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刘浦江，北大史学的荣光

        去年12月30日中午，忽接小南电话，说浦江病情急剧恶化，他已决定放弃治疗，明晨回老家垫江去。自4月11日接到浦江夫人张文的告急，次日进一步得知浦江是癌症晚期，全身扩散，我心里就已有准备。但近期一直听到的是他病情好转的消息，这绝望来得太突然。下午和小南夫妇、新江、罗新赶到医院，才知道他这些天病情急转直下：28日走不动路，29日在床上难以起坐，30日说话都困难了，要吸着氧才能说几句。回垫江是为了在行医的亲人护理下走完最后一程。

        见我们站到了急救病房窗外，他打起精神，戴上氧气罩，开始和我们隔窗说话。生死问题早已谈透了，这次没再谈。他跟小南、新江、罗新说的几乎都是弟子们的情况，拜托各位悉心指导，其中有的弟子很有希望在学术上超越自己，更望着意扶持。要跟我讲话时，已是气喘吁吁。我猜他大概要讲些感谢和告别的话，怕他太累，就抢先说浦江你什么也别讲了，我们是好兄弟。我们永远在一起，你永远和北大历史学系在一起！他“嗯”了一声，转向新江去讲了。事后我想，为什么打断他？为什么不听他讲一讲？也许不应该。反正彼此心知，是诀别！

        傍晚上课，有些走神。听着学生做报告，想着浦江，有些迷糊。学生们看我恍惚，有些奇怪。我只好如实说了浦江的情况。下课后，我还是想再去医院看他一眼。知道他应已入睡，但不求交谈，只为再看一眼。有位同学自愿驾车送我去了医院，颇费周折地进到黑灯瞎火的病房，站在老地方，默默注视着窗内他安睡的身影，心里默念：浦江，永别了!

        他去垫江后，我知道不会再有奇迹发生，每天总会想到他。想着和他携手共事的那些细节，感叹这位极富才干又和我配合默契的好同事竟然不治，觉得应该把我的感念和评价这时就告诉他。遂草成一诗，1月2号下午发给了他（此后还一直推敲）：

        潸然举目叹穹苍，此别何须太匆忙？

        相知始信流风远，共事尤钦意气昂。

        松漠无垠垂范典，燕园有尔筑荣光。

        我心也随垫江水，一路伴君渡海桑。

        他当日回我一短信：“大勇，来生再做朋友！”

        

        我和浦江原来并不熟悉，完全是因公务走到了一起。按说我们本科只差一年级，应该在上课或课余活动中有所交集。但可能因为他年纪小，不活跃，我对他竟毫无印象。直到多年后听说邓广铭先生从中央党校要回来一个刘浦江，我才感到：此人恁的了得！邓先生是有名的严师，对自己的门生和助手还常有不满，怎么会看重这个小青年？

        我担任系主任后，阎步克有一次在学术委员会中提出：要注意发展新的学科方向，我系的刘浦江、张帆、罗新等青年学者在民族史方面做得不错，加上中年鼎盛的王小甫，可以组成一个很有实力的民族史研究团队。我马上成立了民族史教研室，在本系网站和通讯录中单列其机构。由此也感到步克对这几人很器重。

        不久，在一次会后的饭桌上，目睹了浦江和小甫的一场学术激辩。好像是为契丹史上的一个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小甫本科时和我同班同宿舍，雄辩之才早有领教。浦江可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展露机关枪式的辩才，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小甫情急之下，抛出一条“钢鞭”，厉声质问：“X X X碑的碑文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碑文我看过！你看过吗？我敢说你就没看过！”满桌人作壁上观，浦江默然，显然是没看过。他不再强辩，但也没认输，或许是想看过材料之后再同小甫PK？我心想：“这浦江，有意思！”学者之间的淳朴求真，给我深刻印象。后来看到小甫在推荐浦江申请晋升教授职称时写的高度评价，更让我感慨！

