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夹缝中的钦差——驻朝总理袁世凯

        中国人不知道袁世凯的恐怕不多，但很多人对袁世凯的认知，大都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起于他的天津小站练兵，高潮于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终于他复辟帝制和在一片旧部倒戈和革命党的讨伐声中一命呜呼。至于他在晚清东亚的乱流中受命前往朝鲜扶持时局，以及在清朝和民国鼎革之际去保全东北三省和逐步稳定全国政局等等，早已经在这种以“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主旨的历史叙事体系中，显得无关宏旨。

        至于袁世凯以大清国的钦差官衔驻扎朝鲜长达十年一事，中外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和评价。有关当时历史的几乎所有的档案也早已公开，均可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等地方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看到。在很多人看来，晚清驻朝的袁世凯和日本后来将朝鲜吞并之后派驻的驻朝统监，几乎没什么差别，乃是中国大国霸权在朝鲜的体现，目的是控制朝鲜，所不同的不过是裹着一层传统宗藩关系的外衣罢了。从强权政治的角度去观察的话，这种认为晚清中国对朝鲜推行“帝国主义”的说法，似乎证据凿凿，而袁世凯便是中国“帝国主义”的前锋和代理人，其力图阻止朝鲜向欧美派驻使节等等，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大国政治的一系列外在体现和表象。

        驻朝总理袁世凯果真有如此大的权力吗？他又是怎么成了钦差的呢？其实，袁世凯在朝鲜的日子并不好过，一直是在体制的夹缝中间，去力保中朝之间在很多外人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宗藩关系。本文并不是要为已经被中国近现代政治话语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袁世凯“翻案”，而是简单谈谈他在朝鲜尴尬身份的造成，因为正是这一身份认同上的问题，导致了他与朝鲜政府以及日美欧外交官屡屡发生冲突，削弱了中国的外交。

“我是谁”：陈树棠的烦恼

        袁世凯1882年夏壬午兵变的时候第一次带兵前往朝鲜戡乱，1884年12月再度领兵平息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的政变，获得了李鸿章的极大的赏识。1885年11月，在李中堂的大力举荐之下，袁世凯被北京朝廷正式任命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从此在朝鲜一直驻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回国。从1882年入朝到1894年回国，袁世凯在朝鲜近十三年，其中十年是担任上述钦命的“总理”的。不过，在袁世凯之前，清政府最先派驻的驻朝官员是陈树棠，而要明白袁世凯的权力，须从陈树棠说起。

        1882年夏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请求中方留驻部队，并派熟谙洋事的干练之人到朝鲜，襄助朝鲜外交通商以及组建海关等事务。同年9月，双方签订《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中朝互派商务委员。这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谈判签署的条约，早在兵变之前就已经开始操作了。到了1882年秋，中国对变乱之后的朝鲜如何处理外交通商事务的督导工作，逐步按照朝鲜的需求铺开。同年11月，李鸿章选派马建忠的胞兄马建常（即马相伯），以及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和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过的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öllendorff），以顾问的身份前往汉城，襄助国王整理洋务。也正因为如此，朝鲜新建立的西式海关税务系统，受辖于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架构上是中国海关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年报都是附在中国海关税务司的汇报中的。

        我们需要讲明的是，这一系列的指导工作，都是在传统宗藩框架内，经“下国”朝鲜请求，中国才以“上国”身份着手处理，原本并非中国要主动去做去管的。朝鲜国门洞开之后，几乎连懂英文法文的人才都没有，对如何写就针对欧美等国外交文书、如何组建新式海关和征收关税、甚至连本国国旗样式的制定等等，都没有认识，可谓举足无措，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中国这个已经大搞洋务二十多年的“上国”。例如1882年朝鲜与美、英等签订外交条约，主要依赖马建忠等人的从旁襄助和指导。后来，很多人根据表面的观察，得出此乃李鸿章等人积极干涉朝鲜事务的开始，并得出传统宗藩秩序就此终结的结论。如此论断，均系观察不深所致，常常失之草率。

