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谈欢喜佛与双修法：密教为何被误解为“淫戏”数百年

【编者按】

        本文为沈卫荣教授谈“欢喜佛与双修法”文章上篇，原载于《上海书评》2015年3月1日刊。

        日前在Wi-Ko听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David M. Halperin先生所作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题为“性爱何为”（What Is Sex For？）。他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叔本华等哲学家对性爱的定义和解释，讲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再讲到他自己在巴黎、河内同性恋性爱俱乐部的经历等等。从玄妙的哲学概念，到草根的街头故事，谈性说爱，对爱欲（eros）、性冲动（Geschlechtstrieb）、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和情色的爱（erotic love）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做了细致的区分和诠释，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他说叔本华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性爱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Geschlechtsliebe）的哲学家，他将爱定义为“一种更近切地决定的、特殊的、严格说来甚至是个人化的性冲动，这种冲动植根于整个人类对其后代之形成的严肃思考中”。换句话说，所谓爱无非“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性冲动的个人化的表述”。叔本华的这个定义业已成为现代人普遍接受的对爱的一种标准观念，而Halperin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他把他的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挑战这个观念。他不能接受别人把欲望和爱情从性学角度进行科学的解释和理解，认为就性爱而言任何概念化色欲的倾向对于现代思想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Halperin一讲完，在场听众反应强烈，争先恐后地提问、评论，而最普遍的一个疑问是：“Halperin先生，你回答了‘性爱何为’这个问题吗？”显然，报告人对“性爱何为”这个问题的十分精致的学术的和文学的处理，令听众一下坠入了迷茫和疑惑的云雾之中。在繁衍子孙、传宗接代看起来不再是性爱的主要目的，甚至同性间的性爱关系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之后，人们对如此基本的人生问题反而没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变得越来越迷茫了。特别是当现代人极不愿意仅仅从生物学的、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和理解性爱，而希望赋予性爱以哲学的、美学的、文学的、情感的和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时，对这个日常发生的行为的解释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精致和玄秘了。在随后一小时的讨论中，听众中的生物学家（生命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踊跃地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对“性爱何为”这个题目进行了十分热烈和有趣的发挥和讨论，可最后还是谁也没有能够替Halperin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

        不得不承认的是，Halperin的报告有时太哲学，有时又太文学，他说话的方式典雅、诙谐，也非常含蓄，这对语言和专业都很老外的我来说，专心听他这整整一个小时的报告很有挑战性，不是一直能跟得上趟。有点让我意外的是，这个报告我到底还是越听越明白了，听到最后我竟然飘飘然觉得自己成了那位于公元八世纪从敦煌到吐蕃传法的和尚摩诃衍的远传弟子了，刹那间顿悟：呵呵，原来世间男女这件事竟然如此的复杂，古往今来这么多聪明人都没能把它说个清楚，怪不得人们今天对世出的“密教性爱”（tantric sex）这东西还如此的好奇、如此的不能理解，更如此的不能容忍。可是，我们真还不得不佩服佛法之甚深和广大，在大持金刚密意所传的密法中，男女之和合作为一种出世的修行，虽然其实修的形式或许比世间的性爱更加复杂、奇妙，更令人迷惑，但其体认乐空无二、即身成佛的目的却十分明确。密乘佛教中对双身修法及其宗教意义有一套十分明确的说法，它不难说清，也相对容易理解。或许只要我们不把Halperin所研究的世间性爱的复杂和纠结带进我们对世出的密教性爱的理解和诠释之中，那么密教之性爱就绝对没有今人乐于想象的那样匪夷所思，或者不可容忍。

        初次遭遇“密教性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笔者首次进京，有缘进雍和宫拜佛。时见宫中某佛殿之佛像下半身都被红布围住，大惑不解。急问宫中之人，获告此乃“欢喜佛”像，俗人如我者不可得而见也。越是不得见，自然就越发好奇，从此就记住了“欢喜佛”这个名称。

        不久，在明人沈德符的笔记《万历野获编》中，我读到如下一则记载，方才明白“欢喜佛”是何方宝物了。这条记载是这样说的：

        予见内廷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均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每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今外间市骨董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非中土所办，价亦不赀，但比内廷殊小耳。京师敕建诸寺，亦有自内赐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轻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旧制。有绣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

