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吁中国对外援助培植自己的NGO：谨防盖了房子走人

        “你说你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援助，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美国，甚至是日本、韩国的一些NGO代表在这儿？我们没有看到过一个中国人。”

        苏丹达尔富尔一位难民的讲话深深触动了时任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刘贵今大使。

        刘贵今大使表示，回国后他把这段话在各种场合复述了无数次，他觉得“无言以对”。

        这样的尴尬不是刘贵今大使一人的经历。

        中国记者宁二2014年在非洲坦桑尼亚采访一所2010年由中国援助建成的中坦友谊小学时，该校的家长委员会主席告诉宁二说，他是学校建成后第二个（拨）来访的中国人，第一拨中国访客是出席学校建成剪彩的中国领馆官员。

        该校仍在期待着中国人的再次到来——据宁二回忆，当时这位家长委员会主席拽着他去看学校后面的一大片空地，跟他讲了半天，说孩子们都住不下，就等着中国人再去帮他们扩建校舍呢。

        “我无法核实是不是真的我是第二批（去的中国人），总之是说明后续没有跟进和管理吧。”宁二向澎湃新闻补充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博士也与刘贵今大使有同感。刘海方说：“一旦发生任何情况，比如埃及、利比亚出现的（政局动荡、内战）情况，我们不但工程承包人员大量撤回，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教师也撤回来了。我们人一下子全都invisible（看不见）了，人家（受援国）肯定会觉得不舒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却在增加。如果我们也能成立非政府组织的常设机构（甚至是在当地注册），就能相当程度地化解这样的矛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写道，“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

        2014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36.2%，即323.2亿元为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另有8.1%属于无息贷款，55.7%属于优惠贷款。

        《中国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在前言中声明，“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

        但多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却招致了一部分人的误解——新殖民主义、掠夺能源、破坏环境……

        “2011年的时候，BBC拍了一部片子叫《中国人来了》，就这一部片子，消解了多少中国人做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里面有一个细节是中国人在当地做生意，非常勤奋，很早就到早市上贩卖，结果冲击了当地小商贩的利益。勤奋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种美德，但在非洲却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冲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管委会主席师曾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当前面临的外部困境可见一斑。

        师曾志说：“在今天这样的媒介环境里，国与国之间的抗衡，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观念上的冲突和竞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利益，不仅仅是政治与商业的外交，更重要的公众舆论以及人与人之间所建构的关系、信任成为一种国际外交上的重要权力，（正如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接受宁二采访所说）国家形象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今天，我们重新思考权力是什么？人与人、人与组织等的交流互动成为一种权力的来源，权力实际上来自于传播。这样的背景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句话就显得尤为关键与重要。”

        为了推动“调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意识和行为方式”，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出倡议，其中提议政府要“改革传统的对外援助与交往体制，积极探索委托民间组织承接国际援助的模式，转变直接的G2G（政府帮助政府）为G2G+P2P（政府帮助政府+民间帮助民间）援助模式，以增强援助项目跟当地原住民需求的融合度，提升援助效率和准确性，提升援助的人际感染力、传播力以及社会影响力，从而推动中国国际形象的重塑。”

        “我们援外的一些方式和做法，迫切需要改造。我们要脱掉那个小马甲，穿上更适合我们体量的服装”。刘贵今表示，对外援助除了政府，也要让NGO发挥作用。政府对NGO参与对外援助应该扶持、资助、指导和协调，培植中国自己的NGO。

        “如果给予适当的待遇、指导和支持，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锻炼一下。与其搞军训，搞那些未必有很好效果的活动，何不把他们送到非洲或者（其他）艰苦的地方多一些锻炼呢？”刘贵今问道。

        刘贵今提到，美国的和平队多年来就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交官、学者和国际主义者。

        如今，中国对外援助的前线也并非完全看不到中国年轻人的身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博士就表示，她身边就有很多年轻人（甚至）通过国际志愿组织出去，“一点都不怕吃苦，有年轻人甚至自己成立志愿者组织，在缅甸、柬埔寨等国做大量的公益事业。”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即将在缅甸设立该会第一个海外办公室，该会执行会长何道峰透露他们已经有几名年轻工作人员长期驻扎海外开展援助项目。

        （本文援引观点来自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2015年3月8日联合主办的“对外援助重新思路：民间帮助民间”论坛，经过发言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