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什么到处是酒鬼？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我们的北方邻居称作“战斗民族”，很难说这个绰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又有多少源自于固化了的思维定势。要亲眼看到“战斗”的俄罗斯人并非易事，现代旅游工业早已把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两京粉饰得有如波将金村庄，在行色匆匆的游客脑海中，留下的更多是文明、发达的欧式印象。

        不过离开的通道并未堵死，这便是连接两京及其郊外村镇的通勤列车。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乘坐这种电气火车仍能给人一种相当前现代的体验，车厢陈旧，列车走走停停，低廉的票价引来大量都市底层游民，人满为患的车厢仿佛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实践场。

        小贩们往来车厢间贩卖各种奇形怪状的货色，前一位大妈还挥着电蚊拍和粘蝇条翩翩起舞，身后卖渔猎设备的大叔就已在展示有半节车厢长的超级鱼竿，仿佛要把那大妈吊出车外。你身边的醉汉硬是要把咬过一口的馅饼往你手里塞，并告诫你，若不吃上一口，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俄罗斯”，没过多久，他已毫无知觉地醉倒在车厢走廊上。查票员正眼开眼闭地驱赶逃票客，待走到醉汉身前，便熟稔地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活着呢”，她轻巧地嘟囔一声，随即又投身对逃票者的追逐之中……

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1938-1990）

        其实，俄罗斯的通勤列车一直就是未经规训的原始丛林。早在四十年前，就有一部小说瞄准了发生在电气火车上的故事，这就是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1938-1990）的“长诗”《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

        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韦涅奇卡（韦涅季克特的昵称）每周五都要离开和自己格格不入的莫斯科，乘通勤列车前往心中的伊甸园——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小镇佩图什基与情人相会。他一路纵情狂饮、谈天论地、嬉笑怒骂。

        酒精自然是一切混乱的催化剂，书中提到的酒精饮料有几十种之多，啤酒、伏特加、葡萄酒、鸡尾酒——这可不是你在酒吧里喝的半水半酒的小资玩意儿，在小说里提到的鸡尾酒配料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酒精、净化上光剂、脚汗药、醇溶清漆、花露水、去屑喷雾、酚醛树脂胶水、刹车油、专灭小型昆虫杀虫剂（78-82页，译本中的讹误处直接在引文中更正，不再一一指出，后文亦然，有兴趣的读者可略作比较）。别以为这是作者异想天开，这些正常人心目中的毒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含有大量乙醇，因此它们在俄罗斯几乎都有悠久的饮用史。

        小说的作者叶罗费耶夫就是个酒鬼。他出生在北极圈外科拉半岛上的一个小村，父亲是附近小火车站的站长。

        小叶罗费耶夫七岁时，父亲因酒后胡言被判流放，母亲无力独自抚养孩子，就把他们统统扔在了孤儿院里，远走高飞。然而，叶罗费耶夫从小就展现出对语言文学的极大天赋，中学毕业后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莫斯科大学。

        然而进入这所苏联顶尖学府后，他很快厌倦了学校的课程，并开始酗酒。尽管老师都十分赏识他的天才，尽力想保护他，可不领情的叶罗费耶夫最终仍被开除。他的许多同学（如穆拉维约夫、阿维林采夫）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文学研究者，可叶罗费耶夫却注定要浪迹天涯。离开莫大后，他又考上过多所院校，每到一处，都因渊博的知识和洒脱的生活方式而深受欢迎，但很快他都会因为摊上这样那样的麻烦而被学校开除。

        最后，叶罗费耶夫成为了一名电话排线工，每天的工作内容就如同小说里描述的（35-37页）：排电缆、喝酒、赌钱，第二天把前一天排下的电缆捞起来扔掉……他有一批固定的酒友，他们常坐在来往莫斯科和佩图什基的通勤列车里，饮酒斗诗，一直喝到不省人事。这部小说原本是他随手写来供朋友传阅的，不料传到了海外，1973年以色列一家出版社将其出版后，西方国家纷纷跟进，叶罗费耶夫的名字也渐渐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圈中响了起来。

        地位的改变并未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叶罗费耶夫照旧没完没了地喝酒，甚至在朋友家投宿时，把别人家里的伏特加、花露水连带存款一并喝光。1985年，他被确诊患上了喉癌，手术夺去了他的嗓音，但却无法让他放下酒杯。

