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第一藏书家韦力得书记：那位举牌的人，就是天堂伞的老板

        大约在2000年，海王村的拍卖现场来了几位行为奇特的买家。艺术品拍卖中，约定俗成的方式，是把台下的座椅整齐排列，买家来到现场，随意挑选自己想坐的位置。真正有经验的买家，大多会选择坐在拍场的后方，以便观察拍场的情况，能够看到是什么人在跟自己抢同一件拍品。而卖家坐在后面，也是同样的心理，根据对大买家的了解程度，见机行事地托几下自己的拍品。其实，买家和卖家这种做法都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我觉得这也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还真的不好说。我在拍场中也常常为选择座位而举棋不定，坐在后面也有弊端，因为会有熟人回头望一望，示意能否高抬贵手，我这人脸皮又薄，往往有很多欲得之品，最后都因此归了他人。坐在前面虽然有弊端，那就是被全场的人盯着，知道我在买哪一类的拍品，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谁也不顾，眼睛只盯着拍卖师，任何朋友请我让，我都可以装作看不见，其实也是真的看不见。但无论怎样挑三拣四，其实还是在这些摆好的座位中，选择坐在哪里而已，很少人会想到，座位还可以不这么摆。

        这次拍场上进来的这几位，就不拘囿于拍场的摆位规则。他们六七个人，走到拍场的中间位置，全然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阻止，拉开七把椅子围成个扇型，几个人坐下，旁若无人地现场办公起来。海王村的拍卖场地本是中国书店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点像正方形，而这几位在会议室的正中央摆成这个姿态，正暗合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思维观。我很佩服这些人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拍场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这几个特殊的买家，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更加超常的举措。

        开拍之后，这六七个人中看上去年纪最大的一位——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因为此人银发满头，我觉得这位应当是这群人中的吴用，或者称作师爷——把图录摊在膝盖上，认真地给其他几位讲解着。这群人中的主角，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是从他的举止中看出他是一位领导的，因为从穿着看，肯定不能看出来。他穿得很是朴素，藏蓝色的夹克衫已经洗得略微发白，显示着三十年前工人阶级的底色，以至于让人误会他是一位老司机。我从众人对他的恭敬态度上，知道自己是误判。这位主角倒是事必亲恭，师爷负责出主意，他自己负责举牌。但他的举牌方式跟常人不同，每到他想要的拍品时，他总是缓缓地把号牌举起来，然后定格，一直举在那里。别人举牌时，都是迅速举起又迅速落下，希望全场的人都瞎了眼没看到，只有拍卖师一人看到，同时眼睛盯着拍卖师，防备他空喊几口，让自己多花了冤枉钱。而这位领导却全然不顾这些俗套，他举牌的时候都是低着头，眼睛看着图录，跟师爷商量着什么，举起的手看似漫不经心但也不放下，这跟他举牌时的迟缓形成反比，直到听见拍卖师报出自己的号牌，知道自己成交了，他才缓缓收手。这份从容淡定，似乎全场的竞争对手都可视为不存在。

        他的这种举牌方式极具杀伤力，因为他想得到的书，只有到手了他才肯罢休，中间大家连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现场也有人跟他争，但最终都败下阵来。这场拍卖会，我有二十多件欲得之书，其中有一半跟他相重叠，结果都落到了他手里。我想得到的书中，有一部《六经图》，此书是明万历四十三年吴继仕熙春堂刻本，原装一函六册，白绵纸印本。《六经图》是我收藏的一个小专题，我已经收到近十个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我已经有了，但我藏的那一部没有书前的牌记，此部却完整无缺。该书的标价是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元，在2000年来说，这个价格谈不上便宜。我估计三万块钱应该能拍到手，而拍卖的结果却是被这位领导以五万块钱夺去。回来细想，我再加几万块钱也没什么心理障碍，主要是被这人的气势打击了信心，还没举几下，就草草投降了。拍卖之后，我马上向彭震尧经理打听这路人马的底细。彭经理告诉我，他们都是杭州天堂伞集团的人。我问彭经理，是不是就是那满大街打着的折叠伞，彭说就是这个厂生产的。中国的折叠伞恐怕一多半都是这个牌子。那位举牌的人，就是天堂伞集团的老板王杭生。

        彭经理还告诉我，那位满头银发的师爷名叫张启政，本是成都古籍书店的经理。十几年前，全国古籍书店经理在京开办古书业务培训班，那时彭经理跟张启政都在此学习。那场培训对中国古旧书业系统影响较大，被业内人士称为古书界的黄埔一期，可惜后来没有接着办下去。张启政告诉彭经理说，这位王老板志存高远，准备广收古书，然后在杭州建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王老板在拍卖会上买书，只是拾遗补缺，他真正的大手笔，是包下了几家古籍书店的全部库存。听彭经理这么一说，我觉得古书界又杀进来一只猛虎，而自己恐怕又有几年苦日子要熬了。

