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铁骑下的“亚述遗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近日，伊斯兰国（ISIS）再次成为了国际媒体的一大焦点，不是由于斩首人质和屠杀“异教徒”，而是破坏一些人看来价值不亚于生命的文物和遗迹。3月7日，位于伊拉克的古城哈特拉（Hatra）据称被摧毁；两天前，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古城尼姆路德（Nimrud），亦即亚述时期的都城之一Kalhu（《圣经》旧约当中记载的Calah），也传出了“被伊斯兰国用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惊人消息。国际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其中英国《卫报》更是以《伊斯兰国摧毁亚述古城引来的哀嚎》（Outcry over Isis destruction of ancient Assyrian site of Nimrud ）为题目，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和欧美中东研究学者，对伊斯兰国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控诉。

        有趣的是，《卫报》在报道中还采访了当代的“亚述人”（Assyrian）。其中，一位名为哈比卜·阿弗拉姆（Habib Afram）的“黎巴嫩叙利亚人联盟（Syriac League of Lebonon）”官员大声疾呼：“伊斯兰国意图毁灭我们的过去和文明！”然而，翻开古代亚述和今日“亚述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文化、语言、习俗以及信仰上的关联。那么，是什么让今天的所谓“亚述人”得以自称古代亚述文明后裔，并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呢？这篇报道，给了我们中国读者一个从侧面了解中东历来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的窗口，以及这些人群与西方主导的话语平台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谁是当代亚述人？

        亚述，似乎是一个中国读者印象不深却又有些耳熟的名字。历史课本曾对亚述帝国一语带过，了解古代世界史的朋友，或许还记得亚述巴尼拔国王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名字。同为广义上古代中东的文明，亚述跟拥有金字塔的埃及相比，知名度差了一截。甚至同处古代伊拉克，语言和文化上异曲同工的巴比伦，也凭借空中花园、《汉谟拉比法典》和一曲《爱在西元前》进入了流行文化。三千年前在今天的伊拉克、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等地无坚不摧的亚述帝国，早在孔子的时代便已成为了历史。

        然而，今天的伊拉克、土耳其和中东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却生活着一群自称为“亚述”后代的人。高鼻深目，男性浓发多须，乍看上去与阿拉伯人没太大区别。然而，与大多数（但并非所有）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不同，这些“亚述人”大多从属于基督教东方教会（即唐代传到中国的景教）、迦勒底天主教会（多在东部地区）或其他中东基督教派（叙利亚正教、马龙教派；多在西部地区）等。而在语言上，多数“亚述人”操与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紧密相关的西闪米特语——新阿拉米语（Neo-Aramaic）诸方言。他们的宗教经典语言则是古代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古叙利亚语”（Syriac），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直到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一直是当今两河流域的重要语言。现代“亚述人”身份与阿拉米/古叙利亚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我们看到《卫报》采访的这位官员便从属于一个名叫Syriac League的亚述人组织。这一点我们还会再详述。

        奥斯曼时期曾发生过针对亚述人和其他基督徒的暴力行为，而一战后，“亚述人”为避免在新兴阿拉伯国家中同样的边缘地位，大举移民欧美，并形成了以瑞典、德国、加州和芝加哥为中心的若干“亚述人”社团中心。在移民当中，阿拉米语或已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三千年前亚述文化的认同，而后者成为“亚述人”的新标志。“亚述人”在各行各业已经融入当地，譬如美国已退役的网球名将阿加西，便是一位具有“亚述”血统的名人。

        那么，一切真的就顺理成章吗？当代中东基督徒“亚述人”和古代亚述和其他两河文明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据称被伊斯兰国摧毁的遗迹，对于这些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欲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妨理一遍“亚述”、“亚述人”等概念的前世今生。

古代亚述：消亡的古国

        亚述是古代两河文明的组成部分。起初亚述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萨尔贡建立阿卡德帝国几百年（公元前二十世纪），同操阿卡德语的早期亚述人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一个小城邦，学界称之为“古亚述”时期。

        这个时期的亚述是一个商业城邦，向安纳托利亚派出了大量行商，贩卖金属、木材和纺织品，这也是近代之前人类商业活动记载最为详实的时期之一。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亚述生活在米坦尼、赫梯和巴比伦等强权的阴影之下，直到我国商末周初才渐渐强盛。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在萨尔贡二世、西拿基立（Sennacherib）、以撒哈顿（Esarhaddon）和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的带领下，击溃了古代中东的一系列独立王国，将亚述帝国带入极盛的时代。亚述帝国为巩固统治，素以人口迁移著称，最著名的莫过于所谓以色列被灭后消失的十支派。然而，盛极而衰，很快亚述南边的巴比伦重获独立，与来自伊朗的印欧民族米底（Medes）人一起攻入都城尼尼微，亚述帝国几乎刹那间崩溃，领土大多落入了巴比伦帝国囊中。

        同两河流域其他文明相似，亚述人使用楔形文字，信奉多神教。自古亚述时期，城邦主神就是其化身亚述神（Assur）。同时，亚述也尊崇古代中东如天神（Anum）、恩里尔（Enlil）和女神伊施塔（Ishtar，后等同于希腊的阿芙洛狄特）诸神。亚述吸纳了巴比伦传统的阿卡德语文学，庆祝一年一度的Akitu节，并以栩栩如生的浮雕和壮观的宫殿闻名于世。

