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囚禁”20年男子被义工“解救”后，无奈又重回小黑屋

        从1988年突然精神失常以来，王军民就被父亲王年生关在了屋后菜地的小房子里，已经有20余年。

        王军民曾经打破邻居大妈的头，打伤父母，还曾多次走失。王年生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最艰难的时候脑中曾经想过放弃这个儿子，但最终总是一次次将他找回。

        2013年，在湖北孝感市义工联的“解救”下，王军民曾经走出封闭他的那个小黑屋。而最终，孝感市义工联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军民再次被其父亲关进小黑屋。

        解救和囚禁的重复，透露着精神病人的生存现状。孝感市义工联会长鲁锋说，2013年义工联曾经对50个贫困家庭的精神病患者经过救治，但最终不少返回家庭后，还是再次被家庭“囚禁”，他对此感到很无奈。

长达20年的囚禁

        看着65岁的父亲走到铁门前，40岁的王军民“嗯嗯”了几声。

        看见床上的油布上，儿子排泄的一堆堆粪便，王年生生气地对儿子说：“你怎么又拉到了床上。”

        王军民像个孩子一样，蓬头土脸的脸上露出一丝羞愧的表情，蹲在关闭他的铁栅栏前低着头，没有说话。

        到了中午，王年生的老伴，提着饭菜去看儿子了，一日两餐，20多年来夫妻两人从未落过。

        这是一间红砖房，在云梦县清明河乡大份村王家屋旁的菜地边，10来个平方。屋子的地面上刚刚清洗过，一张床摆放在门边，另一头挖了个蹲坑。屋门就是一块铁栅栏门，用塑料袋稍微遮挡了下。

        王军民就在这间房里住了20多年。

        王年生告诉澎湃新闻，王军民精神上出现问题是在1988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王年生认为当时孩子发病，是因为在学校被老师批评。

        但王年生也怀疑，这和遗传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因为老伴是他的远方亲戚，在儿子发病前，她精神也出现了异常。

        随着王军民的身体不断变壮，麻烦也接踵而来。

        “一次他出去玩了回来，嫌我饭还没有弄好，就把我打了一顿。”王年生的老伴告诉澎湃新闻。

        除了表现出的暴力倾向，王军民还曾多次走失。一次，王军民曾走到30公里外的安陆市，王年生花了两天时间才把他找回。还有一次，王军民跑到云梦义堂镇一处沙站，王年生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他被发现时，已经全身赤裸奄奄一息。

        不得已，王年生只得给儿子戴上了手镣脚镣。但儿子仍在闯祸，一次王军民戴着手镣将别人家的孩子摔在地上，别人拿着扁担将他打了一顿。

        看着儿子浑身被打伤，王年生虽然心疼但无可奈何，王军民却骂父亲是个懦夫。

        “我只能当个懦夫。”王年生说，因为妻子和儿子的病，他只能守着门前的田，家里也越来越穷，他知道村子里很多人都看不起他，谁的家里摊上这样的事都是痛苦。

        因严重的内风湿卧床几个月不能起身时， “放弃”的念头也曾经在王年生的脑海里闪现，但他实在狠不下这个心。

        王年生想来想去，只有将儿子关起来。他借钱修起了这个小砖房，将儿子关了进去，他叹了口气告诉澎湃新闻：“关了20年了。”

        即使被关，王军民还是几次将铁栅栏拉开，将邻居家的婆婆打伤，王年生只有一次次修补栏杆。

        当他得知孝感女孩琪琪被父母关了五年不让人送饭、解救的时候，王年生说：“我能理解他们的难，谁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被解救后再次回到小黑屋

        王年生的心里曾经燃起过希望。

        2013年，他到孝感市康复医院给儿子买药，一名女工作人员得知他的情况后，让他把儿子送到医院治疗，他才知道这名女工作人员是孝感市义工联合会的副会长卫巍。

        孝感市义工联合会会长鲁锋告诉澎湃新闻，2013年，义工联曾经向民政部门申请到一笔10万元的经费，来做重症贫困精神病患者救助项目，对50个家庭贫困的精神病患者进行了救治。

        孝感义工联云梦分会的义工到王年生家里进行了走访调查后，将王军民从小黑屋中“解救”出来，并送往康复医院治疗。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脚都是蜷缩着的，是被人抱上车的。”王年生说，因为长期蹲着，儿子已经不能走路。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王年生将儿子接回了家，“他当时能够走路了，还记得小时候走过的路。”

        但随后王年生的希望再次破灭，因为脱离了系统的治疗，王军民的病情再次恶化。不久后，王年生只得再次将儿子关进了小黑屋。

        王年生虽然还有一个女儿，但条件也一般。他靠着门前不到一亩田地生活。他在地里种了甘蔗，每年只有几千元的收入。2006年，村里给他一家四口人办了低保，每年能有4000余元。

        “但这根本不够他吃药。”王年生说，儿子每天都要吃药，一年要花5000多元，为了控制费用，他只有把剂量减少，有的药要吃两片，他只能给一片，有时候儿子喊得痛苦，他只好多给点。直到不久前，他到医院开药，经医生提醒他才知道儿子的药费可以申请慢性病补助，“3月份我就去申请，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

        得知王军民的近况，鲁锋感到很无奈。

        鲁锋告诉澎湃新闻，当时那笔10万元的项目资金，加上新农合报销的费用，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够每个人在医院治疗2个月左右。

        经过那次治疗后，义工联还几次发起了给王年生义卖甘蔗的活动，帮他筹集药费，但这都是杯水车薪。

        鲁锋说，经过走访，当时接受救助的50个精神病患者，一些曾被家人以各种方式“囚禁”，最终这些人“经过治疗后”，有人继续被关进了小黑屋；面对精神病人的救治，义工联只要有经费肯定会关注，但仅靠NGO组织还是很无力。

        “过一天看一天吧，只要我在就保证他每天的两餐饭。”王年生这个65岁的农民对澎湃新闻说：“精神病人虽然会伤害别人，影响别人的生活，但他们也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在我死之前，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我也瞑目了。”

        “对这些关锁孩子的家庭，很多人都在指责，我们应该更多地对他们给予同情。”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候任会长、湖北省精神病学会主任委员王高华对澎湃新闻说，没有哪个父母愿意对孩子这样，当然他们也有没有完全履行父母的责任，他们更多的是出于无奈。

        王高华说，根据国家卫计委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者的群体很庞大，达到1600万人。

        “精神病救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医院、社会、家庭、社区等等。”王高华说，很多精神病患者家庭无力承担对精神病人的救治任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有些精神病治疗的效果不好，家属灰心甚至死心；再加上精神病还涉及到病耻感，大家认为不光彩，很多病人患病后，有的家属宁愿关锁病人也不愿意治疗；实际上，被关押的精神病人只占病人的少数，但这样的事件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王高华说，除了家庭的付出以外，极端贫困的患者还是要依靠社会来帮助，政府、政策层面来帮扶；社会各界应该对他们理解和同情，除了政府和政策层面，社区以及慈善组织应该尽可能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

        “这几年对精神病的管控力度、投入力度还是非常迅速的。”王高华表示，目前有医疗保险，新农合、居民医保等救治项目，但还不可能覆盖到全国每个地方，需要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不到2.5万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目前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