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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与新城|陈杰:考古人如何认识五个新城与上海历史变迁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陈杰演讲实录。
“五个新城”是上海地区考古遗址富集地
我的演讲题目是“五个新城”与上海的历史变迁,为什么可以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五个新城”是上海地区考古遗址富集地。上海地区目前发现有40多处考古遗址,时间大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如图1所示,可见考古遗址聚集的区域主要位于上海西部,这里正是五个新城,特别是青浦新城、松江新城的规划区域。为什么考古遗址大多集聚于上海西部地区?这与上海特殊的地貌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随着海岸线的向东迁移,其土地面积不断向东扩展。在上海有一条冈身线,它大致经嘉定外冈,穿越闵行的马桥,向南延伸至奉贤的柘林,根据地理学研究,它大致为距今4000年前的海岸线。以此为分界,其东部地区是距今4000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所以上海地区遗址,特别是新石器时代遗址都聚集在上海西部地区。这些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认识上海乃至长三角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下面试举几例略作说明。
图1 上海地区考古遗址分布示意图
比如崧泽遗址,它位于青浦新城区域内,遗址发现于1957年,1960年代和1970年代曾经做过多次的考古发掘,根据当时崧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考古学界提出了“崧泽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的工艺水平已经十分高超,体现在当时各类器物的制作中。比如下图是崧泽文化的陶罐,上腹部刻划一周竹编纹,纹饰连贯、灵动,富有动感。再如图2,为一件崧泽文化的陶壶,其巧妙之处在于陶壶分为内外两层,陶壶的内层起到实际的功能作用,而壶的外层主要是为了装饰效果,在器身腹部和圈足部位都有以圆孔和弧边三角形组成的镂孔花纹与刻划的阴线。这件陶壶的发现,说明崧泽文化的先民已经开始摆脱陶器制作上的功能需求,开始了独立的艺术创作。
图2 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
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也是上海重要的考古遗址,至今我们仍在该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早在1980年代,考古学者曾经多次发掘福泉山遗址,当时关注和发掘的重点是名为“福泉山”的土墩。发掘显示,所谓“福泉山”的土墩,是新石器时代人工堆筑而成的人工墓地,墓地上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权贵墓葬,为推动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目光再转向松江新城,这里有个重要遗址——广富林遗址,它是上海地区迄今发掘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从1999年开始,考古学者在这里持续进行了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房屋遗迹、墓葬、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为我们了解过去人类各种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考古发现所展现的上海历史
上海拥有丰厚的地下文化遗产,从这些考古遗址中,我们能看到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关于考古工作的专题讲话中指出,考古成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点明了考古对于认识历史的意义。下面我将围绕上海考古成果就前两点意义略作阐述。
首先,考古发现把上海地区历史延伸至距今6000年前。文献中关于上海早期的历史记载极少,更勿论缺乏文字资料的史前时期,因此,考古资料成为认识上海早期历史最重要的资料。经过70余年的考古工作,我们根据上海考古发现,基本可以确认上海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谱系: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发展到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
距今6000年左右,随着长江三角洲的逐渐形成,太湖西部的人群逐渐向东迁移,来到上海地区,形成了上海最早的一批先民。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等都出土了一些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的用具,包括日常用品陶釜、陶罐等,也有一些装饰用品,如作为耳饰的玉玦,用于束发的骨簪等。除了当时先民使用的物品外,在崧泽遗址还发现了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早期人类遗骸。如图3所示,是一个马家浜文化的头骨,从这件残缺的遗骸,考古学者可以获取许多信息:头骨的主人是一名25 至30 岁的青年男子,他有龋齿的毛病。我们还与吉林大学团队合作,经过三维模拟,进行了人像复原,使现代人可以直观地面对6000年前的“上海第一人”(见图4)。
图3 马家浜文化的头骨
图4 “上海第一人”头骨及三维复原像
考古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增加历史的信度,也即“证经补史”的功能。以青浦区青龙镇遗址考古工作为例。根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的青龙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寺院叫隆平寺,文献记载,寺中建有隆平塔,塔既有宗教功能又有航标塔的作用,建塔时曾埋藏有舍利。2014年,根据文献记载的线索结合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确认了隆平寺塔的位置,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显示,隆平寺塔为八角形的砖石结构,塔心室下埋藏有地宫,地宫中填满了当时供奉的物品,除了阿育王塔、大量钱币外,就是四重宝函,由外而内分别为木函、铁函、木贴金函和银函,银函内供奉释迦摩尼涅槃像,在铁函中还发现了一个小铜瓶,内有4颗实心珠,应该就是所谓的“舍利”。隆平寺塔基考古工作显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使文献中的记载真实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增加了历史的信度。