        1883年初，马建常和穆麟德抵达汉城，而美、英、日等国的驻朝领事也纷至沓来。同期抵达的，还有中国的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台陈树棠，其正式官名为“委办朝鲜商务委员”，归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汉城这个“隐士之邦”的安静古都，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成为各国外交官的舞台。但陈树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烦心事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最要命的有一件——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他对泰西同行们道不明、说不清。他要强调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而其余同行虽然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和两国的特殊关系，但在公开场合都认定朝鲜系一独立的主权国家。

        美国首任驻朝特命全权公使福德•罗西斯 （Lucius Foote），在这一年的3月收到国务卿训令，其中有关于美朝中三边关系的指示：1882年的美朝条约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就美国而言，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但除非本国权益受损，美国不会干涉中朝两国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国默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只要别碰了美国的蛋糕就可以了。这种两面的实用主义外交，也为英德等国家所仿效。这样，英美等国的驻朝公使，并不真正和商务委员陈树棠发生外交事务上的来往，而是同朝鲜新成立的统理机务衙门这个外交部门联络，事涉华商者，亦通过统理衙门经办。

        于是，天朝来使陈树棠就被晾在了一边，其尴尬地位屡遭英日同行的嘲笑。而陈树棠的应对之法，是拿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做辩解，讵料被指该章程前言明言只适用于中朝之间，不适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朝签约之时的聪明文字游戏，此时真真是作茧自缚。对于此说不清“我是谁”的问题，陈树棠一再有尴尬和蒙羞之感，屡屡向李鸿章叫屈。

        有鉴于此，1884年，在委派驻仁川、元山和釜山各口分所负责人的时候，陈树棠特意任命他们为“办理华商事务理事”，赋予了其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外交事务的交涉权能。此外，“理事”和“领事”虽然在中文中发音相近，但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内部负责某务的主事者，后者是专办外务的外交官，而中国不能承认派往其属国朝鲜的官员是驻扎主权国家的外交官。因此，甲午之前，中国在朝鲜只有理事，而无领事，以昭显天朝独一无二的权威和中朝间宗藩伦理上的特殊关系。

        与此同时，陈树棠在同美国领事福德和李鸿章商量之后，于1884年11月把自己的头衔修改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管理权由此涵盖了外交事务。这个修改，陈树棠认为颇合两国“体制”，甚符“上国”官员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朝鲜自1884年4月派驻天津的商务委员、工曹参判南廷哲，对中国朝廷方面仍要称“陪臣”，此系典型的宗藩君臣用语，旨在保持宗藩礼数。

        这回，陈树棠终于感到名正言顺了，但各国公使对他的新头衔，仍不免心生疑窦，担心这是中国政府要控制朝鲜政府的表现。早年驻过北京的英国第一任驻朝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要求总理衙门解释清楚陈树棠究竟系“何等职衔”。总理衙门回复他说：“朝鲜系中国属邦，不得比照驻扎各国使臣之例……[陈树棠]官阶既属道员，自与各国总领事分位相等。”这就是说，中国根据1882年中朝双边章程派驻朝鲜的商务委员，职位上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总领事。这就为日后中国驻朝委员的外交身份定下了基调。

“甲申政变”：中国不败而败

        然而好景不长，陈树棠担任新职务还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日本支持的朝鲜开化党人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等于12月4日发动的政变，时逢农历甲申年，故史称“甲申政变”或者“甲申革命”。开化党人占领王宫，挟持国王，杀死了李祖渊、赵宁夏、闵泳穆等倾向“事大”的亲华大臣，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进入王宫支援。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进一郎，也就是八年前陪同森有礼前往北京和保定，同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辩论朝鲜国际地位问题的外交官。但竹添和金玉均等人的“革命”，连同其日本部队，两天后就被清军统帅吴兆有和他的副将袁世凯、张光前击垮。一场刀光剑影的“三日革命”，遂告失败。

        中日随即展开外交谈判，并于1885年4月在天津签了个只有三项内容的专条：两国均从朝鲜撤兵，均不派员至朝鲜教练军队，如果朝鲜有重大变乱，两国或者其中一国派兵，要提前相互知照。通过第三款内容，日本取得了形势危急之下与中国同等派兵入朝的权力。嗣后甲午年日本以东学党之乱中国出兵为由，自己也派兵入朝，其法理依据便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所以，就“甲申政变”后外交较量的结果而言，中国是不败而败，日本是不胜而胜，和同期中法在越南围绕中越宗藩关系而进行较量及外交谈判结果极其相似。这些例子均表明，中国当日并非是弱国无外交，而是无外交而弱国。