        1988年，小说在苏联国内出版，却极其讽刺地刊登在了《戒酒与文化》杂志上，此刻作者也已时日不多。尽管虔信宗教，但作家却始终和教会保持距离，当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圈还在争论他为何会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时，他又决定死后在东正教堂进行安魂祈祷。他的一生仿佛都在给人放烟幕弹、出谜题，难怪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大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曾说，叶氏本身就已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神话。

        叶罗费耶夫一生著述不多，除了这部不长的小说外，还有若干剧本、杂文、笔记。据他自己所说，他最用心的著作是长篇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但某次醉酒后把手稿掉在了火车上。不止一拨心急火燎的文学研究者曾派出科考团，把莫斯科——佩图什基铁路沿线兜底翻了一遍又一遍，可至今仍一无所获。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所谓的《肖斯塔科维奇》可能只是叶罗费耶夫对世界开的又一个玩笑。

        不管有心栽培的《肖斯塔科维奇》到底存在不存在，无心插下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却差不多已经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确立了经典地位。已有多位学者为小说撰写了详尽的注释，注释长度都几倍于正文，有关小说的论文也层出不穷。

        就像叶罗费耶夫充满谜团的生平一样，这部小说也留给批评家大量自由发挥的余地，截然不同的各种意见都能找到坚实的文本证据。在许多不喜欢这部作品的人看来，小说无非就是对俄罗斯酗酒现象的自然主义描写，它能被译成那么多外语出版，无非因为小说内容十分猎奇，确证了西方对俄罗斯人的某些思维定势；也有人觉得这是一部道德教化作品，告诫人们酗酒的危害，叶罗费耶夫的主治医生就十分确信地表示，书中对酒后意识、行为的描写十分科学，具有“揭露性”——想必《戒酒与文化》杂志社的那位编辑也是如此认为的。

        学界常把《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视作俄罗斯第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过去俄罗斯文学中和谐的世界图景在这里终于化为彻底的混沌，与之一起被打碎的还有小说的语言，除了叙述的无逻辑外，作者对引文、典故的大量使用、混用和歪用（戏拟）也打破了阅读的连贯性。靠着渊博的知识和化用语言的天赋，书中一些看似酒后胡言的语句，其实都有出典和深意，除了小说文本与外部文本的互文之外，小说内部的文本也紧紧勾连在一起。

        比如在发现伏特加遭窃后，主人公抱怨道：“心地单纯的我在这一路上居然一次都没看车厢，这完全就是一出喜剧。但现在我们已经‘单纯够了’，如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言。喜剧终场了，并非任何单纯都是神圣的，也并非任何喜剧都是神的……我受够了浑水摸鱼，到了做网人的渔夫的时候了。”（85-86页）“单纯够了”系双关语，亦可解作“足够蠢”，典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任何一个智者都足够蠢》（通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喜剧终场”音译自意大利语（而非注释里说的西班牙语）成语Finita la comedia，“神圣的单纯”出自扬·胡斯的名言O sancta simplicitas，“神的喜剧”其实也就是但丁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这两句话的句式又呼应了奥剧的标题；之后的“浑水摸鱼”在俄语里也是成语，而“网人的渔夫”既是对福音书的引用，也承接了下文捉拿偷酒者的情节。

        不过《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不同于许多形式大于内容的后现代作品，叶罗费耶夫的互文辛辣得多，常常充满反讽色彩。

        除了文史典故、圣经文本外，红色经典、苏联宣传用语都是作者的素材库，他往往会将最端庄肃穆的官方话语放置在最滑稽可笑的场景中，强烈的反差造成一种荒诞不经的效果（这种效果有时太强烈了，以至于中译本中不得不删去一两处），前者的一本正经也就荡然无存。

        比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那就是不要在配方上犯错”。又如，“什么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比这更壮丽的是……”在这两句红色经典中人尽皆知的宣言之后，紧跟着的便是作者独创的鸡尾酒配方——“迦南之膏”和“母狗下水”，而它们的配料便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堆东西（78、82页）。

        强烈的批判性、讽刺性使《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相比起标新立异、另立门户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更接近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传统，难怪有急不可耐的批评家已将其称作“俄罗斯文学最后一部伟大作品”，甚至“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后一次闪光”。自然也有不少政治热情有余、文学品位不足的批评家一心要把小说划入“异见文学”方阵，更不忘将《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与《古拉格群岛》并列为苏联时期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需知后一种表达是他们赞誉每一本书时都会用的。