        大概是2005年评教授职称时，浦江和一位系领导形成竞争。他们之间自行做了坦率友好的协商，浦江主动退出了竞争。我闻之深感佩服。他还是有些委屈，向我提出，以后应该从制度上解决这类问题，系领导成员最好不要由副教授担任。我深以为然。

        这时期在系内有关教学科研的一些讨论会上，听到浦江的几次发言，发现他对全国各重点高校历史学科的短长和动向非常了解，对本系的发展思路也很清晰，提出了一些很切实的建议。我对“学科”的概念，原本稀里糊涂。到研究生院工作后，才算入了门。特别是2001年那次13年不遇的全国重点学科评估，我参与协调全校的学科申报和评审，对每个希望上报的二级学科，逐一摸底和帮助审订材料，总算弄清了中国的学科划分标准、北大各二级学科的概况及其在全国同行中的地位。回历史学系主持工作后，深感以往不注意按国家的学科标准进行建设，吃了一些亏。没想到浦江竟然对全国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因而对本系的问题颇能洞悉，我内心感到这是个人才！

        2006年我任期届满，自知变革的力度大，动了些既得利益，不想再干了。但是民意测评尚好，校领导的态度也较硬朗，遂勉为其难，再度“组阁”。和春梅书记商量后，提名已是教授的刘浦江和彭小瑜担任副主任。二位都有公益心和责任感，有变革的思路，价值观高度默契，是我理想的搭档。

        我们价值观的默契，集中体现在坚持学术标准上。以学位论文评审为例：自王天有主任第二届任期起，历史学系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几乎每年系学位分会在审议学位论文时，总有若干论文在会上因得票不够三分之二而未能通过。换言之，有些一路过关的论文，在分会上被合法的少数票（即三分之一多一票）否定了。记得有一年竟有两篇博士论文、三篇硕士论文、四篇学士论文被否掉。相对于导师、评审专家、答辩委员们来说，系学位分会委员来自不同的专业方向，应该不如前者更“专门”，凭什么以少数票就否定人家层层评审过关的论文？据我体验，这个程序设置的初衷，是让学位分会可以不形同虚设。那时分会一些委员对评审标准掌握得比较严一些。他们提出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丰富度、题材的原创性、有“硬伤”。这样否决，自然影响了作者的就业，也给导师、作者和相关的教师们造成更多负担，屡屡发生作者和导师不服并来“讨说法”的事，还造成个别人结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有次系里开研究生座谈会，有位学生因论文需要打磨，已经延期毕业两年了，这年准备毕业，又很难找到工作，发出上百封求职信都没有结果。她在会上哭着问：历史系为什么对论文要求这么严？知道我们学历史的（博士生）有多难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和耐心解释。好在广大师生是理解和支持维护学位论文质量的，明白坚持学术标准是为了保持北大历史学系的学位品牌，保持全体毕业生的名誉。诚如一位来我系执教过的海外名家的坦率批评：你们的学位论文水平参差不齐，高低程度相差很大，形不成一个品牌。我们看到你们的博士，很难确定他是什么水平?

        浦江作为分管研究生培养与本科教学的副系主任，在这个难题上从不动摇。他操作下的博士学位论文双向匿名评审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跑气漏风的情况。我作为系主任和学位分会主席，也绝不回避责任和麻烦。小瑜和班子成员们都高度共识，配合工作，从无二话。

        我和浦江都不认为姑息袒护质量低甚至抄袭的论文是什么“人文关怀”。这样的“关怀”，对作者本人是一种误导，对扎扎实实地撰写高质量论文的学生不公平，对以往在各环节上未能过关的同学也不公平，对本单位学位获得者的整体信誉势必造成伤害。开此姑息风气，后果很难收拾。

        记得某年有位博士生的论文被分会否决后，由太太陪着来讨说法。因其已联系好的工作待遇要因此被打折扣，谈到伤心之处，他太太泣不成声。我当然也难受，但还是尽力开导。他改进了论文，半年后再来校答辩，终获通过。我本以为，至此事情已过，但春节前意外地接到他从南方某大学寄来一张充满诚挚热情话语的贺年卡。感动之下，我赋诗相赠：