图5 隆平寺塔塔基航拍图
由考古遗存看上海文化特质
城市在不断发展,埋藏于这片土地的文化遗产成为上海历史生生不息的象征。上海城市精神中“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不仅仅是当代精神的体现,透过考古遗存,我们隐约可见,这种文化特质是根植于上海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基因。
溯源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广富林文化,上海地区即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特征。广富林文化是以松江区广富林遗址考古发现而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与长三角以往的本地传统文化不同,它的陶器特征,制作比较粗率,纹饰比较粗犷,根据分析,大部分器形、装饰特点与现在鲁西南豫东地区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关,而少量印纹硬陶类的器物,可能来自于南方地区,甚至我们看到广富林文化带把鬶与广东粤北地区石峡遗址发现的器物十分相似。同时,广富林文化也继承了一部分本地文化传统的特征,如玉琮和石犁等。
再以青龙镇遗址考古发现为例。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历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遗存,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经过分析,可知这些瓷器分属于全国不同地区的窑口,唐代有来自湖南的长沙窑,来自浙江的越窑、德清窑,还有极少量来自北方地区的瓷器。宋代的时候,有来自福建地区的建窑、义窑、东张窑等等,也有来自于浙江的龙泉窑和江西的景德镇窑等。为什么有大量外地的瓷器聚集于青龙镇?文献记载,青龙镇利用“控江连海”的地理优势,当时港口贸易十分繁盛,来自这些地方的瓷器产品在上海聚集,再向北部地区转运,甚至出口海外,到达现在的日本和朝鲜。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海起到了海纳百川的中枢港口的作用。
图6 青龙镇遗址出土瓷器窑口与贸易线路图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见微知著,透过留存至今的考古出土品,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先民的工艺水平、审美情趣和精神文化。上海所处的长三角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其器物制作即以精工细致为著,现介绍两件近年来在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新出土的文物以飨读者。吴家场墓地是福泉山遗址又一处高等级墓地,墓地上已经发掘了多座权贵墓葬。吴家场墓地207号墓葬曾经出土了大量随葬品,有玉器、石器、陶器,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两件象牙权杖,其中1件保存相对完整。象牙权杖长约1 米,由镦和主体两部分组成,主体呈片状,它是利用整根象牙剖磨制成,上大下小,顶端平直,下端为突出的榫状结构,可以插入椭圆形的镦部。象牙权杖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以主体转折处为中轴线,利用浅浮雕手法细致地表现出10 组神人兽面纹的主题,主题纹饰外以细密的云雷纹做地纹。镦部同样雕满了纹饰,主题是两组鸟纹和兽面纹,地纹依然是细密的云雷纹。
图7 象牙权杖全身图及局部图
除了这件罕见的象牙权杖,良渚文化玉器鬼斧神工的工艺更为世人所知。吴家场墓地的204号墓葬曾经出土过1件玉琮,器物表面以浅浮雕和阴刻结合的方式雕刻出神人兽面纹,两侧还辅有鸟纹的装饰。在主体纹饰间填满各种回纹、短线纹,构成了整体器物神秘而端庄的艺术效果。仔细观察纹饰,在1厘米的空间中雕刻有近10根阴线纹,十分精细,近似于现代的微雕,令人叹为观止。当时是没有金属工具的,所以当你端详这样的器物,可见当时工匠的匠心独运和精巧工艺。
图8 神人兽面纹玉琮
期待:保护与传承
站在历史的节点,在新的规划下,上海“五个新城”将以崭新的面貌面对世人。从以上介绍可知,“新城”不“新”,这片土地是上海历史的重要见证,其所蕴涵的丰富的地下文化遗产承载了上海城市的记忆。面临即将大规模开展的新城建设,我们对于未来地下文化遗产保护,怀有更多期待。
考古遗存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是祖先留给我们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是城市的文化之根,它是不可再生的、不可替代的资源,习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像保护生命一样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五个新城规划面积非常大,在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基础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做好规划,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做好保护工作。
当然,保护不是简单地画地为牢,而需要创新发展,活化利用。在现在的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已经有了与考古遗址相关的文化设施,比如崧泽遗址博物馆、广富林遗址公园。五个新城建设中,可以充分挖掘现有的考古遗址资源,在重视保护的基础上,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特别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果有这样的文化项目落地,将为上海市民提供一种新的文化体验,获得更多的文化享受和文化滋养。
这样的五个新城,值得期待。
(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经陈杰本人审订。文本整理:澎湃新闻实习生 王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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