        这一腥风血雨过后，马建常从朝鲜回国，向李鸿章建议，中国要么完全允许朝鲜独立出去，割断彼此剪不断理还乱的宗藩关系，要么派钦差干员督兵入朝指导其国事务。李鸿章觉得中国之事已经纷繁得很，无力兼顾朝鲜，但他是赞成加强中国驻朝官员的权力的。1885年10月，陈树棠以积劳成疾为由请辞回国，李鸿章上奏北京，推荐一直驻扎在朝鲜的补用同知袁世凯接任。

        在奏折中，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建议北京委之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职，以便“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以重事权”。因袁世凯系五品衔同知，官秩较卑，李鸿章特请朝廷加赏品衔，以顺合要员身份。北京很快于11月初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赏加三品衔，以知府分发，遇缺即补，补后以道员升用。

        袁世凯就此擢升“升用道补用知府”。后来人们称他“袁道”，即指这个“升用道”的品阶。相对于前任陈树棠，袁世凯虽然官秩为低，但权能却大有提升：“钦差”的名号让他直接从中国天子那里获得了驻朝的合法性，而“总理”比陈树棠的“总办”的监督职能范围还要广泛一些，“交涉通商事宜”又赋予他监督外交和商业事务的权力。从此，袁世凯变成了钦命的袁总理。

        加官进爵的这一年，袁世凯刚刚26岁，颇有一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这种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已经在洋务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李鸿章所需要的体制外智慧——藉着此种智慧，可以减少一系列中朝旧例和中西新规的掣肘。李鸿章深知袁世凯为人处世的缺点，而且对袁也耳提面命过，但他十年来没有将袁世凯撤换，看中的恐怕就是袁世凯的这种双刃剑的作用。

回到“我是谁”：夹缝中的钦命总理

        钦命的袁总理在朝鲜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最烦心的还是那一条——对外交同行们讲不清楚中朝宗藩关系，自己钦差总理的职位虽然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但实际操作上却不得不面对“我是谁”这一老问题。

        当时的汉城和北京一样，各国公使也组有公使团，通行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各国公使的名字、职衔等，均有对应的英文术语或者翻译。袁世凯也要遵从这一惯例，但他拿不准如何翻译自己的头衔，而这事关公使团对自己地位和管理权限的认知。

        于是，袁世凯派手下一名在美国读过书的年轻助手，拿着名帖去美国公使馆，找到代理公使福久•乔治 (George Foulk)，问他的意见。福久建议译成“Charge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即“管理外交和商业事宜”之意）。但这位年轻人不同意，他提出一个词“Resident” （即驻员），并建议翻译成“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即“中国皇帝驻汉城钦差”之意）。福久随后召集了英国公使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和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来讨论，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外交官读汉文和理解汉文都不成问题，所以这种翻译上的工作，其实是做给非汉语圈内的美英法等国的公使看的，而这也直接关系到西方对袁世凯地位的根本认识。

        最后，袁世凯采用了自家助手的翻译，“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并简化为“H. I. C. M. Resident”，嗣后名片上也开始印用这一名称。其实，这个英文翻译只传达了钦差大臣之意，没有解明其交涉通商的权责。所以，袁世凯并没有讲清楚“我是谁”这个问题，而他的公使团的同行们，干脆直接视他为“具有外交职能的中国总领事”。

        接下来，同朝鲜方面的礼仪如何施行又成了问题，特别是与朝鲜国王相见时候的礼仪。上任伊始，袁世凯便发电报给李鸿章，问见朝鲜国王应该行什么礼。袁世凯此时是钦差身份，而在宗藩体系内，钦差是代天子巡守的，国王既然是天子之臣子，与钦差相见，也就不免要按照传统接见册封或者赐祭钦使那样的礼数来实行。但袁世凯的问题出在他并不是满洲朝廷派来的宗藩体系内的钦使，而是新成立的外交体系内的驻员，不过是走了一道钦命的程序罢了。

