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想象明朝：章太炎为何自比刘伯温

        1936年章太炎去世之后，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吊唁，所送挽联甚多。其中徐诵明表彰章太炎：“志在华夏重光、亲看再造河山、埋国愿随诚意伯”。汪怡与陈仲平则称章氏“平生志愿刘诚意。”都谈到他平生颇为推崇辅佐朱元璋打下江山的明初重臣刘伯温，视后者为自己的榜样。

        章太炎一生眼界极高，对古今人物从不轻易认可，在各类论著中，多能看到他扬榷前史，点评先贤，观点在时人看来往往惊世骇俗，好比嵇康“非汤武而薄孔周”。但是何缘故，让章太炎这般倾心于乡先贤刘伯温？这背后显示出怎样的心路与思路？又体现了哪些时代特征？

刘伯温：佐明灭元

        刘伯温，名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博通经史，精于象纬术数。元朝末年举进士，曾担任江浙儒学副提举。时逢方国珍在沿海作乱，反对元政府招抚，立主剿灭，以安海疆，见计不售，深感元朝不足有为，遂弃官还乡，著书明志。后朱元璋率兵入浙，刘伯温遂入其幕，规划方略，深受重用，对朱元璋平定群雄、一统江山做出极大贡献。明朝建立后，创制诸多法令，以此严肃纲纪，同时被封为诚意伯。后因性刚嫉恶，直言无讳，得罪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遭谗言所陷，辞官隐居山中。晚年抱病，胡惟庸延医探望，饮其药，病愈重，遂辞世，终年65岁。

        刘伯温的形象在明朝多以精通方术而著称。如晚明的张岱在《石匮书》中就认为“盖文成（刘伯温）以术合，亦以术见疑”，自身已有不正之处，所以只好“冀人主见谅，明己之终不用术数也。”称其所言多“英雄欺世之语”。因此清人修《明史》，特别指出刘伯温以儒者经世致用之学，辅佐人主，臻于治平，以谶纬术数附会其事者，“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

        正如所言，刘伯温在当时绝非惟擅欺神弄鬼的妖妄之辈。他批判元末政局，指出统治者“不公天下之贤，而悉取诸世胄昵近之都那竖为之”，所用无非掊克之政，所为尽皆朝三暮四之术，致使群盗蜂起而不知御，生民困苦而不知救，官吏渎职而不知禁，法令窳隳而不知理，仓禀虚空而不知耻。因而主张“大选县公，平庶狱，宽征役，绝请谒，黜贪墨”。强调“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除乱，抑顽恶而扶善弱。”总之，刘伯温在元末明初，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希望能在乱世之中拯溺扶危，有所作为。

积郁困顿中遥想古人：章太炎为何自比刘伯温？

        章太炎当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目睹时局日非，遂立下决心，坚决走排满革命之路。十余年间备尝艰辛，深受牢狱之灾，困居异乡避难，眼见众多革命同志牺牲，终于在1911年迎来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看到自己多年心愿得以实现，章太炎颇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将自己的治国主张付诸实践。他不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气局狭隘，不容其他派系人士，力倡“革命军起，革命党销”，希望团结各方人才致力于国家建设。他一度倾心于袁世凯，希望后者的威望能维持国家统一。但后者终抱专制之心，后来演变成一意帝制自为。对此章太炎甚感气愤，不顾劝阻，只身进京，当面斥责袁世凯。最后被袁氏软禁于北京，一时间生死难料。

        面对国事败坏与身世艰难，困居于北京的章太炎心情极度抑郁。在《检论》一书中，他写下《大过》、《小过》等反思清末民初政局的文章，语调异常悲愤懊恼。为了体现气节，章氏决定借绝食以抗议。据时人回忆，章太炎经常写下“速死”二字，在与亲朋的信中，他也谈到自己已乏生念。在这样的情形下，章太炎想起了刘伯温。