        后来我到西安时，李欣宇兄带我到西安古籍书店去选线装书，书店经理告诉我，王杭生的队伍刚刚离开，选走了一大批古书。当时我就想，王杭生也就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却能在古书界从南打到北，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谈论他，看来不是古书圈子太小了，就是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好在我也算是古书界的老江湖，已经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鳄进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羽毛球界的王莲香，别给我机会，否则我一定将其拿下。

        此后几年，我在拍场中时常遇见这位王老板，我把他视为对手，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他也仍然以自己独特的参拍方式，不管不顾地买着书。然而，到了2004年，这支著名的部队突然消失了。海王村的那场拍卖会，有几件我欲得之书，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要跟这位王老板搏上一搏。然而，这种斗志到了现场却变成无的之矢，他们没出现，这个结果真是让我喜欢让我忧。那场拍卖，我痛快地拿下了自己全部的欲得之书。拍卖结束后，我又去找彭经理打探小道消息。彭经理刚刚主持完这场拍卖会，嗓音有些嘶哑，但脸上还挂着职业性的微笑。听到我问话后，他的面色立即肃穆了起来，低声告诉我，两天前王杭生去世了。

        他这句低沉的话，让我一震。我见过王杭生多次，从外观看，他的身体应该很不错，从我身边经过时，走路都带风。在西安时，古籍书店经理告诉我，王老板自称有糖尿病并且说很严重，还以此劝经理多卖一些古书给他。他说因为自己爱书，又说自己病重活不了多少年，只是想让这些书有更好的归宿而已。我那时听到这个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老板买书时使出的苦肉计而已，他想以此打动书店经理，多给他一些库存，绝不会是他的身体真有问题。但现在他突然去世了，真让我大感意外。彭经理告诉我，王老板去世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出了车祸。他在买书的路上撞上一辆大货车，当时他躺在车后座上睡觉，撞车时他的头碰到了硬物，而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这个消息让我伤感了好一阵子。对一个人的爱和恨，中间都隔不下一层纸，一刹那间，就已转换。我有着鸵鸟式的逃世心理，盼望着古书界的书友都能长生不老，虽然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但即使如此，也希望能够一直纠缠到生命的自然终结，这才是快活的一生。所以，我最怕听到书圈的朋友离群而去，每当听闻这种消息，都会让我的心灰暗好久。

        几年之后，上海博古斋从上海国拍撤回股份，成立了自己的拍卖公司。上海图书公司的总经理彭卫国先生成为该拍卖公司的董事长，他把我拉为博古斋拍卖公司的顾问。得到这个荣誉虚衔，我觉得不做点贡献也说不过去，彭总也是这么想的。这家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拍之前，彭总给我打电话说，首场拍卖对公司的声誉很重要，如果这场拍卖的结果超不过国拍，肯定会有人说闲话，而我是公司的顾问，当然不能看着自己的公司丢人现眼。他的一番说词，我总结出两个要点：一、我必须要到现场去参拍；二、我要带头多买。彭总给我下的任务，是至少要买够一百万元。那个时候，一场古籍大拍全场的成交额也就是几百万元，所以这一百万元也不算小数。其实那场拍卖会的图录，我已经细细看过。上图公司为了首场大拍的成功，从库中拿出来不少好书，就算彭总不劝我，我本来也想多买一些。但他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也就抓住机会忸怩了一下，半推半就地来到上海。

        博古斋的这场拍卖会，地点设在上海大剧院的八层大厅，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彭总在大剧院的九层请几位大客户吃饭。在饭桌上，我再次见到了张启政先生，跟他同来的一位中年人，我却从未见过。彭总介绍说，此人是天堂伞集团总裁黎正平先生，并且告诉我，黎先生就是已故天堂伞老板王杭生的妹夫。此后很久我才搞清楚，称为妹夫并不准确，因为黎先生的父亲就是王杭生的岳父。在这场饭局上，我不便提起王杭生的一些情况。近两年，我听说王杭生所藏之书，准备捐给浙江省图书馆。到后来我还是没忍住好奇心，向黎先生证实此事。他告诉我这是谣传，并且告诉我，王杭生毕业于浙江大学，他去世后，浙大图书馆向他们提出，可以将王杭生所藏的善本放在浙大图书馆内，由图书馆辟出专室来保管，但古书的物权，仍归天堂伞。可是黎先生认为，这种做法今后容易产生产权方面的纠纷，就没有把书交给浙大。

        黎先生说，他已经接手了那批藏书，在慢慢整理的过程中，他也越发地喜欢古籍，因此，他准备把这批藏书继续扩大。但在整理时，他看到王杭生原藏中有一些复本，于是拿出来一些，给了拍卖会。后来，在拍场中我果然看到了钤有“王杭生藏书章”的书，而我一直关心的那部《六经图》却没有散出来，看来黎先生也喜欢这部书。博古斋首场大拍开拍之前，为了避免当年我跟王杭生相互搏杀的情形出现，我跟张启政互相通气，彼此看过对方欲得之书，不知是因为眼光差异太大，还是兴趣爱好点相异，彼此对过的几十种书竟然无一部相重叠，这种局面当然皆大欢喜。那场拍卖，我超额完成了彭总下达的任务指标，我想他一定很满意。