        袁世凯提到，中国驻朝官员拜见朝鲜国王的时候，乘轿入宫门，行三揖礼，然后坐在国王侧面；然而之前吴长庆、续昌、丁汝昌、马建忠等人，拜见国王的时候，都是行的宾主对坐礼。其他国家的使臣，行所谓“外臣礼”，乘轿只到宫门口外。袁世凯仍旧行侧坐礼，但因为事无定章，导致与他人之间“时有口舌”，十分苦恼。

        李鸿章迅速指示袁世凯：朝鲜是中国属国，见国王的礼仪自应与其他各国使臣稍稍不同，但也不能按照吴长庆、续昌的钦差成例。因此，袁世凯若按照司道谒见亲郡王的礼制，应该在宫门外下轿，见国王时仍行三揖后侧坐礼，这样的话“已极谦恭”；如果遇到朝鲜的大典礼朝会的话，“只可变三鞠躬为三揖，酌量不亢不卑”。如此，袁世凯驻朝便有了一套新礼数，和别国驻朝公使不同，目的是保存宗藩体制，万不可将中国降级为与英美日等国同等的地位。

        袁世凯的礼制危机解决了，但在日本和欧美同行眼中，他享受的种种上国礼仪优待，均属破坏朝鲜主权之举，在在不能容忍，故而和袁世凯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从未间断，甚至愈演愈烈。

        很多人在解释晚清中朝关系的时候，均视此种关系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固然很有道理，但通过李鸿章等人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件来看，他们将中朝间的宗藩关系直接越过明初，上溯到西周时候的宗法封建，则朝鲜国王不过是中国天子的外诸侯，地位和中国督抚这样的内诸侯相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朝鲜国王不过是代天子守疆的一方诸侯，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鲜也不过是中华帝国之一部。正如上述礼制问题所揭示的那样，李鸿章是将朝鲜国王看成了中国体制内的“亲郡王”一级，而不是一独立国之国家元首，因此袁世凯所施行的礼数，亦在中国宗藩礼制体系之内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用欧洲舶来的国际政治观念观察和分析晚清中朝关系，根本上不能涵盖整个体系，只能观察到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观察的时间起始点愈靠后，其观察所偏离历史真实的情形便愈严重。

        袁总理的礼制问题等等依次解决了，貌似一切太平，但他发现自己其实掉进了两重体制的夹缝之内，虽然也可以左右逢源，却不好拿捏。一方面，他身份的合法性来自于宗藩体系内的上国权威，但他又不是这套以满洲朝廷为中心的钦使体系内的人；另一方面，他是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这一套新外交体系上的瞭望塔，但他在朝鲜的权威又不是基于这套体系之上的。对这一窘境，无论是他、李鸿章，还是北京的总理衙门、吏部，甚至北京礼部和朝廷，都解决不了，除非将其撤回中国，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又是不可能的一个选项。袁世凯正如一个过河卒子一样，在朝鲜势若车马，但致命的地方在于只能一心向前，无从后退。

        袁世凯在上任之初，就向北京表示要力保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保护朝鲜这方“世守藩封”的“东方屏蔽”，而他也的确是勤勤恳恳这么去做的。但也正是在这种体制夹缝里，他以中朝之间事有定制、礼有成例等等为由，每每拒绝参加美英日等公使在汉城的外交使团会议，在通行的外交规则之外独立行使一套只有自己才享有的宗藩规矩，甚至以钦差身份直接介入朝鲜政府的相关事务。结果，他的维护宗藩章法在别人看来成了特立独行和破坏朝鲜独立自主之权，他的钦差身份给他带来的礼仪优待也成了作威作福和有悖国际外交准则，最后不仅惹来英美日等外交同行们的猜忌和指责，更逐渐引起了对国家主权渐有意识的朝鲜政府方面的不满和离心。

        贵为天朝钦命总理的袁世凯，逐渐成了朝鲜外交舞台上最孤独的一个人。

        1894年7月18日，袁世凯奉旨撤回中国。7月23日，即日军在牙山偷袭清军并挑起战争的前两天，汉城的中国公署忽然遭到千名日军的围攻洗劫，存银被抢，国旗被夺，代理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唐绍仪从公署后院狼狈逃到英国领事馆，焚烧了机密公文（还有一部分文件留存英国领事馆），随后辗转回到烟台，携回了袁世凯留下的“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关防大印。袁世凯在天朝东藩苦心经营十载的事业，从此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