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土改挡不住

        春节回家过年，发现村里的房子都很大。二层的小楼比比皆是，三层的也不在少数，加上偏屋、门楼，每家每户大概都有四五百平米的样子。城里人看了，估计很羡慕——你看，村里空气好，水电也是通的，这不就是乡间别墅吗？

        笔者问起为何每家都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传闻要拆迁。老家要修铁路，据说还要修港口，当然要征地、拆迁。于是家家户户赶着盖房，等着大赚一笔。一平米农房，简单一点成本也就300多，补偿怎么着要上千的，一平米就赚600多块。500平米的房子就赚30万，何乐不为？至于盖了拆，浪费建材，污染环境，就不在一家一户的计算中了。

        后来政策有变，港口不修了，拆迁只涉及铁路沿线，村里就不拆了。因为盖得匆忙，也没什么设计，建筑质量也不好，农村水电等设施又差，这样的房子尽管大，住着并不舒服。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出去了，没出去的想着出去，也没心思把房子再弄好。有的人家院子里盖满了房子，不见阳光，真的是大呼上当。

        这几年，我参与土地制度改革的观察和研究，知道老家这样的现象并不是特例，甚至可以说很普遍。农民外出打工，但在城里难落脚，挣了钱拿回家盖个大房子，想着“落叶归根”。可是进城几年后，很多人会发现农村已经回不去了。农村收入低那么多，各种设施都很差，生活不方便，“还是城里好过”。到了子女入学的时候，发现好学校都在城里，为了孩子，就更不能回去了。结果，村里空着很多、很大的房子，成为人们“乡愁”的记忆。

        面对村里那么多空荡荡的房子，实在不知道除了将就着住，这些房子还有什么价值。放开购买的话，城里人会来买吗？有投资机会的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地方只能是一厢情愿。在城里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位置是最重要的，远郊农村的房子，不值钱的。买来除非经营点生意，也就是放着。类似于“农家乐”这样的生意，也挣不了多少钱，以后还会越来越不挣钱。就像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一开始在重重约束下野蛮生长，但是约束一旦放开，人们就进城打工了，乡镇企业迅速转型和衰败。毕竟，城市才是现代经济的载体。

        土改的意义，就是减少这些浪费。把土地的财产关系理顺，让人们在农村少盖一点房子，把有限的财产和工资收入带到城里，安居乐业，习得一技之长，逐步增加收入。这对务工的城市也是好事情，你看农民人也来了，收入也带来了，生产、消费都会增加，这不就是经济增长吗？“经济增长”这个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专业词汇，其实很简单，并没有那么神秘。

        城市并不需要为这些人“特意”做什么，只要不“特意”限制他们就可以了。比如说养老，这些人本来不在城市养老体系里的。想进来，就花点钱吧。为了便利他们筹资，不妨允许农村的房子、土地能够变现。最怕的，是用身份限制他们。再比如教育，留守儿童多可怜，最好带在父母身边，交钱就让人家上学吧。学校空间、师资不够，正好可以建学校、培养师资，这不就是经济增长、社会文化进步吗？市场里明摆着有大量需求的东西，满足就是了，这样的投资是不会错的。更何况这是孩子念书，又不是卖毒品，干嘛要管住？

        过年的时光很舒适。农村老家的天气不错，坐在院子里，享受安静的阳光。时间，似乎是静止的。奇怪的是，在这极“慢”的空气中，很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

        土改喊了这么多年，各地试点很多，但都是在层层的约束下寻找狭小的空间。尽管如此，农民照样进城，城市化照样发展。“人往高处走”的力量，是挡不住的。层层的约束，就是让城市化里增加了一些麻辣调料，比如“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比如“空心村”，比如“鬼城”。在历史的大趋势中，这些都不过是小小的波折。这小小的波折在亿万百姓家里，会放大成一把把的辛酸泪，比如孩子难入学，比如70岁的老人独自守着家里的土地。

        时间在极慢中极快地流淌。现在好多人已经进城了，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4%，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4年后就差不多60%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基本结束了。农村该盖的房子也都盖了，人也慢慢变老了、变少了。

        想到这里，忽然豁然开朗了。改革，是理念和现实的一场角力。改革者们大声疾呼，无非是看到了未来的趋势，想顺势而为，减少耗散的成本。但现实阻力是强大的。好在“形势比人强”。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的。问题显现之后，人们会更加清楚理解这一进程，改革的阻力，也就变小了。股市上有一句话，“以时间换空间”，翻译到这里，就是“以拖延的时间，换改革的空间”。其间耗散了很多的成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农村是美好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匆匆的过客而言。在清新的空气里，坐着和煦的阳光，体会时间的静止，分享猫的安详。不过，人们还是会进城。过年期间曾问父亲，以后想住哪里？父亲说，等真的老了，还是进城吧，买菜、逛公园、看病、串亲戚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