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与家族腐败

        【编者按】

        “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两会热句。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门阀士族必然会导致家族式腐败，政治败坏。本文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4年12月25日，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逝世的消息在网络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不少学界同仁的悼念。田先生的学生、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田余庆）对学术写作的态度是‘有恨无悔’，宁愿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出来而成为遗憾，也不要因为写出来的东西不合格让自己后悔。”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田余庆先生留下了《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秦汉魏晋史探微》等思力精深的著述。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讲述的是东晋一朝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史。荦荦大作以翔实的史料和慎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深入探索。作者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共治。最开始是“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后因各家士族之间的势力强弱变化，又出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等等情势。门阀士族之所以不能轻易取代皇权，与各家士族之间彼此制约有关，还与第三种力量——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有关。流民武装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难以照旧垂拱之际，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该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史学圈内的评价持续走高，相关的书评亦时有所见。于此，笔者并不想在题无剩义之处再作评述，而是以书为引，粗浅谈谈门阀士族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尽管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时期的东晋一朝，但自东汉以降，门阀士族就起着相当大的政治作用。与汉高祖刘邦起身布衣不同，东汉政权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云台二十八将几乎全部都是豪族出身，汉光武帝刘秀与豪族取得协调，成为夺取天下的主因。由此，豪族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田庄，渐成割据之势，最终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

        门阀士族必然会导致政治败坏。首先是任人唯亲。因为当时的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辟的人成为举主的门生故吏。有的士族子弟不论才德，为了利禄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在西晋末和东晋时，琅琊王氏掌握军政大权，这就难免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利益集团，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门阀士族垄断了官员选拔机制，从而导致上品无寒门。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便出身寒门，这在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王朝中是很难立足的。二十岁时，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二十九岁时，出任州祭酒，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陶渊明的结局尚是好的，东晋初年，丞相司直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将矛头直指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最后，被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给除掉了。

        门阀士族除了任人唯亲之外，还致使贪贿之风横行。西晋在建国之初，官场内部的贪浊之风就十分常见，西晋初年出现的鬲县令袁毅行贿案几乎牵涉到朝廷中所有的王公大臣，就连号称“清慎”的司徒山涛，也接受了贿赂，可见当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已是司空见惯。以一个小小的鬲县令，竟然能够贿通朝廷上下，其中要搜刮多少民脂民膏，自然可想而知。这一案牵涉甚广，本因慎重处理，而晋武帝基于政局“稳定”的考虑，仅仅杀了其中一人作替罪羊，导致贪贿之风迅速蔓延：小官向大官送，大官向更大的官送，大臣之间又互相贿遗，行贿便成了家常便饭，否则便有可能被人馋诟，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甚至招来横祸。最终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政治生态。举西晋一朝，历三十六年即亡，除了外族入侵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重要成因便是政权过于腐败。

        与贪贿之风相连的是奢靡之风。由于朝廷对官员贪贿行为的放纵，西晋的官场的聚敛侈靡之风一发不可收拾。魏晋易代之际，以敢于挺身参奏“朝野畏惮”的伊莫而著称的何曾，入晋之后的奢靡程度，连当年被他参倒的伊莫都望尘莫及。《世说新语》还记载石崇与王恺争豪，王恺将晋武帝赠送的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拿铁如意敲碎珊瑚，然后让下人把家里的各种珊瑚树拿出来，王恺见状，怅然若失。此外，有一次，寒门出身的尚书郎刘寔去石崇家，中间上厕所，看到有深红色花纹帐幕，垫褥很是华丽，两个奴婢手持香囊。刘寔以为误入内室，于是退出。石崇说，那是厕所。从这些事例中，可见奢靡流风之一斑。

        概而言之，任人唯亲、贪腐横行和奢靡之风三者之间是相互勾连的，同时，各自之间又会形成相互效仿的态势，从而产生合力，导致政治生态不断恶性循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政治基础。我们知道，司马氏采用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政治演变手段，即所谓的“禅让”的方式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的，这种方式与汉高祖刘邦自下而上地在“马背上”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它决定司马氏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必须以世家豪族的利益为基础，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当时，门阀士族虽然在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譬如王导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建功立业，并且使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在政府管理的情形之下继续保存、发展。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只论也。”但门阀士族的政治体制最终发生了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弹性。最终表现，就是南北朝时期政权四分五裂，国内长期积贫积弱，对外则是疲软乏力。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寒族乘机以军功崛起，打破了门阀士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至隋唐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取士不问家世”，从而建立了良好的人才吸纳机制，使门第不高的寒门子弟能够通过科考参预政治；二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的经济基础。最后，随着唐末农民起义的致命一击，存续了六七百年的门阀士族终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以史为镜，可知得失。在以公平正义为政治伦理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有人背道而行，发展家族式政治——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逆历史潮流而动，任人唯亲、贪贿无忌和奢靡成风，显然不可能长远。共和国的基石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就意味革命史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前史，还是人民解放的历史，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老虎”、“苍蝇”一起打，打破阶层固化，打通上下的流通渠道，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正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