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当我们谈论传统，我们在谈论什么

        任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包容性的，不是唯我独尊的，都需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道理。本质上讲，儒家是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先驱。

        在当今世界，没有对文化多元的认知，中西无法重新启动文明对话。18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向启蒙运动的西方中心论蜕变，其间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中国传统理念成了牺牲品。而启蒙运动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抹杀文明差异，鼓吹文化高下论，把世界文明整体纳入普世的政治秩序。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一众学人先是坠入“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接着是全盘西化、否定自身传统的文化自残。这种“自残”仍然体现在中国国力复兴的今日，只是越来越多地以另一种看似相反的面目出现——亦即全盘否定西化，鼓吹唯我优胜。殊不知搞意识形态的“光荣孤立”/民族主义，仍旧是源于西方文化一元论和权力政治理论的滥觞。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打破了“现代化=西化”的发展模式桎梏，也消解了西方中心论的迷思。但这与其说是证明了某种“中国模式”的优越，不如说道出了文化多元主义之必要——一国的经济发展、政府体制和社会管理，都必须基于本国的文化背景，才谈得上效率。古人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复兴中的中国，要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正常，也合理。事实上，谁都渴望被认可。中国管自己的一套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传统的“南橘北枳论”遥相呼应，没有问题。但它能否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则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为，而不是靠收买或是矮化他人来达成。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基于文化多元主义去理解这个世界，才能有可能向世界发出令人信服的声音——以西人二元对立那一套进行话语权之争，既不合时宜，更会适得其反。

        文化多元论摈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非此即彼”的实质在于抹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其最有效的手段在于扩展对人类和事物各个方面的精准“定义”——定义创造的越多，内容越明细，话语权就越多。但问题是，连自然科学的定义都可以被质疑， 人类社会如此复杂，又如何能够用一种话语加以定义呢？

        近代西方社会出现“定义”热，其目的是创建稳定的思维结构和社会秩序。但在全球化任性推进的今天，靠单一的文化认知体系来保持国内稳定和国际和平的时代已经遥不可及。就拿“查理事件”来说，一贯调侃宗教传统的《查理周刊》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的“神圣”权利。按照流行的民主理念，这本无大错。但在其他传统中，对别人的文化和先知的调侃却是在“亵渎”。人人都说“我是查理”是不可能的。两个极端立场（神圣VS亵渎）无法调和，冲突在所难免。而中国传统讲究“中庸”，占据黑白、善恶之间无法定义的灰色地带，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中和之道。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不介入教俗之争。这样一来，既无“神圣”，也就无所谓“亵渎”。

        再深入一点说。所谓“绝对”、“相对”都是外来语，在中国没有文化上的根基。古汉语的“绝”是“断”的意思，事情做绝了就要分崩离析，秩序大乱。儒家没有绝对的概念，也不提倡极端的行为。贬低别的文化传统不符合“南橘北枳”的精神，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本来也不需要建立在“非此即彼”的基础上。

        笔者个人很赞赏南皮张之洞，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少在学理上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能反映出儒家文化包容的特性。也有人反对“回到张之洞”。这些人对“体用论”多有曲解，特别是对“新”有误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原话是“中学为体，新学为用”）。殊不知张之洞的“新”并非“五四运动”那个西化了的“新”，而是源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儒家理念，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新”与“旧”并不互相排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祖宗为旧，子孙为新，岂有断根之新？

        “五四”的“新”则把新旧对立起来，进而阐释为“传统”与“进步”的殊死斗争，甚而转化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人人要做“新青年”，文章要鼓吹“新文化”，张之洞则成了“旧”思想的代表。其实，中国学人至今未能跳出百多年前开启的“古今中西之争”，多数对西方传统只一知半解，却对西化语境的创“新”作用却情有独钟。学人在对外交流中满嘴外来语，争夺话语权当然只能是笑谈。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传统学者也免不了这个俗，仅仅为守住某个传统阵地， 而拒斥汇通古今中西的学术及可能。

        维特根斯坦说过，“话语也是行为。”欧洲后现代派的一个论断则是，所有的“定义”都有话语权问题，任何定义必有“暗藏之意图”（hidden agenda）。18世纪后，“中国礼仪之争”在西方尘埃落定，中国从此成为“东方暴政”的样板。鸦片战争彻底让得中国人丧失国际话语权。而话语权重新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只是近年来的事。很多人以为国家实力是话语权多寡的唯一因素，其实不然，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何直至今时今日，全球80%的政治话语权仍旧掌握在不到世界人口20%的西方人手中。

        中国寻求国际话语权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传统能否真正回归，在于我们能否拿出证据去驳斥西方的线性史观。而这也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最大的悬念之一。《尚书》说：“有容，德乃大”，有德才能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