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刘小枫理解的古典学并非狭义，不必再纠缠何为“正宗”

【编者按】

        今年1月，“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纪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从古典重新开始”成为会上及会后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2月6日文汇报刊载《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2月7日经澎湃新闻转载为《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再次掀起了关于“古典学”的激烈争论。随后刘小枫教授以旧文重刊媒体作为回应：《古典学的何种“传统”》（2012）、《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2008），《新京报》刊发访谈《与刘小枫谈古典教育》，比较完整地阐发了其“中国的古典学”观点。

        春节前夕，主编“古典学译丛”的学者阮炜教授（现任深圳大学西方研究所所长）走访一直致力于推广古典学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席间与社长倪为国先生就古典学发生争议。新年期间，阮炜教授以学术通信的方式予以回应，逐一剖析围绕古典学的热点问题。

        现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首发此信，以激发读者对古典学在中国命运和走向的深入思考。

为国兄：

        我想你会同意，有两个话题主宰了年前华东师大的那次聚会，其中一个是“何为‘正宗’的古典学”，这是由你读到的《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一套》一文引发的。那天，我们之间有一些分歧，你想知道我心目中究竟什么是“正宗”的古典学，但因当时还没仔细阅读该文及相关回应，我可能没讲清楚。回深圳后，利用假期仔细读了该文的正身《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作者于颖，下称《是是非非》），对多位学者的古典学观有了了解，再读了刘小枫作为回应的旧文《古典学的何种“传统”》和《模仿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系？中国古典学决不能如此》，有了很多新想法，也发现我们的分歧缩小了。今天写这封信，希望能讲得更清楚一些，顺便也探讨一下围绕古典学的一些热点问题。

古代语文与古典学

        首先，我们得对西方的古代语言和古典学作一个区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并非一旦学了古希腊语、拉丁语，便是在搞古典学了。及至16世纪后半期莎士比亚时代，拉丁语虽已是英国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但显然不能说英国人已经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他们学古代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进大学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这就好像1905废科举前中国学生读文言文，啃四书五经，是为了科举仕业，而并非研究古汉语及相应文明。当时，英国富家子弟所上的学校甚至被叫作“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重视的是语言本身。有机会去牛津剑桥读书者，其“文法”已大体过关，进大学后除了用拉丁语学习神学、法学或医学，还能进一步提高其基于“文法”的文化修养。

        只是，这里“文法”不是英语文法，而是拉丁语（后来又有希腊语）文法，意味着古代语言训练和相应文化修养。这就是为什么莎士比亚写剧本出了名，赚了钱，嫉妒他的人却说他是没文化的“暴发户”。谁让他只上过几天“文法学校”，只懂一点点拉丁语，希腊语完全不懂？可见当时只要你没有系统学过古代语文，英语好上了天，也是个另类。英语语文压根儿就不是“学问”。这跟中国旧时候情况相似：没正式读过四书五经，是不会被视为有文化的。英语崛起成为一门学科，是1890年代以后的事。顺便说一句，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汉语文在中国成为一主要学科并不比英语晚多少。

        西方古典学成为一门学科，虽然以沃尔夫（F. A. Wolf）1795年发表《荷马导论》为标志，但也不妨作如是观：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基督教神学虽与之有瓜葛，却是另一类学问）一统天下，被单纯地学习和使用，相应文化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体认和玩味的格局终于被打破，古代语文及文明终于被现代性地当作一个对象来观照，来研究了。只是到了这时，才可以说诞生了古典学，古典学才兴起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很难说有古典学，即把古代语文和文明当作研究对象的学问，有的只是单纯的古代语言（主要是拉丁语）的教学和使用。无独有偶，在地球另一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现代性乾嘉朴学也正如火如荼。亁嘉朴学显然不是单纯地接受、体认四书五经，而是对古代语言及文明作考证或研究。假如没有这种实证性的学术精神和传统，中国能如此顺利地引入现代科学并开出自己的现代人文学吗？所以Classical Studies被译为“古典学”有点名实不符，“经典学”或更准确。所谓“古典学”名为“古”典，实则属于现代学术的范畴，是现代性的产物。

