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简”之争：蒋介石曾两度推行汉字简化

        在3月4日的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电影导演冯小刚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并将一定数量的繁体字增加到小学课程中，旨在“让小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繁体字传承的议题再次在国家层面的会议上浮现。

        其实，在2008年“两会”期间，宋祖英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便联名提议“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2009年“两会”，政协委员潘庆林建议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之后，2014年全国人大代表吴仕民提议国家应“恢复繁体字，传承传统文化”。

        

        尽管目前恢复繁体字的意见和呼声在大陆地区的影响力并不大，也不代表中文使用者的主流观点。但随着简繁之争频频被提起，并总能引起热烈的讨论，网络民意也曾出现支持与反对方势均力敌的局面。

        不过，繁简体字之争由来已久，而且也并非是只在中国才有的争论，在亚洲文化圈（日韩新马泰）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一争论。

民国时期的简体字政策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至今已有58年，但“简繁之争”似乎从未停止。不仅仅在中国大陆民众中存在着恢复使用繁体字的主张，长期以来台湾某些政客或民众也常常利用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异对中央政权及其文字政策进行抨击。

        诚然，国共两党因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文字政策上也分道扬镳，大陆推行了简体字，而台湾推行了繁体字。“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林安梧：《文字简化面面观座谈会发言纪要》，载台湾《国文天地》1989年5卷2期）。 可见，台湾地区最初推行繁体字的动机，并不全因“传承中华文化精髓”使然。

        然而，大陆的简体字政策，恰恰是承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简化字方案而来。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时任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会员、教育部国语统筹会常驻干事）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后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普通教育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成为历史上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的第一人。

        钱玄同1922年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除了主张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书面语外，还提出了简化汉字的八种方法。这部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成为现行简体字产生的依据，影响深远。1935年8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收录简体字2400多个）的一部分，收字324个，虽仅执行167天便遭废止，却是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

        

台湾社会为何使用繁体字             

        如前所述，《第一批简体字表》推行不久便遭遇短命。但这批简化字实为蒋介石在背后推动，他曾说标语用字应尽量避免十画以上之难字，推行简化字有利于消除文盲。然而，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认为，简化汉字是十分荒谬的行为，破坏了中国文化，公开跟蒋介石叫板。忌惮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只好让步，下令暂不实施简化汉字。后来在戴的一再敦促下，蒋介石最终下了“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然而，民间研究汉字简化的活动并未受到挫折。在《第一批简体字表》废止的同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的运动。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简体字仍在各种非官方渠道继续推行，抗战爆发后简体字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是立即着手推行简化汉字，并于1956年在全国推行《汉字简化方案》。

        1952年，蒋介石第二次推动文字改革。他一边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在报纸上进行舆论造势，一边让"教育部"组织学者研究简化方案。翌年，蒋介石重申“简化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然而，这次文字改革又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他们认为此举会“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蒋介石感到阻力太大，恐难执行。此时，大陆在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在海峡局势风诡云谲的背景下，蒋介石立场大变，将简体字斥为共党专断、忘本卖国的工具。上世纪60年代蒋介石更是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全面禁用简体字，违反者会被视为“投共附匪”。简体字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成了人人忌谈的政治符号，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后，随着两岸往来频繁，简体字才逐渐进入台湾社会。

        

韩国也用简体汉字

        亚洲文化圈受汉字影响的其他国家，比如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都曾对本国流通的汉字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简化改革。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韩国的汉字简化方案甚至与中国完全一致或大部分一致。现在日本通行的汉字字体（新字体），简化程度虽远不如中国大陆的简体字，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汉字与中国现行简体字相同或非常相似。泰国则是将所有华文学校都纳入允许教学简化字的范围。这些国家进行汉字简化改革，主要是因为简体字更容易被民众习得使用。

        以韩国为例，韩国曾长期使用汉字。汉字早在殷商时期传入古朝鲜，再经过唐朝的进一步传播，汉字成为古朝鲜的主要文字。

        进入李氏朝鲜时代后，世宗为了让平民百姓认字读书，便根据本民族人民的发声特点编纂了《训民正音》，即朝鲜谚文书写系统，朝鲜民族独有的文字渐渐形成。朝鲜半岛独立后，由于民族主义和脱汉运动的影响，朝韩对日治时代汉字的应用与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非常不满，汉字遭到排斥，将谚文提升为国家文字的声音逐渐高涨。

        1948年韩国施行《谚文专属用途法》，由此汉字被废除。然而在李承晚时代（1948-1960），小学实行的仍是汉字教育。朴正熙时代（1961-1979）则完全废除了普通教育中的汉字教育，后因舆论强烈反对，又恢复汉字教育。上世纪90年代韩国与中国建交前使用的汉字一直是繁体字，1994年以后，包括中文教科书在内的大部分领域都使用了简体字。

        自1991年起，由韩国主导的国际汉字会议提出统一和规范汉字字体，邀请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代表与会。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达成一个符合各方实际情况与利益的方案。

        现在韩国在国家层面指定为教育汉字的有1800字，与中国2500个常用汉字重复者多达1619个。按照汉字字形标准，两国公用的1619个常用汉字中，包括简体字在内，也只有512个在字形上不同。

        不过，汉字简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汉字是涉及面广泛、规模浩大且实施起来复杂的大工程。任何汉字改革都必须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不符合民众的易用性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改革方案最终都是失败的。

        1950年公布的一批简化字方案中，即便是官方实施的，有很多字也因过于简化容易引起混乱而未被民众接受，比如儒家的“儒”简化成“㐵”，堂堂正正的“堂”简化成“坣”，副业的“副”简化成“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