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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平归来:任中国铁路文联主席兼秘书长,还几个月就将退休
他回国已经3个多月了,他没有告诉媒体朋友回国的消息,甚至还换了手机号。
在归来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回了趟湖南老家,然后又和老母亲一起过了个春节。
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刻意保持着和媒体的距离。他想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被打扰。
这种状态他也保持了3年。记得当年去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时,他曾对本记者说“我再也不想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
这句话后来被广为流传。
回国时,他唯一发过的消息是在微信朋友圈,以此和波兰的朋友告别。
但消息近日还是见诸报端:“2014年11月29日,周六,在旅波友人的簇拥下,王勇平前往波兰肖邦国际机场搭乘回国的飞机。路上,他不断用微信与波兰的朋友们一一道别,‘语句中充满了感激和留恋’。”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从铁路部门内部权威人士处了解到,王勇平回国之后回到了中国铁路总公司。他的新职务是:中国铁路文联主席兼秘书长。
这是一个看来很对王勇平口味的职务。据澎湃新闻记者的长期了解,喜欢舞文弄墨的王勇平,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文人——他写诗歌、散文,而且书法也相当有造诣。在波兰3年期间,他就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诗集《在诗的王国里》,一本散文集《维斯瓦河畔》。他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铁路书法家协会会员。他在波兰的“外交”活动中,经常向国际友人赠送他的“墨宝”,同时,把那些异国他乡的奇闻轶事都写进了他的散文与诗歌里。
但更具体的消息是,王勇平的“主席”之职,可能只是一个平缓的过渡。因为有准确的消息说,王勇平还有几个月就将退休。
铁路部门内部这位人士介绍,在这最后工作的日子里,没有人比王勇平更强烈地渴望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他现在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快乐地工作完这一段时间,安安静静地退休。然后安安静静地享受退休后的生活乐趣:写写字,写写书,走走路,带带孙子。
他在《维斯瓦河畔》也这样写道:“放下,放下,通身放下”——
但是,王勇平仍然是一个“明星”,只要他回来了,而且回到了铁路系统,他就不容易得到安静,不容易真的能“放下”。因为还有太多的媒体想了解,有关于他及铁路部门当年的一些谜团。
前往华沙
他远赴异国他乡的工作之因,离不开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
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在面对众多记者时说了两句“名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只能说是个奇迹”,随后他本人及铁路部门被卷入巨大舆论漩涡之中。
不久他被调任波兰,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虽然还没有证据显示,他出任铁组中方委员和此次发言有关,但很多人还在猜测其相关性。
王勇平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重大改变。年届天命之年的他,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最终要远赴一个陌生的国度。虽然远离了“是非”,但仍操着一口地道“湖南普通话”的他,要去讲他之前从未讲过一句的波兰话,尽与各种金发碧眼的朋友们打交道。
这3年的寂寞与无奈,只有王勇平自己能体会。以至于他最日思夜想的事情之一,竟是有人能与他用家乡话聊天。
《维斯瓦河畔》里有一篇《乡音乡情》的文章,说他到华沙之后情绪一直高涨不起来,因为他一直没有在那里发现一个除他之外的衡阳人,满嘴的话无法向人表达。他一次又一次打开微信,听他弟弟用方言发过来的一段话:“果甲奶几冒要朽,安局一区起,居巴一歪起,一脑毛一吊起,背一踱起。又死懒好恰……”(这句话意思是:这个男孩不行,整天眼珠眍着,嘴巴歪着,头发吊着,背驼着,还又懒又好吃),这段话比较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形象,又乡音地道,不知排解了王勇平多少寂寞,带来多少轻松与欢乐。
此前,王勇平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干了8年。
那时他给澎湃新闻记者的印象是,对这份不乏挑战的工作,充满了激情与活力。他尽可能多地出现在各大网站,和公众直接交流,他脸庞圆润又显得文质彬彬,给媒体以亲和的形象,他也尽力和媒体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每一次在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他总会被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他似乎“知无不言”,把手机号码毫无保留地告知“媒体朋友们”,那时在记者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直爽而颇有哥们义气的湖南人形象。
但温州动车事故给了他巨大的改变。他对“媒体朋友们”不再有问必答。他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在舆论面前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与压力,他本人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放大言辞、被丑化的角色,这是他事先没料到的。
他终于知道,无论用什么态度,无论想说什么,或想做什么,他都被贴上了标签,动辄得咎。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快把他逼进了墙角,他无力反抗。
去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而远赴异国他乡之后,王勇平仍不忘关注偶尔出现的对他的报道,尤其是那些更深层次分析事故原因,以及更理性看待新闻发言人的角色的报道。让他略感宽慰的是,这些报道大都还算客观。
但王勇平仍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尽管在波兰郁闷难解一时,但他很快就以开放的心态融入了当地社会,他参与铁组活动,关注平凡人的生活,感受欧洲文化,享受当地的青山绿水。
放松之后,他明显比在国内显得心宽体胖了。
代表中国
刚到华沙那天,王勇平一夜无眠。
