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满铁调查：战前日本最关心中国农村？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大量调查资料，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宝藏，在学术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接触满铁资料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时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读硕士研究生，研究山东棉花种植史。我的导师章楷先生指示我去读当时藏在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满铁资料。

        章楷先生今年接近百岁，对各种近代资料非常熟悉。据他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满铁资料是他不辞辛苦地从北京带到南京的。当时章先生在北京出差，恰好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准备放弃这批资料，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可以作农业史研究之用，就把几大麻袋的旧书交给章先生。

        当时我只看了一点点，以后重回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生，学习了日语，作博士论文时，也只用了一点满铁资料。直到在复旦大学作博士后时，我将研究课题定为“传统社会末期的华北生态环境史”，这才系统地利用满铁资料。复旦大学的满铁资料并不多，所以，我重新在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地收集有关华北地区满铁资料。想来也是幸运，当时的图书馆还允许复印这批资料。

        在研究华北生态史的时候，我意识到日本人对蒙古草原可能有非常好的研究和调查。留复旦工作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研究蒙古草原的生态史。辽宁档案馆和大连图书馆都有许多满铁资料，其中关于蒙古草原地区的调查资料甚多。辽宁档案馆甚至还有满铁当时的原始草原调查报告，有许多游牧图。

满铁调查是20世纪近代史研究的核心资料之一

        满铁资料主要形成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内容涉及到城市、乡村、农村与农业、工商业、地理资源与风俗等各个领域。这些资料由设在大连的调查部组织完成，目的无疑是为日本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扩张服务。满铁调查人员队伍庞大而专业，他们有组织地对中国的城市、乡村、农业、工业、商业、军事、资源、物产、地理、风俗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或粗或细的摸底，资料浩繁。各种资料与报告多达6万多种，670万页。

        七七事变以后，类似的调查资料虽然有，数量却明显下降了。满铁调查人员大规模进入中国后，日方建政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这种工作也减少了。这种调查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起源于一个扩张的国家对一个幅员广大地区的陌生感。日军占领华北等地后，这种陌生感相对减少，调查的工作也少了。

        就规模而言，满铁资料是近代研究的三大批资料中的一批，其它两批资料当为民国社会调查和中共的1950年代档案。这三批资料构成20世纪近代史研究的核心资料，是一个国家或集团对传统中国转型期一种近代化的调查，对近代的政治建构有极大的帮助。

        在这三批资料中，从规模上看，最弱的是民国时期官方或大学进行的调查，只能代表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实践活动，调查资料分散而不系统，质量也参差不齐。中共早期就致力于农村调查，1950年代初建政，各地政府做了大量地上社会的普查资料。这三批资料都体现了国家和集团的建政目的。

满铁如何进行中国农村调查？

        至于满铁资料的质量，我以为可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量收集的关于中国内外的各种资料，数量非常之多，质量较低，因为大部分资料可以见之于当时的其它报刊杂志；第二个层次是实态调查资料，较少；第三个层次是满铁调查部出版发行的调查资料，这部分调查质量最高，数量相对更少。这一部分出版的满铁资料对中国教育产生过很大的作用。

        1985年以前，一些大学图书馆都藏有这批公开出版的满铁资料，资料按内容分类地列于各个学科目录，成为教学参考书的一部分。1985年以后，各地图书馆为了保存资料，将其单独保存。

        在满铁调查资料的形成过程中，许多日本学者和大学生贡献了力量。比如，白鸟库吉负责满铁支持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著名的中国农史专家天野元之助亲自参加满铁松江县的调查。松江县华阳桥村的调查成为目前学者研究江南传统农业的重要资料。当时的满铁调查中的学术成果有许多发表在《满铁调查月报》。

        满铁相关组织在进行调查工作时，往往有固定的模式。在农业与农村的实态调查中，调查人员一般分别将村庄的地理、人口、居住条件，各等农户农田规模，劳动力投入状态，收支状态进行有系统的考察。一些是调查人员亲力所为，这种资料质量较高。大多数调查资料往往是间接的。这种资料的形成源于调查人员进入乡村后，乡村有关人员对他们有目的地提供。这样的材料，像当时中国其他调查资料一样，存在着真实性问题。

        王家范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曾就满铁资料的数据统计真实性问题发表过高见。王先生认为这些资料的数据，可能是当时中国乡村负责人应对日本人和各等人员的数据，真实性大大值得怀疑。以满铁实态调查中的一些乡村人口田地数为例，如果以这些数目进行推算的话，结果大为可疑，当时调查的田地数字较实际为少，人口较多，田地的收成不足养活一个村庄半年甚至几个月的消耗。当然，国内的其它统计往往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管理中的亩制、税制存在严重的混乱，表面上的数据很难说明什么，满铁调查资料也难以逃出这样的宿命。