古典学被边缘化了，但非常重要

        作为出版家，你很清楚，古典学在当今中国十分“高大上”，但凡沾了一点“古典”气味，书就好卖。但在西方国家，现如今“古典学”即Classical Studies已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学科。以哈佛为例，含古典学系的文理学院（FAS）只是15个学院之一，而古典学系在文理学院又只是40个系科之一。大家知道，古典学属于人文学科，是“软”学科，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根本没法跟法学、医学、商学、政府管理等“硬”学科相比，所支配的资源少得多。它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学问，兼及古埃及学和古亚述学等，大致可以分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考古学、艺术史等方向。但是，边缘化归边缘化，古典学在当今西方仍非常重要，人文和社科学者，无论专攻哪个方向，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不以古典学修养相标榜。事实上，古典学对文明的传承和更新极为重要。一个文明不知从何而来，就不知道向何而去。一个忽视自己本根的民族，不可能“高大上”。

        其实直到19世纪后期，古代语文教育在西方仍很强势，只要你在好的中小学和大学学习，无论最终学啥，即便学数学、物理、化学，遑论法学、神学，古代语文都是必修，属于现在叫做“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即GE）的范畴，就好像在1905年以前中国，一个“正牌”读书人一定受过系统的古代语文训练，一定熟读过四书五经。甚至晚至20世纪中期，我国很多科学家承继旧学遗风，古代语文修养仍相当好，是当今理工人士没法比拟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语文全面退出通识教育都是较为晚近的事，即大众教育和实用学科变得越来越强势之后的事。我1986年在爱丁堡大学写论文准备答辩时，大学书店里还能买到拉丁语工具书和读本；1995年故地重游时，此类图书已绝迹。尽管不能说其他西方大学同样如此，不少西方大学和名牌中学至今仍有很强的古代语文传统，但古典学既然已蜷缩进了古典学系，非古典学专业的学生无需再像从前那样费心费时地掌握一种或两种古代语言，怎么说也是古代语文式微的一个征兆。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典学即古汉语言及文明（含中国史和中国哲学）研究也一直在式微。

西方古典学与汉语古典学

        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文明的延续性一直非常好，完全不像欧洲那样，出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世纪、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断裂。20世纪现代中国文明与之前文明之间虽然也出现了较大的断裂，而且当今中国仍处在这种断裂中，但二者之间的延续性仍然强过西方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联系，至少不用发动一场“文艺复兴”来恢复一个已湮没了一千多年的古代文明。现代汉语虽与古汉语有较大差异，但二者间的延续性相对较好，这从现代汉语中所用源自古汉语的成语、习语、掌故明显多于英语且使用频率也明显高于英语的同类表达法可见一斑。大量中国人唐诗宋词倒背如流，讲起一两千年前的故事如数家珍，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样，这着实让历史感不如我们的西方人大为震惊，但也间接地说明，现代汉语言文明与古代汉语言文明之间虽有一百多年的振荡和明显断裂，但二者间的延续性相对于古希腊罗马与现代西方之间的联系来说，要好得多。

        并非不重要的是，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虽较大，但毕竟还是同一种语言，而古希腊语、拉丁语与现代欧洲语言相比，却是外语，而且是词尾变化超复杂、超繁琐（如古希腊语仅冠词就达一百多种，遑论两三百个不规则动词了），明显尚未进化好的古代外语。你或许会问，这两种语言若没进化好，何以有希腊罗马文明，何以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多位哲人？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这两门古代语言已经进化得很好，为何与之相比，同为印欧语的现代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等西欧语言几已完全蜕掉了词尾变化？