        感君南国送馨香，九曲奔流是珠江。

        千山万岭遮不住，直下瀚海阅天长。

        的确，他值得自豪，因为拿到的是足金的北大史学博士学位。他前后的同学们也会自豪，因为那时期发自北大的历史博士学位是有品牌信誉的。“人文关怀”，此不宜乎？

        我们卸任后这几年，北大历史学系的学位论文再没有一篇被学位分会否决过，匿名评审中跑气漏风的事也时有发生。

        

        浦江做学问，极为勤奋扎实，追求甚高，但不图虚名。曾有多人（包括我）劝他一边执教，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在有志攻读的辽金史方向上，没有人能切实指导他做博士研究，若另请关联方向的前辈挂名指导，在这个严谨的学术圈内，恐会有累前辈清誉。更重要的是他不信不能自学成才，也不信学术界会重虚名而轻实才。我并未听他以“辽金史第一人”自诩，但要超越前人，进占前沿，并要带出超越自己的弟子来，乃其志向，众所周知。

        实际上他的治学范围已走出辽金史，扩及宋史、政治文化史、概念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去年甚至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辨析国民党领导层对近代革命正统观的困扰，在我们现代史学术圈深受好评。他以艰辛的努力和踏实的脚步迈进到学术最前沿，这是他死而无憾的。但不图博士、硕士学位，在日益看重虚名的学界与社会，多少影响到他接掌历史学系主任的愿景，这是我们不愿相信，他本人不无遗憾的。

        尽管如此，甚至不被选入一直缺少中国古代史学科代表的后任班子，但他在系务工作上，对后任班子仍是积极帮助，有求必应。我通过这类事情感到，他个性虽然很要强，但坦荡、天真，不计嫌怨。

        浦江在治学上追求卓越、精心耕耘，在治系上也秉持同样的精神。作为中国最具传统的史学重镇，北大史学系同仁在努力治学的同时，也容易产生优越感，对自己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实力地位认识不清醒，没意识到这个百年老系一直是全国同行奋力赶超的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全国同行几乎都从非常接近的状态下开始新的起跑。群雄蜂起，各领风骚。如果不认清现实，靠吃前辈的老本而自命不凡，固步自封，真好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2005年1月，我和本系两位年轻同事在一个专业会议间闲聊，一位坚持说本系学术水平保持全国第一没问题，一位深入追问各个分支领域，目前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究竟有谁？分布在哪儿？哪位是北大培养的？一番“煮酒论英雄”，盲目性少了很多。

        浦江对此和我认识很一致：本系亟须反骄破满，励精图治。他担任副系主任后，又兼任了北大历史学位分会副主任，主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这是一副既要有通盘战略，又要能细心工作的重担，一般是由两位副系主任分管，他二话不说就一肩挑了起来。他像做学问那样，热情、精心、严谨地为广大学生和教师提供服务，把一般人感觉很繁杂的事务办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有些事，例如给教师临时调换教室这类琐碎的细节，他都亲力亲为。

        他根据对兄弟院校同行专长和教学路数的广泛了解，吸取本系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分别调整了本科教学计划和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培养学生的古汉语、民族语和外国语专业文献的阅读能力，把保研、直博、硕博连读的选拔程序做得更为严密。进一步规范学位教育的各个环节，严格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和淘汰机制，把这个百年老系的人才培养和学位教育制度推向精细化。

        他积极配合学校的教学改革，巩固和提高通选课的教学质量。协助教务部和兄弟院系组建了文科大类平台课系、元培学院跨学科教学项目、古典学珠峰人才项目。改进专业课教学体系，协助小瑜他们完成了世界通史基础课体系的改革。承担了学校的博士生导师评选机制改革试点，使更多的副教授得以招收博士生。

        这些建设和改革，有风险，有困难，有抱怨，有失败。但他一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迎难而上，勇于探索，注意纠偏。