        显然，我的这位五百年前的老本家当年在明朝宫廷中所见到的“欢喜佛”与我在雍和宫内无缘得见的“欢喜佛”是一样的东西，原来它们只对大婚前“睿禀纯朴”的帝王开放，平头百姓是不能随便瞎看的。可幸其仿制品于明代的骨董市场即已流行，作为奇巧珍玩而受明人推崇，从此渐渐流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时过境迁，今天的“欢喜佛”大概已经不需要再围上红围裙了，包括“欢喜佛”画、像在内的种种本来秘不示人的宫廷秘宝（密教法物），今天通通成了普通大众都可以观赏、抚摩的佛教艺术品，它们可以大张旗鼓地被展览，甚至被生产和交易了。今天我们大概也都知道所谓“欢喜佛”指的就是密乘佛教中常见的“双身像”，即藏文中称为yab yum的佛像，意思是［佛］父［佛］母双身像，即指那些表现佛父和佛母拥抱、交接，呈各种交融姿势的双身，或曰双修像，“欢喜佛”是我们汉人给这种类型的佛像所起的俗号，就像“活佛”是我们给西藏的“化身”上师所取的俗称一样。

        沈德符说这种“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此即是说，它们或者是外国向明朝进贡的，或者是其前代元朝留下来的遗物。自然，“欢喜佛”像是印藏密教无上瑜伽部才有的佛教造像，汉传佛教中本来没有这种佛像。它们或者是元代的西天僧和西番僧从印度，或者从乌思藏带到蒙古宫廷中的；或者是明代初年西使印度、迦湿弥罗、泥婆罗等国的汉地使臣，以及随他们从西天和西番各地进京入朝的贡使带到明朝宫廷内的。与“欢喜佛”像一起传入中原的，还有名为“双修法”的秘密修法。在田艺蘅留下的另一部著名的明人笔记《留青日札》中，我们见到了如下一段记载：

        有淫妇泼妻又拜僧道为师为父，自称曰弟子，昼夜奸宿淫乐。其丈夫子孙亦有奉佛入伙，不以为耻。大家妇女虽不出家，而持斋把素，袖藏念珠，口诵佛号，装供神像，俨然寺院。妇人无子，诱云某僧能干，可度一佛种。如磨脐过气之法，即元之所谓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也。可胜诛邪！亦有引诱少年师尼，与丈夫淫乐者，诚所谓欢喜佛矣。

        从这段记载看起来，明代民间汉人修习“欢喜佛”不过是一群无良、无耻的男女僧道、俗人玩弄的一种十分荒唐的淫乱把戏，是借宗教修习之名，行奸宿淫乐之实。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把戏还不是明代才出现的，元朝已有的“所谓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与此同出一辙。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元末蒙古宫廷中君臣共修“秘密大喜乐禅定”这一臭名昭著的丑闻。在明初士人权衡私撰的元末野史《庚申外史》中，我们读到了如下一段记载：

        癸巳，至正十三年，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阴荐西天僧行运气之术者，号‘演揲儿’法，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蛊惑上心。哈麻自是日亲近左右，号‘倚纳’。是时，资政院使陇卜亦进西番僧善此术者，号‘秘密佛法’。谓上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上喜，命哈麻传旨，封为司徒，以四女为供养，西番僧为大元国师，以三女为供养。国师又荐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马的、秃鲁帖木儿、脱欢、孛的、哇麻、纳哈出、速哥帖木儿、薛答里麻十人，皆号‘倚纳’。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倚纳辈用高丽姬为耳目，刺探公卿贵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择其善悦男事者，媒入宫中，数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贵人之家，私窃喜曰:‘夫君颍（隶）选，可以无窒滞矣!’上都穆清合成，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为‘大喜乐’故也。

        这段记载长期以来是人们在古代汉文历史文献中见到的对藏传密教的“多修法”，或者“双修法”的最详细的记录。它们本来不过是权衡道听途说来的野史，但却被明初史臣不加甄别地编入了官修《元史》之中，演变成为这段元末宫廷秘史的一个官方说法。不难看出，这段蒙古秘史无非就是历朝末代君主宫中常见的淫乱故事的一个带点异域情调的翻版，其中除了一长串至今没几个人听得懂的外来名字以外，并没有透露更多与“双修法”相关的实际内容。遗憾的是，它竟然就是以后几百年来汉人对藏传密教的最基本的知识，影响至深。随后，这个故事又在明、清的小说中被不断地演绎和喜剧化，使之愈来愈色情，也越来越脱离其作为一种宗教修习形式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情色化、妖魔化了的密教形象长期以来于汉地深入人心，虽然人们根本不明白“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到底是哪门子修法，但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相信它们就是“双修法”，甚至“淫戏”的代名词。

