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莱坞言情片如何引发公共租界电影检查制度

        1926年11月10日，《申报》首版刊载了一条沪上夏令配克大戏院的新片预告，这则广告图文并茂，很是夺人眼球。

        这部名为《冤声》的新片，英文原名The Volga Boatman，即“伏尔加河船夫”，当时又译作“党人魂”，开映时更是选用了《党人魂》一名。该片是当年好莱坞大导演西席·地密耳（Cecil B.DeMille）的新作，同年5月下旬才在美国本土公映，这部片长120分钟的爱情剧情片改编自一本以俄国革命为背景的同名小说（作者为罗马尼亚籍小说家Konrad Bercovici）。因之，《申报》的预告上特别标榜本片是“自有影片以来所未有之革命风流艳情巨片”，“慷慨激昂藉俄国革命史为世界平民吐冤气，哀感顽艳借银光白幔打破人间不平等待遇”，影院将在该片开映时“加添全班特别著名音乐队”，“届时聘请俄国歌伶随片歌唱俄国悲曲”（默片时代，影院中并非真正无声，影片放映时，往往会有乐队演奏配上一些音乐，有时也使用留声机配乐，《党人魂》的放映情况就提供了一个实例）。

        《党人魂》在两天后的11月12日，星期五，正式放映。没想到星期天就出了状况。捅娄子的，是影院特地聘请的乐队所奏的配乐：当天晚上，乐队演奏的《马赛曲》激怒了在座看片的一群法国观众，现场由此而引起骚动。事后，租界内各方纷纷反对此片继续公映。时隔近90年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怎么一部俄国背景的影片要去配上《马赛曲》，而法国侨民又为何不满？个中原委一经道出，离奇却又简单：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马赛曲》曾被俄临时政府配以新词定为国歌，而俄国在那之后不久，又经十月革命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上海公共租界在收到投诉后，警务处副处长在次日向总办汇报此事，报告中说到，如在平时此片不必禁映，而如今的形势下，禁映则变得非常可取。他进一步提出，上海的电影观众往往华洋杂处，这就让很多在欧美观众看来无伤大雅的影片变得不受欢迎，局势已使得当局应当考虑在本地以某些方式实施电影检查。

        副总办麦基（McKee）11月17日在提交警备委员会讨论的信中还在说，待委员们批准后，将在警务处长巴雷特的报告基础上对此事做进一步讨论。而第二天（18日），工部局检察官（Prosecuting Solicitor）E. T. Wai Naud就致信总办，就这部在他看来带有浓厚“布尔什维克宣传”色彩的片子提出建议。他认为，电影院执照章程第七条尽管给予捕房审批的权力，但实际上并没有影片在公映前先交捕房审看，因此他建议将这一条款修订为：所有影片，凡未经工部局书面同意，不得放映。他同时建议工部局委任专门人员检查各类影片。

        有意思的是，这封打印的信最后签名时，检察官突然间有若神灵附体，在信末添写了一句：听说香港就是如此办理的（I understand this is done in Hong Kong）。

        这个提醒，直接加快了工部局的办事步伐。11月19日一封由副总办签署的公函就从上海发出，寄往香港的辅政司（The Colonial Secretary）办公室。工部局方面明确将自己的意图表述为“在检查公共租界所映影片一事上扩展权力”，并希望港方提供自己的电影检查法规条例，供上海参考。

        港英辅政司次年1月15日才予回复，如今我们还能在上海档案馆查找到这份公函原本，随信并装有两个附件，一是香港电影检查条例，另外是一份首席检查官的备忘录（辅政司特地说明，香港的电影首席检查官职位实际是由捕房督察长担任的）。工部局副总办于26日将香港辅政司来函转给警务处长，供其拟定上海电影检查方案时参考，并将意见报送警备委员会讨论。半个月后，2月11日，警务处长呈送工部局总办报告，正式提交了警方对建立电影检查制的总体设想。由此，上海公共租界电影检查制度形成了它的基本框架。报告也拟定了捕房的电影初审标准，警务处长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象力，而是全盘照搬香港那份备忘录的五个条款，一字未易。对照来自香港辅政司的电影检查资料和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长拟定的电检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就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而言，香港是上海租界的灵感来源，香港的电影法规直接为上海工部局的电影检查制度确定了基调。

        1927年9月8日，工部局第3641号通告颁布。正式宣告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影院执照章程第七条修订为：无工部局明确之书面批准，凡未经电影检查委员会同意公映之影片，一律不得放映。新章程将于10月1日生效。《申报》于9月11日“本埠新闻”版面刊发了这一消息。9月26日，总办首次通知电影检查委员会成员，29日下午4时半在工部局大楼召开委员会预备会议，这标志着工部局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式开始行使它的职能。

《申报》刊登了《工商局将检查影片》的消息

        一部好莱坞言情片《党人魂》，仅仅借用了俄国革命的背景，就被“有识之士”指认为“布尔什维克宣传”，从而引发电影检查的一系列后果。而全部事件的导火索甚至还不是这部默片电影本身，而是上海放映商添加的现场配乐，影院的噱头反倒成了检查的由头，好似一出笑剧，但却勾勒出现代治理术本身绝对的政治性。

        电检制无论在上海公共租界还是它的模板来源地香港，都没有采取英国那样的“业界自律”形式，相反，行政性管理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其中电影检查委员会将日常审查职能授权给捕房，也同样是为了确保检查的及时高效。同时，这样的电影检查体制也在后来不断的自我展布中强化了工部局的行政权能。这一文化统制形式，也为后来法租界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所仿效。

        围绕上海公共租界电检制的建立，上海-香港双城之间的纽带关系也再次浮出地表。正如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由它主导的商业文化/视觉符号/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全球流通，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显性意象。而1920年代电影检查制度在香港-上海间的传递复制，则在社会治理-法律-技术层面上呈现了现代性的另一面向。《党人魂》在夏令配克大戏院的放映，展示了俄国革命意象经由美国好莱坞的视觉化编排处理，进而输出到上海的路径，而由它所引发的公共租界建立电检制，则划出了现代治理术从不列颠英帝国递经殖民地香港最终为上海租界所利用的旅行轨迹。这后一条路线由于其隐蔽性和政治性，较少为人所关注。

        《党人魂》在公共租界被禁，并引发了电检制的建立。这段叙述也随之颇令人感觉沉重，然而，历史好像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就在1927年10月初，《申报》本埠版又刊载消息，《党人魂》将在华界的百星大戏院公映，首映日为10月8日，“重金购得专映权”的，是黎锦晖的明月公司。

        百星影院首映当天，“未及开映，均告满座”，鲁迅去看了这场，并写在了他当天的日记里。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3月13日刊，原题为《<党人魂>引发的公共租界电影检查制度》。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