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把性别红利转化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人口问题中的性别问题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共计141,178万人，其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由于老年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所以适婚人口中男、女性数量差异可能更高，男性的婚姻挤压非常严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出生性别比虽然较2010年的118.1有所下降，仍然达到111.3。重男轻女现象依然不容乐观。

与“六普”数据相比，中国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由8930人上升到15467人。2019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在校普通本专科生中女性占比为51.72%，在校女研究生占比为50.56%。但是，在中国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从2010年的70.1%下降到2018年的64.3%的同时，由于工作—家庭冲突严重、沉重的育儿负担和母职惩罚，女性的劳动就业率逐年下降。《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的数据显示，在该年度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仅占43.7%；《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发现，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仅占18.7%；在未来一年中，男性高层管理人员升职的可能性更是高出女性13个百分点。

由上可见，女性的职场参与与教育成就正好相反，再加上在中国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的同时，女性相比男性的劳动就业率也在不断下降，这给我们一个严重警醒的信号——女性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的严重浪费。上海大学计迎春教授和中国社科院郑真真教授指出，女性在职场所受到的歧视，不仅使得女性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抑制了她们的生育意愿和育儿成本的负担能力。韩国延世大学的金惠智等人发现，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严重影响到女性的怀孕计划，而中低收入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这种负面影响。

在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困境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女性人力资源被巨大浪费这一个世界性困境。比如，钱岳教授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亚沃尔斯基教授的研究发现，美国女性在高中阶段的成绩和潜在领导力优势，在职场上完全消失。她们发现高中成绩最差的男生平均领导的人数也高于成绩最好的女生；而母亲的身份更加重了女性的劣势。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传统性别观念等等可能都是女性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从而浪费人力资源的原因。

更严重的是，人口转型中的性别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或者是有效缓解，可能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风险，从而对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在本世纪中叶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著名社会学家玛丽·布林顿等人的研究，性别平等意识形态并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向前推进，甚至会倒退，包括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观念。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岳教授和李家兴博士的研究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推进，80后、90后的女性更为追求性别平等，但是80后、90后的男性在性别平等观念上却有所退步，男女之间性别意识形态差异越来越大，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这是目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女性人力资源严重浪费、年轻女性恐婚恐育、性别对立经常被煽动上升为社会热点问题的一个核心根源所在。

所以，对于近几年性别议题显示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背后的人口学和社会学基础。我们必须严防性别问题成为中国人口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我们必须尽快系统、全面地着手解决中国人口转型中的性别问题，大力推进性别平等，这不但有助于提高生育率，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缓解几千万男性的婚姻挤压，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女性的人力资源，从而通过推动性别平等，把性别红利转化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实现一石二鸟的功效。

日本和韩国的前车之鉴

荷兰著名人口专家卢茨等人提出了“低生育陷阱”这一概念，认为总和生育率跌至1.5以下，就如同落入陷阱，下降趋势很难扭转。而低于1.3更是被人口学家称为极低生育率。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36，2019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当时的世界纪录的0.918。根据日本总务省和韩国行政安全部的数据，日本和韩国分别在2008年和2020年进入到人口负增长中。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罗纳德·林德菲斯和美国东西中心高级研究员金敏子在《低中之低的生育率：不同发达国家的差异》一书中指出日韩极低结婚率、生育率的共同原因如下：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的长期存在、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传统性别家庭规范与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化之间的交锋、大城市的高昂房价和激烈竞争的工作文化等。日韩在文化传统、性别关系、工作文化以及经济崛起方面和中国有很大的共通性，这些因素对于思考中国目前的人口困境也极具借鉴作用。

为了避免步日韩之后尘，打破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我们必须从影响女性生育动机和职场歧视的制度性因素入手，突出中国女性在生育率变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关键着眼点，尽快推进中国性别平等意识的进步，发动国家、社会、市场以及男女两性多元主体的参与，分担育儿照料负担，在鼓励女性经济参与的同时，帮助女性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将性别红利转变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政策建议

澳大利亚著名人口学家彼得·麦克唐纳德犀利地指出，在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中，那些性别平等程度低的社会，其生育率反而低于性别平等程度高的社会。所以促进性别平等可能会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东亚的日本、韩国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同时也是性别不平等非常严重的国家，已经开始着手通过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妇女经济参与，来解决低生育率和随之而来的老龄化问题，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下面我们会先简单介绍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地的情况，然后提出相应建议。

