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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深入乡村的实践者:学人不妨以赤子之心,行自然之事
【编者按】
澎湃新闻前天发表了蒋好书博士的文章,针对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返乡笔记中“知识的无力感”,这位身体力行、实践乡村公益的女博士指出,知识在乡村并非无力,知识人可以对乡村做许多事情。
文章发表后,在对行动者的赞赏之余,我们也收到不少其他角度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就给我们写来了他的感受,他用自白加评述的方式,真挚道出了自己的处境及无力感的来由,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声音。
到底知识面对乡村,真的无力吗?知识人能对乡村做什么?我们把这封信转给了蒋好书博士,她也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具体阐明自己是如何在乡村做公益的。在乡村真正有需求的前提下,知识人有不少事情可以做。于是也撰写了如下回应。
我们觉得,诸多课题,都包含着两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上层建筑的问题,需逐步观察,做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毋以善小而不为”,实践推动,利人利己。这两方面,或许并不矛盾,都是知识人可以用力的方向。我们将这两篇文章同时呈现于此,希望可以带来更多思考。
一扇旧木门上贴着的对联。 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我非常赞赏和认同常博士在《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乡村生活》及《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两篇文章中对鲁西南乡村生活做出的清晰描述,特别是对基层乡村逻辑的深刻观察和理解。看得出来,您正是一位既有思想学术追求又能关注现实人生的优秀知识分子,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您也必须得算一个。
您在学术之余,对家乡有如此的关注和观察,自然真诚,汪洋恣肆,让人深为感动。您在文章中建议大家阅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等社会学书籍,还建议“理解农村问题时,必须考虑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农村人的情感逻辑和思维习惯,结合内外因素一起把握问题”、“在行动的过程中,通过反思及时避免和纠正行动中出现的问题”。这些正好也是本人以及我有幸结识的大批乡村公益志愿者们一直在努力学习、践行和铭记的。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们应该能成为好朋友,顺其自然,如琢如磨地,一起为乡村公益做点事。
您在文中谈到了几个乡村面临的具体问题。如不介意,我也愿与您切磋一二。这次切磋,我想我们都可不必以“男博士”或“女博士”的身份对垒,免得把读者们的兴趣点带偏了,不如都以“悲观系”和“乐观系”的“乡村关注者”身份,来谈一谈,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藉此带来更多专业人士的视角和经验,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提供更多既“好看”又“好用”的方法和建议。
一、文人如何服务乡村:纯技术的建议
您在文章中谈到基层政治生态、基层反腐、基层法治以及社会矛盾调解的复杂性,可谓一针见血。这题目说起来极大,涉及中国当下各层次各地方具体现实,非多年扎根基层调研实践者,绝不敢贸然评论。但题目太大,往往容易让人吓倒。不如回到纯技术视角,由易到难,为乡村服务找到一些既符合文人心志特长,又能有效服务、可行性最强的对策。
在我看来,乡村遇到问题,就如人遇到问题一样。各种病有各种病的病因(当然,有些病不在病人,而在医生,换个角度看会不一样。从某种角度看,乡村甚至还是医治某些“城市病”的一剂良药)。而当乡村可持续发展遇到问题,确实“生病”时,还是需要“会诊”、“治疗”和“护理”的。对有志于乡村服务的志愿者来说,乡村的基层法治等问题,正好是“心脑血管手术”一类的专业难题,一般“初级门诊”级的志愿者,无论学位如何,还真只能用点基础知识先止止血、涂涂药,做做记录,最终还要有专业帮助,才可能解决。
