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挽救了巴黎的那场争论

        在最新电影《外交秘闻》（Diplomacy）里，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觟ndorff）巧妙地营造了一个可怖的、几乎是超现实的氛围：在拿破仑三世曾经幽会情人的屋子里，两个男人，坐在路易十六式样的椅子上，手持一杯精致的红酒，从优雅的窗口向外眺望，黎明即将降临巴黎——而他们正在谈论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覆灭。

        《外交秘闻》改编自一部传奇的法国舞台剧（由剧作家西里尔·热利[Cyril Gély]创作）。影片场景就像在舞台剧里一样，1944年8月，巴黎在德国占领下混乱的最后数日，被压缩到了一个夜晚。这一整夜，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德国驻巴黎军事长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将军和瑞典领事拉乌尔·努德灵（Raoul Nordling），在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上的莫里斯酒店（H?觝tel Meurice）里，口舌对弈。

        他们这番博弈所下的赌注不能更高了：他们赌的是巴黎的生死存亡。法国丹麦混血演员尼尔斯·阿莱斯楚普（Niels Arestrup）出色地饰演了肖尔蒂茨。这是一个圆胖的老派普鲁士将军，他在1944年夏天被派往法国，成为最后一任驻巴黎的德国军事长官。他携带着希特勒的命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投降，不能将巴黎移交给同盟国。德国人将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把这座城市变成废墟。由于德国的战败已然确凿无疑，肖尔蒂茨别无选择，只能着手去准备毁掉法兰西人的首都：摧毁巴黎的每一架桥梁、每一座博物馆、每一所教堂，甚至，摧毁埃菲尔铁塔。另一方面，一位能言善辩的瑞典外交官——由同样是老戏骨的安德烈·杜索里埃（André Dussollier）扮演——企图说服肖尔蒂茨将军放弃这个念头。

        努德灵竭尽所能劝说眼前这位德国高官，后者在电影里说一口优雅的法语。努德灵说道，肖尔蒂茨无法承受沦为炸毁巴黎之人的后果：这一行径不仅是反人类的，更是反文明的罪行，并且，它会致使德法两国在几个世纪里再无机会重修于好。肖尔蒂茨抵制了这一建议，他声称自己不能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毕竟，他是一名军人。此外，如果他背叛了领袖，他远在德国的家人便会有灭顶之灾。不过，这位已然充分意识到希特勒荒谬性的将军，在得到瑞典外交官保证他家人安全的许诺后——努德灵会亲自确保他们在抵抗武装的帮助下，偷越国境，前往瑞士——便答应挽救巴黎。

        电影的结尾告诉我们，努德灵显然没有帮助肖尔蒂茨的家人。不过，当全世界最美丽的首都得以被保存下来，这样一个小小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通过酒店窗外的景致，电影暗示了巴黎之美：这些仿佛通过窥视捕捉到的美景，宛如海市蜃楼一般。这样处理，比起简单拍摄几个著名地标镜头来说，更能让人们对于迫近的毁灭将导致的惨状感到痛心疾首。

        即便《外交秘闻》并没有完全摆脱舞台剧的影子，它依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既有充足的戏剧冲突，也不乏精彩的演绎。电影没有把这位德国将军塑造成一位英雄，他更像是一个有着深度缺陷的人，尽管这个人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肖尔蒂茨本人名为《巴黎烧了吗》（Is Paris Burning，1951）的回忆录里，他极力宣称：他这么做是出于对巴黎的热爱，他违抗希特勒是因为他知道后者疯了。这本书激发了更早一部关于这个故事的电影，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的《巴黎战火》（1966）。其中，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扮演努德灵（他演的努德灵比杜索里埃像得多），杰特·弗罗比（Gert Fr?觟be）扮演肖尔蒂茨——这是位典型的好莱坞式德国演员，他肥头大耳的样子，也比尼尔斯·阿莱斯楚普更像肖尔蒂茨。

        不同于之前的电影，《外交秘闻》的编剧施隆多夫和热利，并没有完全被将军那些自我吹嘘的记述牵着鼻子走，所以这部电影便呈现为一个渴望拯救家人的故事。但是，要说肖尔蒂茨会将他妻儿的命运托付给一个瑞典的外交官，尤其是，要将他们的性命系于一支地下抵抗力量的匹夫之勇，这同样也令人难以置信。真实的历史是，肖尔蒂茨的家人因为德国国内的动乱而得救，混乱之中，他们保持低调，不被人注意。将军本人在1944年8月底向法国抵抗武装投降后，便被移交给了盟军。他先在伦敦市外的一个高级军官战俘营，后在密西西比的克林顿战俘营（Camp Clinton）度过了一段相对舒适的囚禁生涯，于1947年获释。

        传奇是这两部电影共同的问题。《外交秘闻》很大一部分是虚构的。没有德国人和瑞典人的彻夜长谈。肖尔蒂茨家人的命运也从未成为问题。希特勒更没有像《巴黎战火》暗示的那样，在电话那头对肖尔蒂茨咆哮：“巴黎烧了吗？”（他倒有可能对另一位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将军吼出这句话。）无论如何，不管希特勒本人的意愿怎样，1944年8月德军并没有摧毁巴黎的必要手段，就像他们将在那年的稍晚时候炸毁华沙那样。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努德灵的确同肖尔蒂茨有过几次会面，主要是为了安排释放法国政治犯，以及商议一份停战协定（停战同时遭到了共产党抵抗者和德国纳粹极端分子的威胁）。我们还知道，不论肖尔蒂茨的言谈举止如何显示出贵族气派，他却一度是个异常残酷之人。他要为1940年摧毁鹿特丹市中心负责。更有甚者，他的兵团在1942年夷平了苏联的塞瓦斯托波尔市，肖尔蒂茨还忠实地执行了“清算”犹太人的命令。他的所作所为完美地诠释了东部前线的德军军官是如何同纳粹种族屠杀沆瀣一气的——这一可耻的事实直到最近才在德国被承认。

        对于肖尔蒂茨在巴黎的投降，最为合理的解释是：他很清楚自己的绝望处境，为了免遭失败，他避免了这自杀性的最后一战，并认为借此能在战后博取好名声。使巴黎免于战火将是掩盖自己不堪过去最为有效的办法。通过让人们误认为是他勇敢的决定使这座城市幸免于难，肖尔蒂茨便以一个英雄而非战犯的形象被载入史册。

        当然，在舞台或银幕上把历史戏剧化，本无可厚非。在战争的大环境里，努德灵和肖尔蒂茨的真实动机也无足轻重。只是，历史虚构，尤其电影里的历史虚构，唯一的风险是，它到头来会在公众记忆中，把实际发生的一切统统抹去。不过，施隆多夫不是一名历史学家。这部电影最好的观看方式，是将它视作一个爱慕巴黎的故事。人们可以对电影再现的历史事件有不同的阐释，但是，施隆多夫巴黎之爱的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

        （俊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