        大家都知道，密教是佛教中的“秘密道”，“非器勿传，片成莫受”，未得灌顶者断不可擅修此甚深密法。职是之故，教外之人从来难窥密教之堂奥,这也给外人想象密教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铁鸟腾空，佛法西渐，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藏传佛教为主流的密教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于是西方的密教研究也随之水涨船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密教文本、仪轨被解读和公开，密教正渐渐褪去其神秘的面纱，显露出其庐山真面目。借此西风，不少困扰了人们上百年的谜团，正在被慢慢揭开，而一直被当作淫戏误解了六七百年的“秘密大喜乐禅定”也终于等来了有望被拨乱反正的一天。

        上引《庚申外史》这个段落中提到的“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均被后世当作双修法而备受诟病。事实上，“演揲儿法”指的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所传的“道果机轮”（lam 'bras 'phrul 'khor）修法,这是一种强身祛病的幻轮瑜伽修法，与双修关联不大。前几年罗文华先生整理、出版了名为《究竟定》的故宫博物院藏清廷修佛图像，其中图示的修习法当就是“演揲儿法”。还有，几年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教授出版了题为《藏式健身宝卷藏族传统健身法集成》的专著，书中被当作藏族传统健身法来介绍的修习法与“演揲儿法”类同，当然与色情无关。同样，曾在元朝宫廷中上演过的“十六天魔舞”也曾被后人严重情色化，但它本来是作为献给密续本尊胜乐金刚之供养的一种意生的，也就是观想出来的宗教乐舞，并不色情，也与双修无关。早在西夏时代，“十六天魔舞”就已经传入西域，元世祖忽必烈汗尚处潜邸时，他后来的帝师八思巴上师就已经在开平府造了两部专门修习十六天魔舞的仪轨，其中没有任何色情的内容。显然，如果在元末宫廷，或者其后在中原各地普遍上演的“十六天魔舞”果真带上了黄颜色的话，那也一定是在中原才慢慢开始变了味，此容日后另文叙述。总之，元廷所传的“双修法”实际上唯有“秘密大喜乐禅定”一种，即便如此，其修法也与上引《庚申外史》中的描述鲜有共通之处。

        毋庸讳言，在密乘佛教无上瑜伽部，或称瑜伽母续的修法中，“双修法”确实存在，而且并不鲜见。元廷中传播的“秘密大喜乐禅定”看起来与萨迦派所传道果法中的“欲乐定”修法最为相近，这与有元一代萨迦派上师最受蒙古君臣尊崇的历史事实相符合。由于萨迦派的根本大法——道果法与瑜伽母续部的《吉祥喜金刚本续》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以往有人直接将“大喜乐”与“喜金刚”（Hevajra）同定，因为《元史》“释老传”中说“有曰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所谓“歇白咱剌”是藏文he badzra，即梵文Hevajra的音译。由于Hevajra的字面意义可以解释为 Mahakam，即谓“大喜乐”，所以于西夏和元代《喜金刚本续》（Hevajra Tantra）常被译为《大喜乐本续》。而Hevajra中的He字更经常被解释为“大悲”，Vajra则被解释为“智慧”，“大悲”与“智慧”的结合，即是“方便”与“智慧”的结合，于密教修行的语境中即是佛父和佛母的结合，甚至就是金刚和莲花的结合，它即是一种成佛的境界。“秘密大喜乐禅定”正是印度大成道者密哩斡巴上师以《喜金刚本续》为根本所依而衍传的“道果法”中的被称为“欲乐定”或者“大喜乐禅定”的修法。

        实话实说，“秘密大喜乐禅定”早已不再应该是秘密了，对其修法的详细描述多散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汇聚的西夏、元、明三代汉译的多部藏传密教仪轨中，特别是在其中传自西夏时代的题为《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的长篇仪轨中。而《大乘要道密集》这部从清朝宫廷中流传出来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集成在今天也早已不再是秘不见人的“密集”了。而且，前述这部《玄义卷》的残本也曾经被罗振玉从清内库大档中抢救出来，编录进了被称为“演揲儿法残卷三种”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集中。它被明确称为“大喜乐及道果传”，其全本当远比《大乘要道密集》中收录的这个本子丰富和全面。只要仔细阅读，或者大致读懂这部仪轨，我们便可对“秘密大喜乐禅定”有一个基本清楚的了解。1940年代，吕澂先生读过《大乘要道密集》之后发感慨说：“此不仅可以窥见当时输入藏密之真相，并可以了解译而不传之缘由，积岁疑情为之冰释，至足快也。”遗憾的是，迄今能具吕澂先生这样的慧根一眼识得这部秘宝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大多数人对“秘密大喜乐禅定”的了解多半还停留在“淫戏”、“妖术”这样的层次上，故还很有必要借此释读“秘密大喜乐禅定”之机缘而对密教做一次启蒙性的介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