        拍卖会结束后的几天，我因事给张启政先生去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自己正躺在苏州的医院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那天博古斋拍卖结束之后，他到苏州帮黎总去买书，在从苏州回杭州的路上，出了车祸，断了几根肋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闻此言，我半晌没说出话来，真不敢往宿命上想，但脑子里一直默念着那句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过了一段，我又给张启政先生打电话，首先问候他身体的康复情况，他说已经完全恢复，正在成都休养。我们聊到了许多王杭生买古书的故事，张先生告诉我，王杭生出事的那趟行程，就是他到处收书的途中。那个时段，王老板已经出门在外一个多月了。他们开着两辆车，先到兰州，后转到西安，接着到成都，之后又到重庆，从重庆又到了武汉，事情办得很圆满，最后准备从武汉开回杭州。那天晚上，他们开到湖北的恩施县境内时，王杭生乘坐的宝马车开在前面，在转弯的时候，车速太快撞到了大货车上。出事之后，大家立即把他送到了恩施医院。黎正平也很快赶了过去，安排抢救事宜。但在恩施医院抢救了五天，也没能够让他醒过来。于是黎正平通过北京的关系调来了飞机，从恩施县外的小机场把王杭生护送到了杭州，然而到了杭州，还是没有能够将他挽救回来。我觉得自己对古书已经足够痴迷，但还从没有开车出门一个月，四处去收古书。这样想来，王杭生对古书的爱，远在我之上。想到这一层，我就更加怀念他了。

        2009年春，嘉德上拍了一部《六经图》，此书的装潢十分漂亮，大八开的开本，六册原装，每册书都钤着乾隆玉玺，典型的《天禄琳琅》旧藏。图录中已注明此书的详细递传过程，说此书是乾隆皇帝旧藏，当时认为此书是宋版，因此，每册书的黄绫签上都写着“宋版六经图”。该书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1922年9月15日，宣统皇帝溥仪将此书赏赐给溥杰。此书跟着溥杰来到天津后，后又存在长春伪满宫。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书从皇宫散出为刘燕夫先生所得。1949年之后，刘燕夫把此书带到了台湾，后又带往美国，之后又将该书影印出版。出版的影印本，是请陈立夫先生作的序，孙法民先生提供的资助。这个影印本广为流传，使得这部书成为名物。我也真佩服拓晓堂先生的本事，他竟然能把这部书的原本从美国征集回来，放在自己的场子里上拍。

        乾隆皇帝的旧藏，有两部书可以作为代表，那就是专门著录字画的《石渠宝笈》，以及专门著录古籍的《天禄琳琅》，从收藏等级而言，两部书是同一档次。在现今的艺术品拍场中，古代字画版块里，凡是《石渠宝笈》著录的字画，无论真伪一律都能拍出大价钱，均价在几千万元。而《天禄琳琅》著录的古书，却永远卖不过同档次的《石渠宝笈》中著录的字画。这部号称宋版的《六经图》，其实是明万历四十三年南京吏部刻本，但并不影响这部书作为《天禄琳琅》旧藏。该书估价为两百五十万至两百八十万元，以当时的行市论，我估计三百五十万元左右能够拿下。然而现场拍到此书时，却以两百四十万元起拍，我仅举了一下，就把此书拍下了，这让我欢喜多日。能够以如此低的价格拍到此书，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图录中提要文字的小失误，上面写明“此书存卷十三至卷十五”，表明该书为残本。而实际上，这是一部全书，我在看书时，仔细翻看了多遍，确认无疑后，才决定将该书拍下。

        2014年春节期间，我到台北旧香居去看书，在书架上看到了此书的台湾影印本。我很想把此书买下，因为该书中有不少的序跋，是我所没有的。然而，那天在旧香居看书时，吴雅慧小姐很是热情，我看到哪部书，她都说要送给我，这使得我不敢再开口评价任何书，所以翻看此书时，当然不敢再张口。回来之后，又觉得后悔，当时若把此书买回来，就可以了解到该书的一些递传细节，那就会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圆满。

        这些年来每到初春，我都会收到黎正平先生快递来的明前茶。其实，我跟他没有太多的交往，然而他却一直关注着我这个陌生的朋友，这种情谊，让我一直感念不已。在陆续的交往中，我也向他了解到一些王杭生先生藏书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父亲，也就是王杭生的老丈人，是学古典文学的，平时很喜欢看这方面的书。王杭生受老丈人的影响很大，因此也喜欢读古典文学，并从2000年开始买古籍。黎总说王杭生生活很不讲究，只有在买古书时才绝不吝啬，他已买下一万多册古籍，这还不包括一些没有整理出来的。当初王杭生买书的魄力很大，他计划在五年内能够收到十万册古书，然后建自己的藏书楼，并且在他生前，已经谈好了八亩地，准备着手建楼，只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安慰黎总说，人生的确死生有命，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比如我当年买书正起劲时，半路上杀出个王杭生。黎总笑笑说，我跟你一样倒霉，正准备大买古书时，却赶上杀出来个胡关妙。看来，求十全十美真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