“既有语言障碍,又有专业短缺,却履中方委员之职,又领铁组副主席之衔。如何不负期望,报效祖国?还有对过去岁月的反思,对国内亲友的留恋,便觉得月冷夜长,竟然少见地多愁善感起来。”王勇平后来如此记录了他在新的工作中的紧张与不适。
铁路合作组织,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位于波兰首都华沙。作为规范欧亚大陆铁路直通联运和多式联运,以及不同轨距铁路运输系统间技术协作领域的专门机构,现有27个成员国,只不过有两个国家,古巴和阿尔巴尼亚,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不参与铁组活动。现在在铁组委员会的大厅里依然挂着包括这两国在内的27面成员国国旗。
铁组主席由所在国波兰的委员担任,铁组副主席由俄罗斯和中国的委员担任。
除了成员国,铁组还留下了观察员的交椅,比如德国、希腊、法国、芬兰等。甚至有时候观察员国比成员国还积极参与活动。
王勇平作为铁组中方委员,同时也是铁组副主席,参加的首次办公会议议题是铁组委员会办公室的搬迁问题,因为房屋年久陈旧,要大修。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他们不仅作为重要的议题进行讨论,而且还在会上讨论得热火朝天。
铁组的定期会议反映了欧洲人的性格。王勇平认为有点“一根儿筋”。铁组委员会所有委员一律平等,所以定期会议上,谁想吵都可以吵,想与谁吵就与谁吵,一年至少大吵大闹六次。各方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劲头,让人感叹。一次关于一项工作到底应该由哪个专业委员会来负责的问题,两个专业委员会主席吵得不可开交,口才都很好,只是风格不同,再加上助阵的,劝和的,一场混战,“至于谁胜谁负,我最终没闹明白,只是觉得吵得很精彩。”
“刚才还在定期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的同仁们,会一散,又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块儿喝啤酒去了。”这样的事在波兰时有发生,王勇平觉得他们其实单纯可爱、耿直可交。“尽管他们的脑瓜不灵光、不活络、不妥协、不变通、认死理,但是,客观地说,也不用担心他们会算计,与他们打交道心里踏实。”
高铁骄傲
有了比较,才有了鉴别。走出国门,才知道骄傲。
王勇平代表铁组从华沙乘火车到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华沙至莫斯科1300公里,列车在树林里穿行。
波兰铁路采用的是国际标准轨,而白俄罗斯采用的是宽轨,一趟列车行走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轨道上,来往都要换轮。乘客不用下车,待在列车上等候工人们的作业完成,时而被吊起来,时而又被放下。车库换轮一停留就是半个多小时,抵达莫斯科,已经过了22个小时。
“为什么中国铁路运输时速都开到300多公里了,而你们这趟国际列车却还在时速不到100公里地磨洋工?”王勇平在国外才越发为自己祖国的铁路发展感到自豪。
在俄罗斯,作为铁组委员会副主席,也是铁组的中方委员,他向大会介绍了铁组的工作,同时也在会上介绍了中国铁路发展的状况。与会人员都非常关注他对我国铁路的介绍,甚至忽略了他代表铁组参会的身份,都直接询问有关中国铁路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铁路发展太迅猛了,简直是铁路发展史上的奇迹,不仅是中国铁路的骄傲,也对世界铁路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乘着这个机会,王勇平考察过欧洲多国的铁路发展。他认为,中国高铁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是足以让我们为之自豪的。
新鲜的体验,对于喜爱舞文弄墨的王勇平来说,恰是创作的来源。
铁组的上下班时间是7点半到下午3点半,他便有大把的时间用来体验欧洲文化,观察身边的平凡人,写诗写文,生活倒也过得别有一番滋味。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语言不通。王勇平说,学波兰话是“要我的命,或者说我的波兰话会要波兰人的命。”于是他选择最实用的语句来说,比如波兰“你好”,用汉语读音标音标就是“见多不累”。练上几遍,就能说得和波兰人一样拿腔捏调。
不仅在铁组里“见多不累”,出了圈子仍然“见多不累”,大到外交场合,小到街道问候,统统“见多不累”。一句“见多不累”就能消除两个不同国籍的陌生人之间的隔膜,迅速增长接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甚至关键时刻,“见多不累”还帮他渡过难关。
有一次,他乘车由华沙去俄罗斯莫斯科,半夜波兰边检上车询查,对方只会说波兰话。怎么办?王勇平灵机一动,递上护照,说一句“见多不累”。对方又连问几句,王勇平全用“见多不累”回答。对方问得口干舌燥,王勇平回答得从容不迫。对方终于无可奈何不再问就撤走了。
还有一句使用高频率的“谢谢”,叫“敬姑爷”。一般情况下,他见人先问候人家“见多不累”,离别时再说一句“敬姑爷”,有始有终,却也得了不少乐趣。
这样的“小事”,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在最初的两年里,常见诸他的笔端。
家乡牵挂
从国内到波兰的熟人见到王勇平,第一句话就是“到底是这里水土养人,精神多了”。
其实,毕竟是在异国他乡,思念也是刻骨铭心的。
因为QQ视频不仅可以听其言,还可以观其形,费用也不用另计,备受在外游子的喜爱。在国内没上过QQ的王勇平,一到华沙,很快就学会了这门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影响了国内的同龄朋友和同事,都学会了上QQ,与他视频通话。
不过,在澎湃新闻记者与王勇平的QQ聊天中,他话语不多,通常以短句回复,比如“我很好”“很快乐”“很精神”“长胖了”。到了我国的传统节日,他就会说“非常思念祖国,想念亲人”。
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年迈的母亲。八旬老母总以为他在国外“受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即便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也是寄人篱下”。虽然他反复说,在洋人面前丝毫没有低人一等,反而还可以对他们吆三喝四、指手画脚,让他们牢记中国人是不好惹的,但母亲还是不信。
后来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老母亲竟也很快学会了QQ视频操作。“看着年迈的母亲,满头白发,满脸慈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心里不免又有些凄然。突然,老人家伸手朝荧屏摸来,可能是想摸摸儿子的脸。顿时便觉心头一热,鼻子发酸。‘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在书里写道。
如今,王勇平回来了,他和老母亲再也不用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屏幕相见。这是让他最感幸福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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