        凡此种种解释了为何西方较好的大学都有古典学系，而诺大一个中国却没有相应的中国古典学系，而只有散布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考古系和艺术系等的中国古代语文、历史、哲学和艺术史等的教学和研究。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古典学，但这是汉语古典学。它没有古典学之名，却有古典学之实。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目前对汉语言和文明的保养已尽善尽美，无需再做什么了。相反，因了一百多年的振荡和断裂，应大力加强古汉语和文明的学习和保护才是。若效果不理想，并非不能仿照西方，建立打通文史哲的汉语古典学学科。

建立古典学学科可行吗？有必要吗？

        但要像同仁们所呼吁的那样，建立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我以为难度太大。这意味着必须有一大批资质好且义无反顾的从业者。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人文学科受到越来越大挤压的当今中国，这可谓天方夜谭。所谓“义无反顾”，你懂的；所谓“资质好”，是指至少掌握了一门现代欧洲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拉丁语或希腊语的严格训练，更重要的是还得有文史哲各方面的修养。这恐怕要求太高，太需要悟性或“感觉”了，甚至需要天赋。

        事实上，没有合格的从业者，就是说动了有关领导，建立了正式的古典学学科，甚至成立了古典学系，也只徒有其名。各地外语学院、历史系欧洲史方向、哲学系西哲方向能各有两三个专心致志搞西方古典学的人，各重点大学能各有一个北大式的西方古典学中心、或中大式的博雅学院、或东北师大式的古典文明系，就谢天谢地了。做出扎扎实实的成果来，远比建立正式的古典学学科甚至成立古典学系有意义。

        同仁们都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要搞西方古典学，首先得学会希腊语或拉丁语或两者。但最大的问题是，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而现代欧洲语言是西方人的母语；希腊语、拉丁语虽是古语，却是现代欧洲语言的亲戚，都属于印欧语系，与汉语却是风马牛不相及，跟现代欧洲人却亲合得多。事实上，欧美人学习这两种古代语言远比我们容易。中国人要掌握一门欧洲现代语言本来已相当困难，要在此基础上再学好一门欧洲古代语言，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你连一门现代欧洲语言也还没学好，可以肯定你是学不好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只因为希腊语拉丁语好玩，古典学有趣，便一头扎进去，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情况是，西方古典学学者大多家境殷实（肯定好过莎士比亚），或至少不穷困，从小就上私立“文法学校”，练就了拉丁语、希腊语童子功，故而跟我们当中最有天赋的人相比，也有明显的先天优势。这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的古典学从业者中还没有真正出现这样的学者，他们能大量、快速阅读并准确理解希腊语、拉丁语文献，用实打实的功夫对古代材料做出全新的解释。

        为国兄啊，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在散布西方优越论，灭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西方人搞西方古典学有他们的先天优势，所以古典学系遍地开花结果，但这本该如此。中国人搞自己的汉语古典学，同样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因此但凡综合性大学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汉语言文学系和中国历史、哲学专业，这也本该如此。但还没有出现一个西方古典学家同时也是优秀汉语古典学家的事例。反之亦然。但中国人搞西方古典学，有一个我们有而西方人没有的先天条件，即基于汉语言及文明的独特视角和问题意识。如果能利用好这一优势，再加刻苦用功，吸收消化大量已译成现代语言的古代典籍和已有的西方古典学成果，我们迟早也能拿出优秀的中国视角的西方古典学成果的，正如西方汉学家不断拿出优秀的西方视角的汉学成果一样。他们的汉语言文化功夫明显不如中国人，人数更大大少于中国的“国学”从业者，却因有独特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写出了不少让我们心服口服的东西。

        总而言之，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打好基础。首先要弄懂、消化和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要承继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很多人喜欢古典学，这不是坏事，甚至值得点赞，但如果真要把西方古典学当作终生志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前路漫漫而艰险，“投资回报率”实在太低。相比于政治、金融，古典学术终究只是少数人的事，而且一点也不风光，而你写的东西却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想逃也逃不掉。