        不过，多数学者还是在进行着更严肃的探索，他们试图寻找小说与文学传统之间更深层的联系。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时（1970），巴赫金论拉伯雷的著作刚出版不久，狂欢化理论在苏联红得发紫，叶罗费耶夫无疑深受影响，小说中的许多片段都有民间文学起源；小说的标题以及用路标划分段落的形式、大量穿插的抒情与议论插笔都让人联想到感伤主义游记，尤其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和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借着体裁副标题“长诗”（这个副标题在中译本中竟然被删去了），叶罗费耶夫完成了向《死魂灵》的致敬（因为果戈理也把自己的小说叫作“长诗”），而后者又是对但丁《神曲》的模仿；小说主人公韦涅奇卡一路上自言自语、自我对话都像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主人公“爱一切尘土、一切肚腹，对一切肚腹所生的都要怜悯”（117页），最后又被人钉杀在无名楼道，仿佛是基督的化身，可他痴人说梦般的呓语里总是饱含真理，从这一点看，又能在他身上发现俄国文化传统中圣愚的痕迹……以上种种，还只是一眼能看出的表层联系。

        可是到底为何要喝酒？——书中也许有现成的答案。“俄国所有正直的人全都这样！……是因为绝望啊！是因为他们正直，是因为他们无力减轻人民身上的负担啊！”（98页）

        这里指的还是十九世纪平民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可轮到叶罗费耶夫自己这儿，醉酒就已经有了几分形而上学意义：“人活一世，也不就是灵魂的瞬间沉醉？或者灵魂的一时糊涂？我们全都像是酒鬼，只不过每人的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有人喝得多，有人喝得少。酒对每个人的作用也不同：有人公然笑对这个世界，有人却偎在世界的怀中哭哭啼啼……我品尝过许许多多的酒，可酒却对我没有任何作用……我比所有人都清醒，我身上就是没发生过酒精的作用。”（196页）

        总的来说，他的世界观是虚无且悲观的：“假如世上的每个人都能像我此刻这样安静而又胆怯，像我此刻这样对一切……都缺乏信心，那该有多好啊！不要什么积极分子，也不要任何功勋业绩，更不要什么魂不守舍……假如之前有人告诉我一个并非永远需要功勋的角落，那么我同意在这世上生活到千秋万代。”（15-16页）

        任何一种宏大叙事都吸引不了他，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还是他自以为笃信的基督教，最终都在他的文本里被解构、脱冕，这也是为什么以基督自居的韦涅奇卡大难临头向天使求助时，听到的只是他们幸灾乐祸的放肆嘲笑。据同时代人回忆，每当知识分子聚会时有人开始长篇大论，叶罗费耶夫都会反驳说：“我有个更好的想法，就是去商店买酒。”

        在叶罗费耶夫不久于人世时，一位波兰导演曾登门拍摄纪录片。这时的作家只能靠放在喉咙上的发声模拟器来说话，却依然一杯接一杯喝酒。导演问了一个颇为放肆的问题：“您的一生最后变成这样，您就不后悔吗？”作家坦然一笑：“才不呢，为什么要后悔？我很高兴这××的一生就要结束了，我朝它吐口水。”

        这么看来，《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多少有几分预言色彩。小说里的叶罗费耶夫被人刺破喉咙而死，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正是酗酒引发的喉癌夺去了叶罗费耶夫的生命。这种预言甚至不局限于叶罗费耶夫一个人。作家死于喉癌后一年，苏联解体，宏大叙事的崩塌换来的并非天真者期盼的新生，而是叶罗费耶夫笔下的彻底混沌，为逃避现实生活的惨淡，人们纷纷奔向酒瓶子，只用了短短五年，俄罗斯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就从六十四岁跌到五十八岁（世界银行数据）。

        在这一语境下，可以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预言的不仅是作家自己的命运，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翻译这样一本著作，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在译文和后期编辑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对小说的总体把握影响并不大。