容我在此补充介绍一下,我和我的志愿者朋友们,目前正在倡导的“知识分子乡村志愿服务”,正是如同门诊医疗系统一样,做了专业和层级细分。我虽然是个文科生,但对理科思维的兴趣也非常浓厚,加之在乡村服务中结识了大量文理结合的设计师团队,被他们的思维方式感染,也就习惯如此分步思维了。
我们“乡村门诊”的第一步,是乡村信息调研服务,根据有“服务需求”的乡村(当然,第一步就是,有本地村民提出,希望知识分子对他们有所服务),先帮助他们建一个网上的主题空间,组织志愿者对乡村的环境、社会、特产、文化故事进行比较系统的调研,争取制作上线内容充实、有吸引力的百科词条(说起来大家也许会惊讶,全国58万个行政村,大部分连基本百科词条都没有),同时通过调研,深入了解乡村的基本条件和潜力。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这个乡村,这种服务对时间专业性的难度要求不高,许多社会学方面的顾问老师可以帮助大家。
第二步,是创意传播服务,根据乡村提出的需求(再次说明,乡村本身表达需求至关重要,志愿服务应当是乡村本身提出的,至少是有村民乡友主动愿意发起的),志愿者组织邀请有才能者为乡村写生画画、摄影录像、制作手绘漫画、整理族谱、遗产记录、编唱村歌、举办文体活动、开展形象传播等,此举如同给一个人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让他振奋精神,描绘出乡村有尊严的形象,让人感受到这个村的“精气神”,让村民可以传递积极信号,也让城市人对乡村更有兴趣。
说起为什么有这一步,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在2013年曾策划举办世界绿色设计论坛•乡村设计分论坛,此间曾被一个演讲老师的PPT所震撼。有一张PPT,一边展示了一位农村妇女挂着吊瓶在坚持打麻将,另一边展示的是她自家门口垃圾成山、蚊蝇飞舞的景象,看得出来,平淡的生活与麻木的自我认知,会造成人的惰性与萎靡不振,城乡皆有这种情况。通过一件“新鲜事”,给乡村和村民一个新的形象,往往会激发出村民的自信与兴趣,引发无穷动力。这部分虽是您提到的“花拳绣腿”,但也十分必要。在我们所接触的村庄中,不少都希望能拥有一首适合村民合唱表演的“村歌”,有一些村民全家福合影,或者更易传播的家谱。这样的文化之事,也是知识分子可以做的。
乡村服务第三步,是人才培训服务。类似与病人家属访谈和综合交流,旨在启迪思想、发现人才。例如,在乡村搞座谈、开讲座、走访交流,传播科技生产、遗产保护、社会文化、创业等知识,建立虚拟社区,这种做法其实已很普遍,且入口小、不麻烦,可以及时发现和培养重点人才。很多乡村都有培训场地和需求,只是内容不够跨界和丰富。而专业知识分子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哪怕是哲学美学讲座,如果讲得好,也会受乡民欢迎。我们曾经和青年村官分享台湾桃米村以青蛙为主题、保护生态、带动旅游与经济的营造案例,就收到了很热烈的反响;现在国内正出现许乡村建设沙龙,有很多用萤火虫、观光水稻、精致化的民宿等新主题为亮点的乡村旅游案例,就体现出创意培训在乡村建设示范引导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步是社区服务,这部分比较复杂。在发现乡村领袖(包括村干部、妇女领袖、长老、青年领袖、新乡贤等),与其充分交流之后,协助他/她组织开展养老扶残、青少年教育、人际和谐、法律咨询、基础设施配备、文体生活充实、公益项目孵化、乡友虚拟社区建设和社区合作能力提升等工作,可有效为乡村发展“查漏补缺”,为乡民解决亟需解决的社会难题,推动社区团结,凝聚乡村向心力,确保乡村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方面的反例也有很多,有的条件很好的乡村,忙于“顶层设计”和“招商引资”,置村民利益诉求于不顾,社会基本保障等问题都没解决,人和人缺少沟通、基础环境差,甚至离心离德,在这样的村子,再好的项目也很难做成。如果有了前三步的基础,这一步就可以为后面的服务助力,但需要一定技巧和时间。这些都可以根据具体案例来做具体策划。
以上这四步,就是我们这两年摸索做的乡村文化志愿服务者“思维导图”,也是在国内诸多乡建团队工作的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些纯技术经验。目前我们的团队正在陕西、湖南、安徽、河北、内蒙、重庆等地的几个乡村尝试开展工作,部分项目已在公益众筹活动中上线,所有这些探索,都将在这两年陆续接受社会全面检验。我们的志愿服务顾问,包括长期从事乡村研究和建设工作的朱启臻教授、孙庆忠教授、王晓毅教授、党国英教授、刘忱教授、罗德胤教授、孙君老师等,大家都在不断帮助我们修正工作思路、方法、资源和规范,我们非常希望更多专家学者也能对这项工作进行指导和指正。