        他任职期间正赶上全国高教界评估频繁。为了不辜负北大历史学科的传统地位，也为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多年来的学科建设经验、成就与不足，他倾心尽力地协助完成了2006年全国重点学科评估、2007年本科教学评估、2008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2009年北大学科自评和调整全国一级学科设置等等工作，在各项评估中都保持了北大历史学科全国第一的传统优势，为本系增加了两门全国精品课、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名国家级教学名师，1名北京市教学名师。在全国及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中也获佳绩。还严密组织和完成了国务院学位办布置的中外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比较研究任务。

        办这些事，细琐而繁重，但我们都倾向于从总结提高的角度积极对待，而且尽量自己动手写材料填表格，不给教师们添麻烦。

        我们另一高度共识，在于认定建设一流学科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一流师资。我们对在学术界公认度高的一流人才，无论系内的还是系外的，都衷心敬佩。系内的，我们尽量提供与其业绩相适应的治学条件；系外的，只要得知其有来意，我们一定尽力促成。个别人才年龄已过了50岁，超越了校人事部掌握的进人年龄界限，因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也破格引进了。那时做得实属不易。有的学者才华出众，个性也出众。系内有的同仁，对引进的人才颇有保留意见。好在史学研究实质上是必须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个体劳动，不是非得结队抱团地工作不可。浦江对外引教师的教学研究，竭力协调安排，务使人尽其才，还一再声言：“对人才的容忍度，要同他们的才能成正比。”老实说，我还不敢讲这个话。

        他对学术水平高、深受学生们喜爱的教师，尽力协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安排他们在教学第一线主讲基础课和特色课。鼓励所有课程都努力体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形成科研与教学水平的良性互动。积极扶持并参与学生们的课外学术活动。在研究生招生环节上纠正对外校、外专业、残障、大龄老龄考生的不公正对待。另一方面，对于违犯教学纪律和学术规范的行为，他坚持原则，严肃批评，秉公处理。教师旷考而不受处分的怪事，在他治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和浦江在系务方面总体上很默契，但也时有争执。据我印象，每遇分歧，在摆明意见后，经常是他让步。我有时为求效率，脾气急，不耐心。前后共事的班子成员们对我多能谅解、忍让。但有次为了一事和浦江通电话，我没说几句又急得发脾气，话筒那端传来他略带川音的直率抗议：“大勇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你急什么嘛！你最近怎么越来越爱发脾气呢？怎么回事啊？”一番话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顿时改变了态度。其实类似的批评，其他同事、学生也不同程度地给我提过，甚至校领导也评说我“太冲！”但他这次顶撞，让我特别警醒，话音一直难忘。

        浦江卸任以后，仍然关心和参与历史学系和教务部的许多服务工作，是出自对学生深挚的热爱。即使在身患绝症即将住院的前夜，还忍着全身疼痛，彻夜不眠地在家中处理学生们的各种作业。次日清晨，临出门去医院时，也许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将告一段落，也许不甘心就此放弃心爱的事业，也许不知道还能否回到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家，他终于罕见地失声痛哭。然后，擦干眼泪，排门而去。

        1月7日凌晨噩耗传来，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睡，把消息转给各位友人。有短信来劝我休息。我闭目冥思，浦江犹在眼前，心中和他对话，不禁感吟：

        夜半应眠亦难眠，哀思无尽忆当年。

        坷坷坎坎登山路，点点滴滴印心田。

        挥笔勤耕真才俊，仗剑敢为好儿男。

        汝今一梦乘风去，天外流霞可壮观?

        

        1月9日的骨灰告别式，来了那么多人，我没想到。22日北大中国古代史中心举办追思会，我在国外不能出席。请他的学生苗润博转告中心：

        “我虽然不能参加你们的追思会，但心和你们在一起追思。浦江之为人、治学、育才、理事，体现了北大历史学系的百年流风，凛然正气。人们如此怀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执着的学术追求并能坚持学术标准的人，一个纯真的学人。我们今天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可是他竟然在53岁硕果频出的时候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令人何等痛惜！何等哀伤！

        “我相信浦江的精神会在北大历史学系得到传扬，浦江的业绩永远是我们系的荣光。在我们心里永远有一个质朴、好学、开朗、而又总是有些急急忙忙的刘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