1．推动性别平等，思想政治工作先行

具有深厚的儒家父权传统的东亚各国、地区长期陷入低生育的泥沼。这些国家和地区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依然严重。要促进男女平等，在制度建设之前，首先应该改变人的思想，改变落后的性别文化。比如中国台湾将“性别友善”融入到教育领域之中，在2004年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致力于建立性别平等的校园环境、防治校园性骚扰、消除性别歧视，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建立性别平等的文化。新加坡则开展多种活动，增强民众对两性平等问题的认知和参与度；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女性发展对话”系列活动，并将收集到女性议题的意见反馈给政府，并由政府整理成白皮书后上交国会。

那么我们要推动性别平等，就必须根据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精神，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和文化建设。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在各种政治宣传和学习活动中，采取多种方式宣扬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的性别文化，比如在学习强国等平台中，加强性别平等的宣传。第二，举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校活动，性别平等从娃娃抓起，作为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的核心内容，通过学生来倒逼家长在家庭和社会实践中的性别平等。第三，把宣扬新时代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内容作为大学思政课的核心内容，大力推进大学生特别是男性大学生的性别平等观念，从而使得他们今后在职场和家庭中更加尊重女性，有效推动性别平等。

2．正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惩罚职场性别歧视，完善多元参与机制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产生了担忧，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把“人口爆炸”的威胁渲染到顶峰。其后在美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积极支持下，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了形形色色的计划生育项目。东亚各地区都实施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随着生育率急剧下降，这些国家又陆续实施开放生育的政策，并推出相关政策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如日本实施旨在扶持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政策”，推出“父母休假法”和“新天使计划”，韩国也投入3.7万亿韩元用于帮助建设公共托儿育儿教育建设。根据201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新加坡在性别平等方面亚洲排名第一。深受长期低生育率之苦，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非常全面的积极政策，比如所得税减免、退税、育儿补贴、二胎津贴、女佣税补贴、祖父母照顾家庭税收减免等现金福利，以及儿童发展账户（CDA）和陪产等非现金福利，以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

我们应该采取系统全面的措施，鼓励围绕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缓解女性的育儿、养老照料负担。提倡男性平等分担目前属于女性的照料职责，平等休生育假、育儿假、家人照料假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杜绝了职场歧视的根源。同时男性平等参与家庭照料，也可以从私人家庭内部部分地分担国家的社会再生产福利支出。在此基础上，实行政府、社会、企业、男女两性，以及老人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再生产责任—育儿照料，具体而言：第一，发展各类托幼机构、特别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办托幼点。第二，鼓励男性在公私领域承担照料角色，树立男性照料者的正面形象，如男性进入幼师行业，阳光奶爸等，鼓励男性和仍有余力的老年人参与到育儿照料和教育中，破除女性作为唯一抚育者的刻板印象，正面引导社会上所谓男孩危机的负面论调，树立新时代社会主义两性平等的形象。第三，扩大和完善两性育儿带薪假、补助实际的育儿照料者，包括付出无偿劳动的祖父母辈。也可以参照日本的时间银行做法，存储照料者的服务时间，日后兑现，实现照料互助，爱心循环。

3．把社会性别视角系统纳入公共政策和制度建设中

在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策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指引，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澳大利亚著名人口学家盖文·琼斯指出，面对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社会，包括日韩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各国在制定鼓励生育政策时都充分考虑性别平等，寻找协调妇女工作和家庭活动的最优解，以应对人口下降和老龄化。目前，台湾和日本的促进性别平等社会政策已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我们可以借鉴他们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加强性别规范的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

第一，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建立有效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机制。推动妇女赋权和经济参与，发展和扶持女性经济，研究制定并落实女性平等发展和创业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第二，在制定、调整、完善和评价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应当避免仅仅关注人口指标，综合考虑人口、性别、社会、经济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关系。第三，制定包容性的生育政策与法律，完善生育友好型和宽容型社会建设。降低对单身人群的生育技术障碍，比如放松对于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等生育辅助技术的限制。第四，制定反歧视法，有效遏制企业的性别歧视行为。第五，倡导性别友好型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性别友好打分，打造性别友好企业排行榜，通过社会舆论和市场对企业进行奖惩。

（作者计迎春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雪松系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刘岳系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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