        1915年底，章太炎“多恶梦，自为《终制》”。在这篇类似绝笔书的文章里，章太炎预感命不久矣，遂遥想古人，认为自己“功状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刘文成公”。在他看来，刘伯温足智多谋，筹策规划，辅佐朱元璋定鼎中原，驱逐了作为“异族”的元朝。但因性情刚烈，疾恶如仇，最终死于非命。就事功而言，这与他自己立志排满，参与建立民国极为相似。就个人际遇而言，他当时因面斥巨奸而深陷囫囵，难免一死，仿佛又与刘氏结局如出一辙。凡此种种，让章太炎觉得这位同乡前辈的事迹气节，堪称自己的表率。世人所常言的章太炎自比刘伯温，出处便是来源于此。

        不过虽说如此，章太炎依然觉得他与刘伯温相比，差异犹存。刘伯温“择君而事，耦俱无猜”，深得朱元璋信任，况且后者才略过人，能够建都南京，成就大业。但章太炎却深感自己“不能知人择主”，在清帝退位后，他最为忧虑的，乃是避免内乱，保证国家统一，但没想到却被袁世凯玩弄，使自己满腔理想付诸东流。所以章氏认为，他和刘伯温二人，虽然“性行功状”极为相似，但“遭世隆汙”，宛若天壤。自己生活的时代污浊卑劣，毫无开国气象。可见章太炎自比刘伯温，除了心向往之，还借此表示对周遭的强烈不满。

革命党人对明朝的想象：异族人的“驱逐者”和“受害者”

        在写完《终制》一文后一个月，章太炎又撰写《<诚意伯集>序》一文，进一步阐述他对刘伯温的认识。他认为刘伯温的最大功绩，便是辅佐朱元璋消灭元朝。在章氏看来，元朝统治者身为异族，窃据华夏大地，刘氏所为，不仅关系一姓兴亡，更和夷夏之辨息息相关。所以他便挖掘刘伯温生平著作中的“民族意识”，认为后者“分北戎夏之志，往往形于篇什间矣”。而明朝灭亡之后，刘氏后人无一人出仕同样作为“异族”的清廷。因此章太炎特别强调，自己与刘伯温“怀志操行大同”。

        章太炎的这番认识，虽然所论者只是刘伯温，但若扩大视野，则由此显现出的是他那一辈革命党人对明朝的特殊情怀。在清末革命党人的话语里，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南宋亡于蒙元，乃是中国大地首次全境被“异族”占据，而朱元璋起兵反元，定鼎中原，建立明朝，绝非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替，而是驱逐鞑虏，光复汉人江山。而明亡于清，使得中国再次沦为“异族”统治。因此对明朝，他们有着十分强烈的“故国情结”。

        1902年3月，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人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明朝崇祯皇帝“殉国”。他们在宣言中强调“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鼓吹今日应当驱逐清廷，报仇雪耻，光复河山。同时表彰李定国、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等南明抗清志士，借此激发广大民众的“陆沉之痛”。同一时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历史记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晚明遗老的著作也被重新刊刻印行，其学说被广为传播，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章太炎一直声称，自己在清末的活动，与其称为“革命”,不如称为“光复”。

        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不仅面向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还致力于鼓动民间会党，希望后者能成为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清代以来，像天地会这样的会党用“反清复明”作为宣传口号，所以通过表彰明朝，更易于让他们接受本源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在以会党为主体的萍浏醴起义中，其中的一份檄文里便这样写道：“昔在胡元将亡，中原豪杰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扬三尺之剑，奋七尺之躯，以淮右布衣，赴义淮上。遂能扫荡胡虏，复我冠裳，洵所谓志继虞夏，功迈陶唐者也。”对朱元璋推崇有加，借此鼓动下层民众的革命之志。后来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阿Q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仿佛是沉没在历史长河里近300年的“汉官威仪”重新出世。

