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哈佛首位女校长解读美国内战：纪念牺牲是国家最终统一的基础

[美]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2015-03-12 14:45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是美国历史学家，2007年至今任哈佛大学校长，获选美国《时代》杂志2007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福斯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也是自1672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哈佛校长。

她在《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译林出版社，2015年3月）中，从“死亡”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内战的意义和含义。她以一种新的史学视野，探讨了美国内战期间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回答了美国民众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以及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幸存者等问题。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登福斯特为该书写的序言。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在1862 年的一场布道中，南部邦联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如是说。他解释道，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相似的痛苦”，每个时代也都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

然而，死亡也并非万人一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环境，决定着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也尽管我们都终将一死，但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我们的离世方式却各不相同。

19 世纪中叶，在内战的硝烟中，美利坚合众国开启了与死亡的新关系。这场内战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它也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屠戮，以及20 世纪全球范围的大屠杀。1861 年至1865 年间罹难士兵的数字估计为62 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 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

内战间的死亡率，亦即死亡发生的次数同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6 倍。而若将这2% 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国，则意味着将有600 万人死去。在同比它财力更强、人力更足的敌人的对抗中，新的南部国家挣扎求生。

其死亡人数也反映出，战争给其人力资本带来了过大压力。南部邦联的死亡率是他们的对手北方佬的3 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

然而，这些军事数据只讲出了部分事实。这场战争也夺去了无数平民的生命：战斗在农场与田野间肆虐，流行病在部队营地中蔓延，游击队员对妇女甚至儿童施加暴力、进行报复，征兵骚乱中的暴徒将无辜平民当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区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没有人试图系统记录这些死亡，也没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来对死亡人数进行回顾性统计。

杰出的内战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 ）估计，有50000 名平民死于这场兵燹；他还总结道，南部总体的死亡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国的死亡率，也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莱茵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区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的死亡率。人们常常感觉，只有在人性泯灭并且科技也极为发达的后来，才会出现美国内战中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了。

这场战争死亡人数的影响与意义超越了死亡者数字本身。死亡对于内战一代的重要意义也源于，它有悖于关于生命正常终结的普遍预设—谁应死去，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死去。19 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非不熟悉死亡。

到了19 世纪60 年代初，美国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虽然直至该世纪末，人们的寿命才开始显著延长。尽管如此，紧挨内战之初的那代美国人，仍比他们21 世纪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们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却与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方式有着明显不同。

在内战中，死亡率与死亡经历都发生了剧变。在19 世纪中期，美国人虽遭受着高婴儿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着多数步入青年的个体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战争裹挟了年轻健康者，并快速地、经常是在瞬间用疾病或战伤将他们摧毁。这与当时人们关于谁该先死的预想截然而惊人地对立。

正如弗朗西斯·W. 帕尔弗里1864 年为联邦士兵亨利· L. 阿博特所作的悼词：“处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击似乎最为沉重。” 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参军的情况要高出5 倍。在战争中期，一位牧师对其康涅狄格团解释道：“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未曾在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条件和特殊需求的时代生活并面对死亡。”

内战中的士兵与平民，都察觉到了战前岁月许多人所谓的“平凡的死亡”同内战期间战场、医院和营地中痛苦且频繁的死亡之差异，也都看到了那种“平凡的死亡”同战争对平民生活的扰乱之区别。

第一次布尔河战役。

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与南方都经历了许多战争亲历者所谓的“死亡的丰收”。在战争中期的南部，“似乎家家户户都在为某位罹难亲人哀悼”。失去变得极其普通，死亡不再是个人遭遇；死亡的威胁、逼近与现实，成为了人们最广泛的共同战争经历。

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统治地位”——它主宰着一个个家庭与一条条生命，要求人们进行关注与回应。内战对今日的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并帮助我们诠释自由、公民身份与平等之意义。它使美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并将它推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

然而，对于那些曾在内战中生存过并从中幸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之方方面面都与死神如影随形。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即便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内战观—从根本上说，它是伤感主义的— 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在描述被运抵弗吉尼亚半岛的联邦救护船的伤员与濒死者时，弗雷德里克· 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指出，战争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的国度”。

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这需要这个诉诸武力来定义其目标与政体的国家承担起对他们的责任。一场关乎联邦、公民身份、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战争，要求政府去关注那些为国捐躯者的需求。履行这些新被认知的职责，成为了联邦权力扩大的重要原因。而联邦权力的扩张，也正是这个在战后被改变了的国家的特征。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的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