乡建工作需要知识也需要耐心,这门学问确实值得我们反复学习。以孙君老师为例,他本是一名画家,十多年前起,从为乡村居民画像开始,进入乡村,不断提出“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对乡村事无巨细做了深入探索。大至花费数月,画出整个村从一个家庭绵延数百年后代繁衍的平面细节图;小至研究如何与风水先生、各色村民、村干部用合适的“体态语言”交流;文则饱读乡村历史书籍;武则亲自上手砌砖铺瓦,做项目实施。作为有缘深耕乡村的“文化人”,他与乡村基层的互动与信任,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我们接过这些乡建前辈的接力棒后,特别考虑的是,如何运用网络和新媒体的优势,集中乡建专家的多元智慧,通过青年人热爱的“互联网思维”,将散布在各个专业、时间、地区的志愿者聚拢在一起,让更多人能提升能力、就近参与、规范服务、分享经验,通过快捷的入口参与乡村公益。当然,这种参与也是在国家有关志愿者的法律规定框架下,按照无偿、志愿等原则进行的。
乡村服务接力棒传到第五步以后,就可以进入到由村民自主选择专业团队、通过各种渠道自主落实具体需求的解决方案了,比如生态环保修复、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卫厕改造、乡村人居建筑与环境设计、遗产修缮与活化、手工艺品设计、美食产品设计与推广、文创旅游品牌、农业品牌提升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所有这些后期乡村服务的工作,也需要建立在前四步志愿者和村民们达成信任和共识的基础上,并受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监督和规范。项目可以大,可以小,关键看各种服务条件是否具备。乡村喜欢看到实际的成果,只有实际成果出来,更多人才会去关注和模仿,就像一些被修缮活化的乡村民居乃至猪舍畜棚,只有协助一些领头人做好了,村民才会相信:“原来乡村还可以这样!”
抱歉,一不小心对我们自己的志愿服务介绍了这么多。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您信中提的几个具体涉及基层法律和矛盾的问题,我的判断是,这些属于RCR行动第四步的“社区服务”中的人际和谐、法律咨询类型。无论为亲人还是为乡友,提供这方面的帮助,按理说,都应在先有前三步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进入。因此,必须先做出以下几个判断:何种性质?是否紧急?应否参与?谁是负责?如何参与?参与多少?如何退出?预期如何?备案如何?对权益需要保护者,可以帮助他们记录情况,搜索信息,打印行政规定和法律条文,寻找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法律主管部门联系方式,寻找可能协助的专业法律或社工志愿者联系方式,以及尽量引荐专业人才协助。这些技术环节,大概就是我能想到的志愿者的服务程序。尽量帮助老乡避开不必要的损失和弯路,提供知识、心理和技术上的支持,也可以让自己踏实一些吧。
关于乡村基层法治生态问题,我理解这应是全国上下都关注的大事,一方面我们可以期待和推动国家法治建设更完备,一方面则可以多呼吁公共部门加大对乡村法律援助和社会调解的服务,将其纳入基本社会服务供给框架中,让村民在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之外,更容易得到法律教育、咨询和援助服务,遇到解不开的问题,能调动擅长此道的专门法律志愿者协助。这个大方向,可能需要社会各界较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您在文中提到的几个具体事件,我想您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不过,您对自己要求比较高,虽然服务得不错,也还是强调“知识无力”,所以我还是不免要多写几句,希望读者不会因此厌烦。
二、读书人与“有用”的关系