        先谈谈张冰先生译文中几个较为直观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将一本正经的话语置于滑稽可笑的语境中形成荒诞的反差是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一种常用方法，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体现在语言的文体上。但在译文中这种文体反差却鲜有体现，例如饮酒图表前的说明（页40），原文中作者用非常严谨、抽象的学术文体来描述绘制饮酒图的方法，显得十分荒唐可笑，但这在译文中却毫无踪影。诚然，现代汉语中不同文体之间的分别并不如在俄语中明显，但是翻译时还是需要努力表现一下的。在具体词句的理解上，有时存在偏差，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将动词похмелиться（或опохмелиться，意为宿醉难受时喝少量酒解醉）错误理解为“喝开胃酒”或单纯的“喝酒”乃至“狂饮”，导致出现这个词的句子译文在逻辑上不通（页14、22[两处]、28、67、68、96[三处]）。在面对哲学术语时译者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康德的术语“本体”（ноумен）、“现象”（феномен）和“二律背反”（антиномия）（页34，原文中使用的是这些术语的形容词或副词变体形式）被分别译成“本体论”、“现象学”和“反向”，而黑格尔的（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这是“伊曼努尔·康德的术语”，但这更像是他开的又一个玩笑）“自在”（ан зихь）和“自为”（фюр зихь）成了“物自体”和“为自己”（页73），同样，小说中戏拟索邦大学校长（页128）和黑格尔（页186）的话在译文中也都有很大偏差，这些差错让人不由为译者不久前译出的《俄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13）捏一把汗。

        小说在后期编辑过程中参考了英译本（Moscow to the End of the Line，H. William Tjalsma译），在原文较难的情况下，其他语言的译本确实可以解释许多难点，并帮助订正译文中的错误。但若在参考时不多留个心眼，有时就会“吃药”。这里参考的英译本就欠缺严谨，英译者颇为喜欢自说自话地篡改原文。看不懂的、反复出现的、与上下文联系不强的、描写过分荒诞或自然主义的、涉及反犹反同性恋等政治不正确的内容，英译者常大手一挥，或删或并或改，而那些本应在注释中交待的背景知识，译者会模拟作者的口吻硬插在译文里。这里只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二张表，则像清晨卡马河上的微风，轻轻揉碎了街灯的倒影。最后一张图表则[…]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之歌——也就是纯粹的高尔基啦——或者艾瓦左夫斯基的垃圾画《九级浪》”（页42），这是参考了英译本的中译文，再让我们从俄语原文来直译：“另一张表是黎明前卡马河上的微风，是寂静的波浪声和街灯涟漪的玻璃球。第三张表上[…]是海燕之歌和九级浪。”微风和玻璃球云云，其实是在影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汽轮上》：“如白发的传闻自古爬来，/如芦苇的深夜壮士歌，/在微风中，在街灯涟漪的快速玻璃球中/卡马河向彼尔姆走近”（可比较另一个经过整饬、修饰的中文译本，见《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第一卷，页92），英译者既然没看出其中名堂，也就自说自话删改一下了事；《海燕之歌》和《九级浪》是什么，本应在注释里说明，可译者偏要用一种轻佻的口吻（自以为模仿了原文）把注释插入原文中，如果说插入“也就是纯粹的高尔基啦”尚只破坏了原文精短微妙的文体特色，那么“艾瓦左夫斯基的垃圾画”这样莫名其妙的评价就纯属愚蠢的越俎代庖了。这类错误尚不足以影响读者的总体阅读感受，但若是要用这个译本来做研究，就必须慎之又慎。英译者的这些错误，也是值得我国的译者引以为戒的。

        最后要谈一下译本中的注释。编辑为帮助读者理解，添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注释，这是值得称道的，当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注释并不准确，在这里例举若干。第51页中提到的“世界悲哀”，并非注释中所说的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术语“世界灵魂”，而是德国浪漫派的术语Weltschmerz；第117页提到的电影《主席》并非注释中所说的美国反共电影，而是1961年上映的一部苏联电影；艾尔莎·特里奥莱并非第130页注释所云，“本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女友”，她的姐姐莉莉娅·布里克才是小马哥的女友；第139页提到宗主教基里尔并非注释中所说的格拉哥里字母的发明人（827—869），而是比他早得多的亚历山大城宗主教（376—444）；第141页的“第五王朝”并非注释中所说的埃及第五王朝，而是旧约中提到的“第五个国”（但2：31—46）；第160页的注释认为发言者想说法国的“幻影”（Mirage）战机，却因无知而说成“鬼影”（Phantom），想象力未免过于丰富，其实叫Phantom的战机分明是有的——美军在越战中使用的F-4“鬼怪”战斗机，发言者要说的也就是这个。

        当然，这样的小说对译者和编辑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无论相比小说在海外的译介还是相比其他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译本都可以说是姗姗来迟。但相信它的问世多少能促进我国学界对小说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也能反向推动翻译和注释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