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日本学者谷川道雄与沟口雄三如何反思“公”和“私”

 

        2015年3月9日，日本德岛大学教授葭森健介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做了一场学术讲座，题为“‘共同体论”与“儒家社会主义论’——谷川道雄与沟口雄三的‘公’‘私’概念”。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担任学术翻译。围绕着两位恩师（谷川道雄和沟口雄三），葭森教授分别介绍了“共同体理论”和“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着重讨论了“公”“私”概念。讲座的主要内容如下：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到来，日本的第一反应是攘夷，也就是要把西方势力从日本清除出去。但随着明治维新的进行，日本的执政者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使日本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学习。  

        历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相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东方的历史则是长期停滞落后的，甚至可以说东方是没有历史的。日本学者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开始论证东方文化的落后，指出阻碍历史前进的最大因素就被认为是儒家的传统，这也是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背景。

        然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东亚世界中最先实现了近代化，先进的日本有责任带领落后的亚洲其他地区走向文明，这样的逻辑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远因。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学界开始了全面的反思，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日本国史的研究，学者们开始批判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特别是把神话作为历史来讲述的做法。其二就是东洋史的研究，开始摒弃东方历史停滞的观点，寻找中国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东京学派强调以经济史为主线，勾勒出中国历史的线索。这一学派认为，中国到唐朝以前都存在着奴隶制度，因此可以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古代，宋代以后才开始进入中世。他们特别强调了皇帝的独裁统治权力，官僚也必须依附于皇帝，特别是西嶋定生提出了“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理论，将汉代的社会总结为“一君万民”。        

        然而，京都学派的宇都宫清吉等人认为，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的皇帝权力并不大。承袭这一观点的弟子谷川道雄进而提出，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个阶层，中国称之为世家大族或豪族，日本学界则一般称为贵族。东汉以来，随着传统的以里为中心的共同体的崩溃，这些地方豪族开始引导人民组成一种新的共同体，即“豪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虽然也存在着阶级上的对立，但成员间有着共同的规范，这样的规范就是“公”。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权力的腐败，旧的共同体就会走向衰亡，新的共同体就会产生。        

        谷川道雄曾在1945年被强征入伍，从军的生活对于他提出共同体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谷川道雄还进一步认为，如今的中国农村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境况，这正是他晚年关注中国现代农村的重要原因。        

        作为思想史学者的沟口雄三则对比了中日两国的儒学，他发现江户时代日本宣扬的儒学早已不是真正的儒学。在日本被改造过的儒学，将“公”的概念偷换成了“官方”“政府”的含义，比如幕府将军称为“公方”，朝廷官员成为“公卿”。        

        上世纪80年代初，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儒教资本主义”的观点，沟口雄三对此展开批判。他认为，日本被改造的儒学，将“公”解释为“官府”，正是这样的理论把民众送到了侵略战争之中。而中国的儒学强调先公后私，这样的理论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相反它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儒家的“公”思想，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都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就是沟口氏的“儒家社会主义”理论。        

        两位学者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都曾聚焦于“公”的观点，战争的记忆对他们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谷川道雄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就如同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来了解本国的历史。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局限于了解中国本身的历史，而是应该在与周边各国的比较之中，得出中国历史所具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