您在“知识无力”一文中提到,乡村的人们常常认为,“不能转化为解决具体事情的能力、权力和财富的知识,都是无用的。这不是虚无的知识无用论,而是深入到中国人骨髓里的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对这句话,我不能完全认同,更不认为这是悲观的理由。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特别是注重现世生活、追求地位名气、财富面子、健康舒适、享乐新奇、高科技、现代化设施和成果等“看得见的利益、摸得着的成果”的整体导向,虽然古来就有,近三十年或许还尤为突出,但总的来说,都是国人个人意识觉悟解冻后的一种喷发,可以说是一种自然人的自然选择,不能全盘否定。
相比印度和其他一些后发传统国家,大部分中国人包括乡村人,在几千年小富则安的传统后,转而开始“奋起直追”所谓“发达国家”的过程。此间经历了不少的争论反复、自我破坏、自我重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历史时代的新实用主义。作为一个本来就精神早熟的多元民族,中国人把“实用”作为思维标尺,蕴藏了比较朴素的平等、理性和实证观,反映了国人一直渴望关注生活质量、经济贸易、自主创业的开放精神,本身反而具有某种现代性元素。为追求现世幸福,来自乡村的人们一批批去他乡探险、淘金、吃苦、攒钱、繁衍生息,不断提高对其自身权益与潜能的认识、觉悟和管理水平,这种实用主义,本质可以说天下皆然,反而可以避免极端教条和历史惰性,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转型,提供必备燃料。
中国真正遇到的问题,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急躁主义”。也就是说,为了一个本来合理的大目标,不少人总想抄近道、走捷径,包括品牌建设、产业环境、人才培养、地区发展、政策决定等,都缺乏足够的耐心。而真正不急不躁的“新常态”,可能才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急躁主义”很容易造成大方向的错位。
比如,中国城乡人民日夜操劳、苦苦追求的“现代化”,其最终愿景是什么?急躁者可能脱口而出:要比某某国更快更强更富,最好马上做大做强做第一!可是,真正去过发达国家的人都会看见,世界上许多国家,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快,不都是以大以新以炫以暴富为美,反而非常细致、耐心、自在、人性化、注重文化的自我积累和传承开放,留存着时光的印记和人性的温度。由此,我们这些乡村志愿者的信念,恰恰是:现代化应该是人性化、生态化、可持续的绿色栖居,以及城乡互助的新生活方式。所以,正是为了更好、更现代化的、更实用的生活,万万不能带着对先人、同辈、后代都不负责任的态度,不经合理调研和决策,就随便把乡村的宝贵资源、人才自信与创造力毁灭掉。
回到“实用主义”,与之对应的“内省、出世、沉思、独立、利他主义、意志自由、无功利的审美、享受知识的乐趣”等形而上的价值观和知识观,中国人有没有呢?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常以朴素形式,隐藏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人们去发现和鼓励罢了。比如,中国人喜欢“游于艺”,在书籍、金石、书法、国画、太极、园林、山水、禅修静坐等体验中求得精神自由(文化艺术品的交易逻辑则另当别论),这些既可看做享乐,也可看做精神追求,其实未必都是实用主义。北大刘华杰教授曾著书讲述中国人的“博物传统”,谈中国人的“格物致知”,列数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之辈其实也极为相似。中国学者不是天生只偏重一门知识,很多恰也是纯粹无功利、对技术创新具有好奇心的多元知识热爱者,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千村万户中,也不乏淡泊、清雅、博学、躬耕之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耕读传家立德立言,这些都是现代知识分子乃至青少年都可以重新去发现、亲近、对话、交流的。从这样的视角寻找,许多乡亲其实都有非实用主义、充满幽默感、以及好学求知和创意本能的一面。