        笔者曾对山东惠民地区的孙家庙村作过采访。据老人回忆，当时的日本人只是找到了村里几个相关负责人，到小学堂里问了两个星期就走了。当时的地保一类的人，对各路调查人员都有一套对策，说出的数字估计不外乎应付地方政府的那一套。所以，正确地使用满铁资料，仍要对资料进行一个相对的判断。

日本人最关心什么？——东北、东蒙和华北的农牧业

        满铁资料主要关注中国三个核心区域：东北、东蒙（内蒙古东部）和华北，江南的满铁资料也有一些，但相对较少。

        最富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资料集中于华北地区，那是一批乡村社会惯行的调查资料。当时的满铁对华北许多村落进行了最富现代社会史、法制史的调查，由调查人员亲自发问，亲自收集当地的文献。这些进行过实态调查的村落包括河北省沙井村、栾城寺北柴村、昌黎县候家营、良乡县吴店村、山东历城冷水沟、山东恩县后夏寨等村庄。

        这些地区的惯行调查资料后经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结集，形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此书分别在1955年和198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学者简称为《惯调》。此书的出版，为一大批战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仁井田陞先生对此书极为熟悉，他研究中国的乡村习惯法时，就熟练地引用了此书的资料。就本人所关注的生态环境史而言，此书里面有大量的环境信息，不单关于水利惯行和水利管理的资料，还包括一些对具体生态与社会问题的调查，如高田与低田、肥田与薄田、远田与近田的租制问题。

        在东北一带，最有价值的一批社会史研究调查资料是满州旧惯调查资料。《满洲旧惯调查报告》自1910年代开始形成。满铁早期投入较多的人力与物力于满洲旧惯调查，也是为了日本战略上经营东北。

        《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ノ内：蒙地》（大同印书社，1914年）涉及到东北蒙地的惯行。天海谦三郎编的《一般民地》（上、中、下三册）形成于1915年，天海谦三郎是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大家。《一般民地》不但记载了大量的清代放荒的各种条例和制度，而且记载了这种制度在一些具体的地区的表达，其中有许多契约。《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伪满地籍整理局，1937年），共分三卷，也属于乡村习惯调查的资料，书中收集了大量清代契约，详细地介绍了东蒙和东北一带的地租制度。对许多地区调查时回溯到200多年以前，于是这份资料不仅是研究近代中国土地制度，也是研究清代土地制度的资料。

        满铁对蒙地的土地调查也有很多，渗透到各地区、各专业，对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相当的价值。至于满铁在东蒙的调查，除了土地制度外，非常有特色的调查是游牧业和草原的调查，无论是从畜牧学还是从民族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近代关于传统蒙地游牧业的实态调查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正是满铁调查和以后伪满的兴安局的一些调查，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

        《东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是一本出版较早的对整个东蒙南部的调查资料，与后期资料相比，这套志书的内容以简单描述为主。主要描述道路两旁的村庄、农田与草原的景观。满铁庶务部1929年左右出版的一套《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书》，不但有对村庄和农牧业景观的描述，对商业网络的描述也很详细。

        满铁调查部的一些重要农牧业的调查资料有：《兴安西省及热河管内役畜资源现态调查》，昭和十四年六月；《蒙疆北部ニ於ケル牲畜业》，昭和十四年三月；《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四月；《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四月；满铁北支事务调查课：《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工滕丹等主持），1940年；“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昭和十八年；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岩田悦行等主持），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1943年。

        在中部内蒙古和东蒙的呼伦贝尔地区，满铁和伪满州国都有详细草原和游牧业调查。在东蒙南部的农牧交错地带，满铁的调查资源更多。满铁调查部1939年出版的《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旗畜产调查报告》中，对札鲁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游牧状况、畜产数量和草原状态都作了一定的介绍，这本资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农牧结合型态的描述，特别是对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副生产型态的描述。

特别关注：三河马、三河牛从哪里来？

        在东蒙和东北地区，满铁调查部还关注了一个非常特殊地区的生产与社会实态——位于现在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市三河地区的畜牧业。

        苏联发生十月革命后，一些俄国人聚集到三河地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俄国人村落，他们与伪满当局达成协议，实行旧俄时期的东正教和政治与社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自治制度。在这里，俄人的畜牧业经营和农牧产品加工业特别有成效。他们用俄国的牲畜品种与当地品种杂交，形成了名震中外的三河马和三河牛，三河马一度成为赛马。这里产出的农产品也卖到了中国北方等大城市。

        满铁对这一地区的生产形态非常感兴趣，动员了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形成了许多调查成果。诸如：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と生活》，博文馆，昭和18年；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调查报告》，昭和十年；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吉川忠雄：《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

        1949年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三河地区的俄人被迁徙，但这批资料，成为当时俄国人在中国生活的一个见证。

        总之，尽管满铁资料在形成过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因其专业性和庞大的规模，这批资料也的确为许多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料和研究的基础，许多满铁调查过的实态村庄为人文社会科学后续调查提供了一个连续调查研究的地点。随着国内满铁资料的数据化和公开化，近代史研究的内容与学术水平将大大地提升，学人的学术空间也将大大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