        然而，亚述地区后来历经波斯（Achaemenid王朝）、希腊塞琉古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萨珊帝国统治，语言上阿卡德语让位于东迁部落民的阿拉米语，文学传统上楔形文字销声匿迹，文化、艺术上几乎全面希腊化，而宗教上传统信仰更是逐渐失势，在罗马和安息时期，半独立的若干亚述人王国已然多数皈依新兴的基督教。诚然，少数传统或曾延续到阿拉伯征服之后，但总体上，彼时的亚述地区与帝国时期的文明相比已大异其趣，更何况千年后的今天。

“亚述利亚”（Assyria）、叙利亚（Syria）、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那么，当代“亚述人”和古代亚述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若抛去血统这个复杂的话题不谈，我们可以看看语言、文化和习俗。亚述文明的主要载体语言是阿卡德语（东闪米特语支），而当代“亚述人”操新阿拉米语（西北闪米特语支）；文字上，楔形文字已经让位于字母文字；宗教信仰方面，也早已发生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根本变化；而古代亚述的一些习俗和装束，虽然今天少数“亚述人”乐于效仿，但实际上是现代的亚述学研究给他们提供了素材，而并非他们传下来的习俗。

        是什么让“亚述人”可以自认古文明的后裔？或者说在这件事上哪些因素能把所谓“亚述人”和中东其他人群，特别是阿拉伯人区别开呢？没错，似乎恰恰又正是宗教和语言！然而，在宗教上，一神教的东方基督徒与古代亚述人的差异，怕是比他们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差别要明显得多。此“亚述”何以为彼“亚述”？

        简而言之，所谓“亚述人”无非就是在伊斯兰崛起之后生活在两河流域并至今还未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美国学者Aaron Butts曾指出，这些人直到近代，大多都自称“叙利亚人”或“阿拉米人”。而东方教会的历史上也很少以“亚述”自称。有趣的是，历史上“亚述”除了指尼尼微城附近的摩苏尔城之外，还用来指代教会的敌人——波斯人，甚至后来征服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自然，“亚述”的这个负面含义，与《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当中亚述的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古国亚述非但不是当代“亚述人”祖先的自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是一个贬义词。

        前文已经提到了从地中海沿岸迁到两河流域并带去阿拉米语的阿拉米人，那么叙利亚（Syriac及后来的Syrian）这个名称又从何而来呢？为何可以变成阿拉米语的一个别称？经学者考证，希腊时期地中海到两河一带就被泛称为叙利亚（Syria）或“亚述利亚”（Assyria），二者本出一源。有人指出，很可能在新亚述帝国时期，Assur这个地名的首音节就脱落了，于是Sur（Syria）和Assur（Assyria）混用。如此一来，岂不是当今“亚述人”自称有理了？可是，词源是词源，而词语的外延是会改变的。如前所述，在叙利亚语当中，“亚述”一词仍然使用，并在意义上与“叙利亚”这个词明显产生了较大区别。显而易见，亚述帝国子民的后代或亚述地区的居民，由于宗教、文化、语言的变迁，并不一定认同亚述文化。这些皈依基督教并继承圣经神学理念中“亚述”形象的东方基督徒，不论所谓血统如何，便是当地文化断层的体现。

        最终亚述古国和东方教会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与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不无关联。早先和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社团一样，东方基督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 “宗教团体”（Millet）。十八世纪以降，“亚述地区的基督徒”慢慢被传教士改称为“亚述基督徒”。同时，随着英、法、德诸强开展了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大搜罗，亚述古城纷纷重见天日。

        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土崩瓦解，同时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帝国故地：土耳其、亚美尼亚、阿拉伯等民族纷纷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历史上与穆斯林邻居摩擦颇多的亚述人亦不例外。现实社会中民族主义、宗教、语言的结合与亚述帝国辉煌悠久的历史成为了亚述复兴运动的两面。尽管独立建国未能成功，“亚述人”却成功从宗教社团变成宗教—民族社团。而曾经断裂的两段两千年的历史，此刻被想象成了延绵不断的细流，恰好成为这场运动最适合的一棵图腾柱。20世纪中后期，“亚述”运动更是跨越了教派分歧，慢慢也将叙利亚正教徒纳入进来。“亚述人”与亚述研究的关系也越走越近，有些更是成为了学术项目和学者的赞助人。不难理解，这些情况加上基督教传统都可能会影响西方语境下“亚述民族运动”的形象，也可能影响对“亚述”与穆斯林矛盾的评价与叙述。

        总之，当今伊拉克和土耳其部分地区的基督徒，在宗教争端、民族主义大潮的影响下，慢慢将自己和始于四千年前的亚述古国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其宗教、语言和文化习俗，几乎没有对亚述文明的传承。而在今天，这种身份认同使得“亚述人”不仅仅关注伊斯兰国对其社团本身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让他们获得了对古代亚述遗迹的命运发言权。这起事件，的确是认识中东历史、民族与宗教纷争的一个经典案例。

        （作者系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