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

内战期间的美国人经常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关于死亡的工作”。它意味着士兵战斗、杀戮与阵亡的义务，也同时令人联想到战斗的后果：屠杀、苦难与破坏。这里“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战争中的死亡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也需要行为与行为者（agents）。

首先，它必须是被强加的；19 世纪60 年代，数百万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敌人于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们的参与和回应，需要人们去体验并应对。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并忍受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就是工作。芸芸众生之中，唯有人类会有意识地预见死亡；在死亡面前选择如何表现（为死亡方式忧心忡忡）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努力应对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独特的部分。

处理死者也是人们的工作之一。这一职责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处理他们的遗体，在比喻意义上指的是消除他们的影响。痛失亲人者努力通过仪式与哀悼将自己同逝者分离开来。家庭与社区必须去修补家庭与社会的裂痕。各个社会、各种文化、各个国家（无论它是联邦还是南部邦联）也必须努力理解并解释无法估量的损失。

盖茨堡之役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中死亡之工作的书。它试图描述，在1861 年至1865 年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中，美国人是如何担负起这一历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认知的工作。

人类并不只是死亡被动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是死者，他们也是参与者；他们为死亡作准备，想象死亡，涉险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们是幸存者，他们就必须适应因自己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因为死亡所带来的生命终结和形体异变之威胁，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定义。

本书以个人之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探索了在这个拥有着共同苦难的辽阔共和国，那些经历是如何改变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死亡所带来的变化，一些是社会层面的，例如妻子变为了遗孀，孩子沦为了孤儿；一些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过他们的甘愿赴死与乐于杀敌来赢得公民身份与平等；还有一些则是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例如大屠杀迫使美国人探寻战争浩劫的意义，并对它做出诠释。

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19 世纪基督教的言辞与话语所描述的“剧变”，亦即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转变。死后世界的存在与性质问题，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都关注的古老话题。对那些焦虑于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测亡者命运的亲属而言，这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精神与灵魂真的不朽，有关肉体的问题仍令人烦恼。

对于那些目睹了这场战争使人身首异处、面目全非的美国人来说，肉体会在“最后审判”那天复活与归位的传统观念愈益令人难以置信。去过战地医院的人，几乎总会惊恐地谈论军医手术台旁成堆的四肢—这些四肢被医生从它们曾经归属的身体上切割下来，已不再是人们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变成了令人作呕的物体。人们似乎无法确认这些胳膊与腿的主人，也无法将它们复原，就像那数万身体与姓名相分离的失踪者一样。肉体与寄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同那些伤者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在很多重要方面，尸体都是衡量战争成就与影响的标准。确实，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尸体随处可见。指挥官们将己方伤亡人数同敌方的进行对比，以此作为评定军事胜利或失败的依据。士兵们努力寻找词汇来描述那遍布战场的血肉模糊的死尸；亲人们苦苦思索着报纸上伤者名单的含义：“轻伤，在肩上”，“重伤，在腹股沟”，“致命伤，在胸部”。他们照顾着垂危者，然后埋葬他们的遗骸。

来自前线的信件与报告指出，受伤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实几乎无法避免。通过摄影这一新技术，平民得以第一次直面战场上死亡的现实。在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汇摄影室，当看到它所展出的极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战役死者照片时，人们震惊得目瞪口呆。就算布雷迪“没有将尸体带来，并放在我们的庭院里和马路上，那么他也是做了和这非常相似的事”，《纽约时报》评论说。

人们对尸体广泛关注，大量描绘了它们的毁灭与形变。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问题：它们与那个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联系？在战斗结束后，幸存者通常会像处理牲畜尸体一样，用铁锹将死尸铲入沟中— “一堆一堆，就像死鸡一样”，一位评论者这样形容。他们以自己的冷漠，践踏着生者与死者的人性。内战的死亡使人与动物的界线濒于消亡，就

像人与动物界限消失之观念也同时侵蚀着19 世纪科学信条那样。内战使美国人面对着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同保全还是分裂国家，结束还是保留奴隶制，或获得军事斗争胜利（也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战时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着极大不同。

北方和南方的美国人，都将被迫面对并抵抗战争对他们所持有的关于生命应如何终结之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他们那关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最基本预设提出了挑战。士兵与平民面对着恐惧——这种恐惧强迫他们去质问自己的应对能力、对这场战争的献身，甚至是对一个正义的上帝之信仰；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努力保存着自己最珍视的信仰，并使它们在一个被战争急剧改变了的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

美国人不得不确定（找出、发明、创造）处理超过50 万死难者的方式与机制：他们的死亡、遗骸与失去。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方式重塑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与死亡，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国家与文化。关于死亡的工作，是内战时期的美国最基本，也是最艰巨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