如何看待《经典与解释》系列？

        《是是非非》一文没能明言处，却用“不是他们搞的那一套”的标题挑明了。我想，这是你揪心于究竟何为“正宗”古典学的直接原因。这个标题很能吸晴，但火药味太重。作者是媒体人，这么做或无可厚非，但若以这样的标题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就犯忌了。因为它把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实际上，甘阳刘小枫虽大力提倡古典学，并身体力行搞古典学教育和研究，甚至编古典语言教材，但并没有说过只有他们搞的“那一套”才是“正宗”古典学。已出版了三百五十种书的《经典与解释》系列总名不仅不带“古典学”字样，而且明显偏重现代哲学，尤其是现代政治哲学。事实摆在那里，你没法说它是古典学，它就是古典学；也没法说它根本不是古典学，它就根本不是古典学。编者有深宏的哲学关怀，有把施特劳斯学派引入中国的学术意图，这同样是事实。无论怎么样，这套书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不知古典学为何的人，是靠这套书才有了古典学情怀的；很多有志于古典学的人，是靠这套书才走上古典学学术道路的。

        尽管没冠以“古典学”之名，但这套书包含大量古典学内容。这是不可否认的。有相当大一部分作品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索福克利斯等古代作家的注疏，这在西方完全就是古典学，虽然你可以不认同注疏者的立场和进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施特劳斯和尼采等人的哲学理论及其解释。这一类书虽包含古典学内容，却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古典学。施特劳斯虽有较好的古典学修养，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学学者；尼采虽受过极好的古典语文教育，甚至在巴塞尔大学做过十年古典语文教授，却不屑于寻章摘句爬梳古代文献，对哲学、诗歌和音乐的兴趣远大于对古典学的兴趣，其主要著述更众所周知地是现代哲学。卢梭、施米特的政治哲学及其解释虽与古典学有关系，却并不那么密切。此外，这套书还首次引入了从政治哲学角度解读莎士比亚作品的西方著作。

有没有“正宗”的古典学？

        这套书因出版数量大，已出了三百五十种（商务印书馆影响巨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只出了六百多种书），而且与古典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干脆就是古典学，再加甘刘二人大力提倡古典学并身体力行搞西方古典学教育和研究，很多人便以为，西方古典学大概正如《经典与解释》中的书所示。同样应注意的是，《是是非非》作者受她所联系的多位古典学学者影响，对“古典学”概念的使用较为狭义，而《经典与解释》编者所理解或呈现出的“古典学”，却并不那么狭义。

        尤需注意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存在什么“正宗”或“不正宗”的古典学。考虑到古典学的学科身份从来就不单纯，而是横跨语文、历史、哲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史、科学史、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这点就更清楚了。不少西方古典学名著作完全就是一帮半路出家分子写的。乔治•格罗特是银行家，古典学只是其业余爱好；马丁•贝纳尔的背景是中国现代史、政治学；M•I•芬利的背景是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但你能说，格罗特的《希腊史》、贝纳尔的三卷本《黑色雅典娜》、芬利的《古代经济》、《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古代希腊人》等一系列著作不是古典学，或“非正宗”古典学？从它们被广大科班学者不断引用，产生了非常大影响来看，它们是古典学无疑。

        为国兄啊，你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一再说不要提“正宗”或“不正宗”了吗？某一学科、某种学术进路或某个学术“成果”与古典学或亲或疏、或近或远，甚至就是古典学，但你不能据此判教，把它们认为“正宗”，或打入旁门左道。这么做有百害而无一益，只会束缚我们的头脑，制造麻烦甚或仇恨。无论你有何学术背景，也无论你所理解的古典学是啥，都得心怀这一目标：不断推进人类的认识，使之免于局限和禁锢。既然如此，提出并回答真问题就无比重要了，远比纠缠于血统纯正不纯正，或“是那一套”“不是那一套”重要。如果不是为真问题所驱动，贝纳尔、芬利们能取得他们的古典学成就？

        可以肯定，各位同仁筚路蓝缕，都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出了力。这场讨论可能还没有结束，但同仁们若能心平气和地切磋交流，古典学必将更上层楼。

        顺颂新年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