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国父”的遗产：我们最清楚，这是为你好

        据说很多新加坡人小的时候都读过这样一篇英语课文，题为《爸爸最清楚（Father Knows Best)》，文章说的是一个男孩约了小伙伴出海玩，结果遭到了父亲的阻止，正当小男孩在家里生闷气的时候，新闻突然报道说因为天气突变，海上起了风暴，他的小伙伴们都在风暴中遇难了。这时，小男孩不由想起了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爸爸最清楚，他是为你好。”

        课文谈的是父子关系，但在读到这篇文章时，很多新加坡人都会心领神会地想到“国父”李光耀。“我们最清楚，我们是为你好”，这一直是包括李光耀在内的执政者不断灌输给新加坡民众的观念。对于独立之初的新加坡而言，出身于剑桥法学院，精通英语、日语、马来语、华文的李光耀的确是扮演了一位“最清楚情况”的父亲的角色。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加坡，很多国民都是劳工移民，文化水平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失业率居高不下；民族矛盾突出，族群冲突时有爆发。

        在总结李光耀创造的奇迹时，人们往往喜欢列举新加坡在其治下取得的经济大发展，一组经常被列举的数字是，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不足1300新元增加到1987年的15000新元。但李光耀在新加坡创造的“特例”绝不止于此。

        比如，尽管领导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但李光耀并没有否定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法律制度。时至今日，尽管新加坡的选举制度饱受西方诟病，但这里仍是全球公认的法治水平最高的国家。这一点让很多宣称“只有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实现真正法治”的人哑然。

        再比如，尽管新加坡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甚至超过警戒线，位居OECD国家榜首，但得益于李光耀时代确立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新加坡低收入者生活得到保障，社会因此没有出现明显动荡。在公共住房建设大跃进的年代，新加坡每40分钟就可以盖成一间四居室的“组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超过80%的新加坡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如今，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高达95%。

        再再比如，新加坡并没有因为缺少权力制衡机制而腐败丛生。这一点让很多制度的信奉者挠头。有人说廉政是严密监管带来的结果，但要知道，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也才只有34位调查员，他们负责着15万公务员的廉洁问题。还有人将廉政归因于“高薪养廉”制度，但效仿者却往往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事实上，“好制度不如好人”是李光耀信奉的政府管理理念，得益于他建立的公务员录用和人才选拔制度，尽管人民行动党长期维持了一党独大的局面，但却能保持高度的廉洁自律。

        “最清楚情况”的父亲往往以专制的形象出现，李光耀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法治社会，首先要通过雷霆手段，采取一些“不合法”的专制措施来打击破坏秩序的力量。尽管“马基雅维利”已经成为不择手段获取政治成功的代名词，李光耀却毫不掩饰对这位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的崇拜，他曾说：“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他起诉批评他的西方媒体，向作者索要巨额赔偿，将对方逼入破产的境地；他通过重新划定选区、建立集选区制度削弱反对党，确保人民行动党的选举胜利；他支持包括鞭刑和高额罚款在内的严苛惩罚，在新加坡乱扔垃圾、破坏公共环境的罚款动辄可以上千元。在他治下的新加坡，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渗透到“上完厕所要冲水”、“买口香糖需要登记实名信息”、“临街商铺每五年必须粉刷一次”这样的细节。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新加坡都是一本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教科书。“国家在盯着你”，这是很多生活在新加坡的人的共同感受。

        “自由”、“散漫”惯了的人爱批评新加坡，但李光耀和他的支持者也许会告诉你，这些高压手段是新加坡“最不坏”的选择。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效地防止了反对党通过煽动族群民族主义获得选举胜利，避免了新加坡走上种族冲突和国家分裂的道路。有人讽刺新加坡政府的社会管控，说这里虽好，但却是个“fine city（罚款之都）”。但要知道，在新加坡500万的人口中，有180万外籍人员，其中有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工。如果没有严格的社会管控，新加坡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有序、整洁的花园国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政治学界的“男巫”塞缪尔▪亨廷顿就多次唱衰新加坡一党独大的体制，他曾预言说，新加坡政府的“诚实与效率将跟随李光耀一起走进坟墓。”今天，新加坡仍有着最为清廉的政府，但世界也确实变了，对年轻一代而言，建国时期新加坡的苦难是那么遥远和陌生，和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人不同，年轻人不再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抱有感激之情，在很多人看来，老一代痛陈革命家史，不过是想维护他们的权威。

        像一位见过外面世界的父亲，李光耀曾说过，民主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治理，对腐败的铲除，以及经济发展”。2011年的大选，仅有60%左右的选民选择支持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再创新低。年轻一代用手中的选票告诉老一代：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些好奇。大选过后，李光耀与前总理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离开内阁，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李光耀究竟给新加坡留下了什么？他自己曾引用“盖棺定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今天看来，要想找到答案，似乎还为时尚早。毕竟，李光耀的遗产将如何影响新加坡的未来，这要由新加坡的年轻一代来决定。今天的新加坡问题不少，移民增多、物价攀升……人们有理由埋怨人民行动党，但从2011年的大选来看，至少60%的新加坡人还没有为新加坡找到比人民行动党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