        早在1897年，章太炎在《兴浙会序》一文里就说道：“秉狼弧之威，致届胡酋，使食肉之兽，窜身橧窟，华夏故鼎，反于磨室，论功最高，莫若刘文成。”已经开始表彰刘伯温佐明灭元的事迹。而这篇文章，虽然未曾直接鼓吹排满革命，但文中称颂张煌言、黄宗羲等浙籍抗清之士，其反清色彩已然显露。后来他在民国成立之后自比刘伯温，便是当年这一思想暗流的显露与深化，同时也是时代思潮具体而微的体现。当然，章太炎那一辈革命党人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或许今天在有些人看来值得商榷。但不管怎样，欲讨论章太炎为何自比刘伯温，这一时代思潮必须予以正视，否则难以窥探历史全貌。

“知人择主”、“王佐之才”：最后一代传统士人的抱负

        人物研究，察言观行，固然重要，但从其所期许或认同何人，同样可以借此分析研究对象的自我定位。就近代人物而言，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对月照与西乡隆盛推崇有加，背后就是他们对明治维新的认同与效仿。

        清季以言论影响一代人的梁启超，时常以中国的福泽谕吉自期，显现出他致力于启蒙国民的心愿。张之洞在晚年赋诗曰：“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白头范纯仁。”自比于北宋中后期调停新旧党争的范纯仁，以此表明自己在朝中苦心维持满汉新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章太炎自比刘伯温，同样可以从中看到在近代转型社会里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

        在《终制》一文里，章太炎感叹自己“迫亟之故，以不能知人择主”。表明他自期的实践政治抱负之方式是“知人择主”，即像刘伯温一样，选择一位才堪大任的“人主”辅佐之。很明显，这一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出处进退之道影响。

        在中国古代，自战国以来，士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至为重要。孔子云：“士志于道。”孟子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通过教育，士阶层具有着丰富的知识，掌握熟练的文字技巧，熟悉历史故实与礼俗制度，所以大多数在一定年龄之后，便选择出仕，成为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参与国家的治理。择明主而仕，成为历代士人实践“以天下为己任”的最主要方式。

        章太炎青年时代深受传统教育熏陶，又在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中研习多年，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深有了解。因此古代士人的立身处世之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对章太炎有不小影响。顾炎武曾说：士之无耻，真无耻也。章太炎在许多著作中对历代士大夫的气节多有评论，表彰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行事高洁者，痛斥王通、李光地等浮夸趋利之辈。这一方面显示出他对风俗道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在内心深处依然以士人自命，所以致力于对士风激浊扬清。

        因此在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虽然一度参与组党，但从未像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那样有过当国家“一把手”的念头，而是自处于“僚属”、“参谋”这样的位置。他除了短暂担任东三省筹边使之外，先是向袁世凯历陈治国之道，南方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又担任秘书长，辅助孙中山联络南方各路军阀。而他对黎元洪长期以来甚为期待，一直为后者出谋划策，更是成为喜谈近代掌故者时常道及的一个话题。

        从章太炎的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十分强烈的辅佐明君成就大业的古代士人性格。因此他之所以自比刘伯温，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章太炎以“王佐之才”自期的自我定位。所以1928年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建议梁启超与章太炎联手，共同对抗南方革命党，对此梁氏门人张君劢便直言“太炎为人，头脑太旧”。

        即便如此，章太炎虽然身上有古代士人遗风，但同时也具备了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在清末借文字鼓吹革命，凭借的载体便是报刊、杂志这样的新式媒体。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主要也是通过在各个新式大学里任教的弟子们来传播。他在民国建立后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发电报，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1920年代以来长期居住在上海这样四通八达的国际都市，更是与古代不处朝堂便处乡间的士大夫绝不相同。从这一点来看，章太炎、康有为、严复这一代人实为古代士阶层的绝响。因此论其生平与学术，新旧之间，需要详细分疏。今人好谈清末民初史事，但若对此无清晰认识，则所论难免流于指鹿为马、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