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羊之年｜1907年：清末海外“立宪派”怎样和平请愿？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羊年，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正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中。就在前一年，清廷迫于舆论压力，终于决定效法日本，立宪救国，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各地纷纷随之建立立宪团体，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

        

从“保皇会”到“帝国宪政会”

        1907年3月23日，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偕女儿康同璧从欧洲奔赴纽约主持会员大会，正式将其改组为“帝国宪政会”。会后，“帝国宪政会”、“中华帝国宪政会”等名称就成为康有为等人新的身份标识。

        那么，此前以“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为目的的保皇会为何要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康有为于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创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保皇会”，简称“保皇会”。1906年10月10日，在得知清廷“预备立宪”之后，康有为先是计划改组“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并在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

        在布告中，康氏认为保皇任务已经完成，今后应该追求宪政，“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康有为最终接受梁启超、熊希龄等人的改组方案，放弃了原先在《中国维新报》上刊登的改组计划。

        从“保皇会”到“帝国宪政会”，组织名称的变化也折射出彼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和大势所趋。

        

熊范舆与宪政讲习会

        就在康有为改组保皇会的同时，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人也于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以配合清政府“预备立宪”，试图以相对隐蔽、安全的方式推动国内宪政运动。

        然而由于梁启超的个人声望，今人对政闻社关注颇多，其实当年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立宪组织，即杨度组织的宪政讲习会。梁启超与杨度在日本时过从甚密，尤其清廷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发布后，他们也都认为应该抛弃保皇党的旧组织，发起成立新的政党，所以开始准备共同组党。

        1907年1月，杨度和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熊范舆创办《中国新报》，2月9日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杨度担任会长。结果杨度和梁启超两人在组织政党方面分歧渐多，最终决定分道扬镳。

        

        到了6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发起的宪政讲习会正式成立。该会在筹备期间，曾酝酿推选沈钧儒做会长，但正式成立时，由会员公选熊范舆担任会长，杨度为幕后主持。

        熊范舆（1878-1920），本名继先，字承之，号铁岩，贵州省贵阳县人。在清末留学日本的大潮中，他先后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与杨度、沈钧儒等同仁办报纸、倡立宪。

        1907年在熊范舆的生命轨迹中有着非同寻常之意义，因为就在当年9月，他由东京返回北京，与雷光宇、沈钧儒、恒钧四人领衔，并有百余人联署，9月25日向都察院呈递了《民选议院请愿书》，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声。

开风气的《民选议院请愿书》

        《民选议院请愿书》开篇就提出了开设民选议院的紧迫性：

        “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东西列国，往迹昭然，治乱兴亡，罔不由此。今地球之上，以大国计者十数，虽国体互异，历史各殊，然无不设立民选议院者。岂必其政府之不欲专制欤？良以世局日新，国家生存之竞争益归激烈，非上下同负责任，则国力不厚，无以御外侮而图自存；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狂而孚舆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

        接下来，除了论及开设民选议院的诸多好处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请愿书还对当时一些反对开议院之声进行了驳斥。

        譬如，有人说“宪法尚未颁布，议会不能先开”，《请愿书》就解释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但其“运用之妙”与“保障之法”则全靠议会。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太过急迫，不能像日本那样按部就班地先颁宪法再开议会。

        针对有人认为中国人素质不高的问题，《请愿书》指出，这不但不是“不可设民选议院之原因，实为不可不开设民选议院之原因也”。国会一开，人民的政治素养自然会渐渐提高。

        又有人说，“地方自治尚未举行，国民教育尚未普及，一旦开设民选议院，未免全无预备”。《请愿书》对此回应道，议会是立法机关，更是“整理行政之根本”，“根本既立，枝叶自茂”；借整理庶政以阻挠开设民选议院，则是“本末倒置、缓急不分”。

        为了照顾所谓的“君臣之义”，《请愿书》还指出，开设议院并不会使君主“至尊之威严”受到冒渎，因为“责任负诸大臣，弹劾止于政府”，因而立宪国的君主，其“安富尊荣”更甚于专制国的君主。《请愿书》最后恳求清廷速颁诏旨，“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即行开设民选议院”。

        遗憾的是，对于这份《请愿书》，清廷丝毫不予理会。但它被《中国新报》、《大同报》、《广益从报》等刊物全文刊载，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虽然《请愿书》未获得清廷回应，宪政讲习会却展开了更多的行动。1907年12月初，已返回湖南的杨度联络谭延闿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1908年1月，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则改称湖南宪政公会。随后，杨度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由王闿运改定，各界代表、青年学生共4000多人签名，掀起更加汹涌的立宪运动。

        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组织的这两次请愿，特别是熊范舆领衔的第一次请愿，开启了后来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自然功不可没。当时《申报》就对此评论说：“熊（范舆）、雷（光宇）两人登高一呼，全国震动，论其功用，几与日本政党之副岛种臣、板垣退助实相伯仲。”

        

立宪运动之外的革命党人

        然而同样是在这一年，与立宪运动雨后春笋般的形势相比，革命党人的日子可谓风雨如晦。

        1907年3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因此孙中山被迫离日，但因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赠送的经费分配问题而与章太炎发生纠纷，同盟会内部逐渐分裂；

        1907年5月，孙中山委派许雪秋和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等人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以失败告终；

        7月6日，绍兴人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四小时，失败被捕，次日就义；

        7月14日，与徐锡麟同为光复会成员的女杰秋瑾在得知徐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依然留守绍兴大通学堂，最终不敌清军，次日遇害……

        

        仅从这一年看，在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机遇似乎更多地偏向于立宪派，然而4年之后，历史的车轮便轰然倒转。

参考资料：

        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李恭忠、黄云龙：《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