说到实用主义,还有大家在主旋律中很熟悉的利他主义,或说“共享主义”,在中国乡村的家族之中、熟人之中以及跨地区因兴趣而结合的共享信息的新公共空间中,中国人的利他主义也相当普遍。旧时乡村族人会为贫家子弟集资捐款,供其上学,今日的企业家游子也多有终老回乡办学、办养老院、做乡贤的例子。例如,我老家湘阴的一位王姓长者,基本一人就把整个村的硬件设施都捐助了,每年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红包、贴对联,不亦乐乎。现在各地常有“书院”、“宗祠”重修重建的消息,其实在这些传统的老树上,生长出带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公益文化基金,是完全可能的,也可以为未来乡村新居民(包括回乡人士)提供可持续发展源泉,非常值得决策者参考和关注。
最后,既然“实用主义”盛行,读书人如何才能“有用”呢,或有没有必要“有用”呢?我觉得,先贤所说的“君子不器”,并不是代表君子不可以“有用”。“不器”说的恰恰是,人不能让专业限制视野,成为麻木的技术工匠(其实“匠”字现在也应获得更高的尊重),而要有更独立的思维和综合能力。
而何为“有用”?在中国文化价值观中,“人”的第一个“有用”,可能是生活与伦理上的。比如,在我老家,乡亲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有用”,不单指是不是有技术或财富,更指他/她能不能在生活与精神上实现自理、自立、自强,能不能通人情和主动照顾他人,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
“有用”不一定都换算成钱。对乡亲们来说,一个人“好不好接近,是不是随和”甚至“看不看得起我们,能不能开得起玩笑”,可能也会在过年回乡几天中看出来,做不到的也会被人看做“摆谱”、“没用”。这就是交流方式的技术问题了。如果知识人能以纯粹的赤子之心、赤子身份,多用村民习惯的社交方式和大家交流,比如,真诚问候老人健康、给小孩子送礼物、包红包、陪亲戚贴心聊天、帮助干农活,和同龄人一起下地玩、帮大家拍照片、修手机电脑、和村里的老秀才讲古论今、写字下棋。哪怕是用村民的语言多夸夸大家,只要是发乎心,感觉自然,还是容易被人觉得“有用”或至少“懂事”的。遇到能帮忙的事,帮着指点指点,实在帮不上的,买些小东西安慰鼓励,也是一种真诚的“有用”。
大新铅锌矿为了满足矿工子女读书,还建设了学校,矿关闭后,学校也被取消,墙壁上还留有富有那个年代特征的宣传画。权义 澎湃资料您说到,您已多次为老乡帮忙,并在本地孩子的教育和求学问题上给家长适当的指导和意见,这绝对就已经非常有用,甚至是帮大忙了,完全可以算入我们的志愿服务第三步“人才培养”,帮助的正是乡村未来的希望。
我很高兴常博士提到自己是“一个研究文学理论和哲学美学的务虚人员……从事学术研究,职称问题解决后,收入也还凑合,个人自由空间和时间也多”。其实您的专业,还真是目前中国乡村文化长远发展极其需要的。未来,如果有机会把您掌握的专业知识,部分用于协助中国乡村美学价值的自我提升,那就更好了。作为一个美学家、哲学家,您可以为中国乡村做的,其实非常多。不一定选自己的村,可以选择中国三千个传统村落中自己感兴趣的村,比如访问拥有中国哲学家、美学家故居的村,写写乡村美学、乡村哲学的相关题目,多多深入挖掘、思考发现,或写写中外哲学家、美学家与乡村的故事。如果能参与一些中外乡村设计与艺术主题的书籍或展览策划,您作为乡村志愿者的价值就更大了。您还可以尝试多接触理工、设计、艺术、法律类人才,拓宽下生活圈子,甚至参与组织类似“布达佩斯俱乐部”式的读书会,让更多熟悉您的学者一起碰撞思想,也让学科之间多产生流动。中国社科院的民族文学所、社会学所的许多同志,想必一定会对此颇感兴趣(我们现在就可以向您和您的朋友们发出邀请,请大家担任我们志愿组织的顾问,和我们一起做理论方面的工作)。
另外,从浅层次的乡村教育来说,如果您能把您的专业也做成一些图文并茂的普及版读物,带到村里,让村里人也知道:世界上有哲学和美学这两门学问,有个怕老婆的苏格拉底,有个画农民的梵高,有些小镇靠哲学家故居做好了旅游,有些适合孩子们的哲学美学启蒙故事正在出版,以及各种世界的新鲜事;或组织送点孩子可能爱看的手绘图书,做点美学普及——就像“多背一公斤”公益项目一样,专门制作些“美术包”,那么,或许也能给村民和孩子带去不少启迪和乐趣。
总之,学者乃国之重器,如此大材,怎会无用?也许,在悲观系的男生眼里,常常只有“大事”才是事?而在我们这些乐观系的女生看来,哪怕是点滴的滋养关怀、传棒接力,只要发心诚恳、心清路正,所做之事的精神价值其实都是一样的,寄托的都是游子的心愿和善意。成果固然重要,过程也同样有用。怀赤子之心,行自然之事,便也是公益了。如此回复,不知当否。不当之处,请多指教。如果我们的讨论,能催生中国第一个以哲学家故事和故居为亮点的特色乡村,或者一场以乡村哲学为主题的学术活动,倒真是一件大好事。如此后现代的混搭,您该不会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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