服务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了解我的纳税情况，向合肥中基层法院了解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向检察院了解我的口碑情况、有无与法官不正当交往等。”

        回顾自己曾接受的重重考核，汪利民表示，13年前最高法对他的考核视角很开阔，如果对干部考核面更广一点，可能会避免把一些不适合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

        高院副院长的任命还需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2002年4月初，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后，我退出合伙，辞掉与律师相关的所有职务，正式任职。” 

收入少了，工作更忙了，成就感却增加了

        顺利完成角色转换的汪利民，并没有感到不适应。“律师和法官两者是相通的，职业隔阂不大。”

        他从一个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律师变成一个审判案件的法官。在法院，他的主要职务是审判和审核案件，分管商事、知识产权和涉外审判工作。

        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优秀的律师来担任法官的事例并不多。当被问到两份职业的区别时，汪利民坦言，收入反差的确很大。

        2001年，身为律师的他年收入已达六七十万元，入职高院副院长之时，月工资不到2000元。“当时，院长同我谈话时专门说到收入问题，说一年工资加上所有奖金和福利，也就两三万元。”

        “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日常花费也不多。加上做律师时稍有积蓄，我认为薪水还是应该能够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

        他还向记者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衫，表示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和收入水平没有绝对关系，高薪养廉只能让抵制诱惑的毅力强一些，品行操守很重要。

        除此之外，汪利民坦承法官没有律师自由，工作比律师更忙。 “做律师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接或者不接案件。但做法官，工作是逃不掉的。”

        尽管如此，汪利民毫不犹豫的称，担任副院长所带来的成就感更多。他说，律师的成就感很直接，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事务处理好，成就感随之而来，但作为副院长，虽然很少直接办理案件，成就感没那么直接，但贡献应当比律师更大。 “作为分管业务的副院长，在我分管的领域，可以维护司法尺度的统一，发现并纠正一些裁判差错，实现司法公正。” 

法律需要被信仰

        和13年前刚进入安徽高院时一样，汪利民的职务仍然是高院副院长，年前刚刚被增加任命为巡视员。

        他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到法院十几年，收入少了很多，职位升迁困难，是否后悔？对此，他的回答是：少挣钱，不重要；官升不上去，也没关系。“说到底，我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人。13年来，基本秉性没变。”

        其实，在做法官之前，汪利民并没想过要将这份职业做到底，选择这条路原本只是为了圆梦。但当他真正成为法官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难以退出。“我要退出去，你想这个社会会怎么评价？别人会质疑这个人是不是犯错误了，会怀疑你的奉献。本来司法公信就不够，社会认同感不够。”

        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大量的法官在默默付出奉献而不被理解与尊重。

        汪利民称，法官这个职业群体掌握着审判权，受社会关注度较大。然而在新媒体时代，一些负面的东西很容易被扩大，自媒体盲目跟风，人们对司法整体上的评价比较差。“只要法官有一点违法违纪，就会被过度炒作，有时仅仅是凭着怀疑去说法官有问题。”

        “司法需要监督，但也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和平时代，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还是司法。当司法被批得一无是处，没有权威时，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一句空话。”他坦言，作为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法官，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法律是需要被信仰的。司法判断是理性判断，跟普通百姓的感性判断有时是不一致的。司法有不完善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裁判的差错，故法律规定了二审终审制，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为可能出现的差错设定了司法救济的渠道，人们应当依法表达诉求。”   

尊重律师的工作是法官的基本素养

        作为前律师、现法官，汪利民直言，尊重律师的工作是法官的基本素养。“律师行业有利于辩明是非、查明事实，可能没有哪个职业群体比律师更希望国家崇尚法治。只有真正实现法治，律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律师已经走向市场，没有法治，就没有律师这个职业群体的存在空间。”

        尽管如此，汪利民也毫不避讳地坦言：官方对律师群体的信任不够。这是因为律师群体很庞大，鱼龙混杂。“我们社会需要这个群体，但同时这个群体需要加强规范与自律。”

        他希望，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交往能更加规范自然。“律师是法官必须直接面对的，倾听律师意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法院还应该有一个畅通的表达机制，来定期或不定期征询律师群体的意见。很多法院也在探索着。”

        谈及“死磕派”律师，汪利民认为，有一些死磕律师的目的并不仅仅至于个案的诉求，而是希望通过个案的过度解读或放大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我国司法承载不了案件以外的东西。”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的制度。今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再次提到法官选任制度，表明要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完善将专业法律人才遴选为法官的制度。

        汪利民认为，目前此项制度的实施尚缺少一种选择机制。“很多律师和学者希望当法官，如果仅通过考试，考不上很丢脸，因为他已经是知名教授或律师。所有可以考虑由律师协会、学校等推荐，再多方面考核这些人的业绩、人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