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车︱民国电车售票员如何揩油？

民国出行坐电车最划算

        现代人买房，非常注重交通，哪个小区离地铁入口近，那里的房子一准很贵。

        民国人租房，同样注重交通，比如老舍小说《离婚》里的主人公老李在北京租房，第一个要求就是“离电车站近”。电车站就是电车停靠的站点，离电车停靠的站点近，出门坐电车就比较方便了。

        现代人在大都市里生活，要想从南城跑到北城，最靠谱的出行方式自然是坐地铁，一是便宜，二是不堵，三是时间有保证。

        民国人憧憬过地铁。1934年作家周楞伽畅想未来，希望“电车通行于地底，飞机密布于天空，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版），他的愿望在今天终于实现了，现在的地铁确实是“电车通行于地底”。可是民国时代毕竟没有地铁，广大市民最靠谱的出行方式只能是坐着电车在地面上穿行。

        相对于其他交通工具而言，乘坐电车绝对是最划算的。1908年上海第一条电车线路通车，全线共分三段，头等座每段票价只要0.03元（银元），二等座每段票价只要0.02元，从老县城坐电车到英租界，只需要铜圆1元（当时铜圆128元才相当于银元1元），而坐黄包车至少要花铜圆15元，而且黄包车既没有电车快捷，也没有电车安全。

        电车在上海开通后不久，会过日子的市民出门，只要能坐电车，绝对不坐黄包车。苏青小说《续结婚十年》描写了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土财主，“平日走出门去，不舍得喊黄包车，仍旧搭电车去。”可见坐电车是很省钱的。

        如果天天坐电车，买月票会更划算。上海电车一开始就卖月票，头等座每月8元（银元），二等座每月6元，三等座每月5元。那时候1块银元能买20斤大米（这是1909年春天上海米市的零售价），折合人民币60元左右。换句话说，买一张三等座的电车月票要花人民币300块钱。乍一听好像挺贵，但是您知道吗？要是天天乘坐黄包车，累积开销比这高多了。

        民国上海已有出租车，贵得吓人，每小时收费3元（银元）以上，完了还要给司机小费，烧包青年坐两回出租车，就够买一张电车月票了。

        上海电车从1908年开始运营，最初只有一条线路：起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常德路、北京路、石门二路、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然后穿过南京东路，直达外滩。到了民国成立的第一年，仅公共租界的电车线路就已经扩展到了八条。此后电车迅猛发展，到了抗战前，全市每条主要街道均有电车通行，电车成了大众出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北京的电车比较晚。1921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官商合办性质的电车公司，该公司从英国买来电车，从法国买来钢轨，从日本买来电线，从瑞士买来发电机，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终于在1924年12月开通了第一条有轨电车公交线路。

        

售票员收入靠贪污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电车刚刚运营的时候都曾引起轰动，大多数人不敢乘坐——怕被电死。为了吸引顾客，电车公司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女士和小孩可以免费乘坐，男人乘坐则可以领到一小包花生或瓜子，同时降低票价，等大家开始挤乘的时候再把票价调上去。这一招儿俗称“笑脸迎客，关门打狗”，类似于今天微信和支付宝平台为网民派发红包。

        民国时代有无轨电车，也存在有轨电车，其中以有轨的居多。每辆有轨电车上都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售票员，司机没座儿，站着驾驶，左手握住电闸，右手握住刹车，脚下踩着电铃，开到终点站不用调头，跑到车尾往回开——车尾也有一套电闸、刹车和电铃。售票员站在车门口，一手接钱，一手给票，收班时把票根和钱一同上交给电车公司，由会计核对票根，检查售票员有没有贪污。

        

        电车售票员工资很低，月薪不到10元（银元），收入主要靠贪。1933年鲁迅给《申报•自由谈》写专栏，写到售票员怎样贪污：“他（售票员）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指租界里的电车公司）的油，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售票员收了乘客的钱，却不给车票，将本该上交的票钱据为己有，他得了好处，乘客也没有损失什么，所以乘客们对此缄默不言。

        要想避免售票员贪污，可以采用三种办法：第一，每辆电车上除了一名司机和一名售票员以外，再配一名检票员；第二，搞无人售票，并在投币处安装监控设备；第三，将车票设计成有奖发票，刮票有奖，以此来诱导乘客索要车票。第一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电车公司的成本，第二种方法在经济上倒比较可行，可惜技术上达不到——民国时代应该还没有监控录像吧？

        

乘客买票换货币“贴水”

        民国电车之所以不搞无人售票，其实还有一大致命因素：货币不统一。

        我们知道，民国一直四分五裂，政权没有统一过，货币也没有统一过（1935年蒋介石政府虽然发行了法币，但是并未通行全国，陕甘宁边区通行边币，东北地区则通行伪满币）。以1933年的北京为例，既流通银元和银元券，也流通铜钱和钱票，其中银元又分鹰洋（墨西哥银元）、站洋（英国银元）、龙洋（光绪银元）、袁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孙大头（印有孙中山头像）、杂洋（湖北与四川等省铸造的劣质银元）等等种类，银元券则分中交票、天津票、河南票与汉口票四类，铜钱主要有制钱（面值1文）和大子儿（面值10文）两种，钱票的种类可就多了，每个大型钱庄都有资格发行……以上各种货币同时流通，互相可以兑换，其兑换比例却不固定，就像现在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一样经常浮动。

        OK，现在您是电车售票员，车门打开，乘客鱼贯而上，您开始收钱了。公司定的票价是每人每站1个大子儿，可是乘客交给您的却不一定是大子儿，而是制钱、银元、钱票、中交票、银角子之类五花八门的货币，这时候您必须马上开动脑筋，按照当日的兑换比例将乘客交给您的不同货币迅速换算成大子儿，并迅速出票，迅速找钱。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售票绝对不可行，因为任何一款投币机都不会找钱，即使会找钱，它也代替不了售票员的头脑。

        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做电车售票员是个辛苦活儿，但也是个有油水的活儿。都有哪些油水呢？一是从车票上揩油，贪污一些票钱，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再就是从兑换比例上做文章，在收钱和找钱时让乘客多“贴水”。

        比方说我从北京天安门坐电车去北新桥，票价4个大子儿，可是我兜里没装大子儿，只有袁大头。按照当天的兑换比例，1枚袁大头可以兑换100个大子儿，我给您1枚袁大头，您得找我96个大子儿。可是您说了：“公司有规定，用袁大头买票需要贴水10%，1枚袁大头只能作价90个大子儿，想坐就坐，不想坐走你。”我急着坐车，只好让您白白赚走10个大子儿。

        鉴于大多数售票员找钱时都会让乘客吃亏，所以精打细算的乘客在上车之前会提前换钱，你按制钱收费，他就换一把制钱，你按银角子收费，他就换一把银角子，坚决不让你占便宜。可是衣兜里天天装着一把零钱也不方便啊，于是另一个商机应运而生：某些小贩在电车停靠站旁边摆起摊位，既卖零食，又帮乘客兑换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