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张光直是中国考古界无法企及的高峰

　　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册），是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全面的一版。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八十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

　　这些作品既有用考古学材料建构史前中国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也有总结、阐释商代考古成就的经典之作《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随笔、序文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以及回忆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于这些丰富的素材，我们可以一窥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

　　作为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台省籍人士，可因为青少年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回故乡，心中始终怀着对古老中国的美好感情。既没有1949年左右仓促赴台者的失落，也不似后来海峡阻断之后出生一代台湾学者，虽也研究古史，心里却失落了对古代中国的眷恋。比如，研究西周制度的杜正胜，实际忝列“绿营”，以“羌史”成名的王明珂，在颜色上也颇为暧昧。而这一切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生身为台籍，对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使其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上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脉络维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古代中国考古学》的译者在2002年版的“译后记”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争。……1994-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地。……先生的身躯虽小，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

　　2001年初一代考古学巨擘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去世。先生去世时，刚过古稀，在普遍高寿的考古学家中算是“英年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写下诸多著名考古学作品，芳泽后世。其中尤以对“商文明”、“中国史前时代”两方面的成就为最，至今未被超越。“先生的身躯虽小”，却无愧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巨人之迹

　　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对“商文明”的综合阐述。上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代”的发现有重要关联。1920年代末，在傅斯年主持下，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内的史前遗迹，但苦于抗战动荡，无法安心整理、研究，内战后期这批材料中除部分留在大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携往台湾。加上此后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发现，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认识格局。其一是五十年代初“郑州商城”（早商遗址）的发现，其二是五十年代末“二里头文化”（夏、商之际）的发掘。

　　但是，两个原因阻止了当时对“商文明”进一步的整体阐述。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方法，天然缺乏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在内的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也更无法从“文化互动”的角度探索文化遗址之间“时空连续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恰好在这些遗址发现后，便进入了一系列运动浪潮当中，使得对“商文化”的跟进研究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短暂成绩后，就在很长时间里步入低谷。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商代文明最出色的成果，莫过于陈梦家先生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只可惜，陈先生在留下这部巨著后，也不幸早逝。

　　张光直先生虽在海外，却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地区的考古成果。同时也接受了当时考古界最先进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上的训练，使他事实上成为将“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的第一人。结合考古材料，他从“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和“安阳之外的商文明”两个部分进行讨论，系统地阐述了商代中后期和早期两个阶段的社会形貌。从“族群”、“都邑”、“军事”、“祭祀”、“王权”和“方国关系”等多个方面，基本奠定了后来研究者讨论“商文明”的主要议题。（还富有远见地将商代文化与周边大致同时的其他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和清江几何印纹陶文化〕并置研究。见图一）翻开今天任何一本介绍商代文化的著作，基本上是不会跃出张先生给出的这几个讨论范围的，可见其影响之深。

　　张先生的另一项成就意义更大，但知名度反而没有那么高。即提出了“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这个理论的简单阐述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出现了包括仰韶（甘、陕、晋、豫西）、大溪（汉水流域）、山背（鄱阳湖平原）、马家浜（长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东半岛）、土珠（辽东半岛）和红山（辽西、内蒙东部）在内多个文化区域，“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见图二）。

　　这一理论是张先生十分看重的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古代中国考古学》，后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中，在其《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也多次出现。虽然没有像“商文明”研究那么令人瞩目，毕竟马家浜、大汶口等史前文化对于考古专业以外的人士，多嫌陌生，但这一理论其实是对苏秉琦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满天星斗”论的积极回应。如图所示，张先生并不认为具体的文化区域是孤立独行的，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邻文化区域存在直接影响，通过文化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甚至能构成一个闭合的“循环圈”。只是这个循环圈未给出方向。

　　这两项成果可以说是张先生一生探索中国史前史最重要的贡献，“商文明”研究是对已知商代遗存最全面的总结，“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则是对商代之前古代中国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两项贡献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如果今人稍加注意，或许就能从中发现更多。

巨人之踵

　　光直先生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视觉，这两项成果之间也是相通的。研究新石器时代互动文化圈，就是为了打通商文明与早期文化之间的壁垒。他给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绘制了富有启发的“互动作用圈”，但没有判定这些文化相互影响的趋势，参图二。同时在“商文明”研究的领域，阐述了商代中国从二里头到郑州商城，一直到安阳殷墟的阶段特征，以及周边的其他文化，参图一。同样没给出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他始终未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缺失的环节。

　　或许是两个原因造成了这种遗憾，首先，他直至去世之前，都执著相信，商文化的源头可能是在殷墟东部的河南商丘——这里是商纣王同宗微子启在周代延续商嗣的封国——只是这里至今都未能发掘出任何早于西周初期的遗迹。然而，他在《中国古代考古学》中已经非常肯定断言“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代早期文化”，这种执念源自对“商人东方（海岱文化）起源”的坚信，以至于他在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八十年代发现的“偃师商城”，更不用说，在他去世前不久（1998年）开始发掘（2014年获批再次发掘）的焦作“府城商城”遗址——因为这些早商时期遗址都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西部。

　　其次，受同时代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对早期文明及简单社会“王权”与“神圣祭祀”关系假设的影响，他也对“王权”以外基于物质交换导致的文化流动持保守态度。在“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中国青铜时代》）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在考古学研究上贸易应当当作与文化系统的其他亚系统，如生业、技术、社会与象征等亚系统平行的另一个亚系统来处理。”实际上，强调生产-再分配方式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成为考古学中非常主流的研究范式了，相反关于纯粹的“王权”研究，则因其假设体系的失之证明，而日薄西山。或许正是这两点因素，成为这位考古学界“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修正了张先生判断上的两个问题（一、比殷墟（商代晚期）更早的商代早、中期遗址都在其西部，而非其东；二、物质交换其实是文化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且存在流动趋势。）之后，重新来看待张先生奠基的史前中国成果，我们或许就能窥到前辈之所未见。

　　如图二所示，张先生证明了商代之前的东亚存在一个“（文化）相互作用圈”，包括夏人在内的华夏先民，都是这个体系中的部分。而商人的“来龙去脉”，也当受此趋势影响。周人灭商后，后裔王子禄父曾经向东北方逃遁，而微子启建立的宋国在黄河下游的商丘。如果这算作商人迁移的“去脉”，那么当我们把商文化从“二里头”开始（包括偃师商城、焦作府城商城），一直延伸到商亡后的归宿用曲线连接，就几乎获得了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曲线（见图三）。

　　那么当我们将图一和图二通过对比、叠加、重合，并对照图三之后，就会发现，图二中“文化”与“文化”之间互动作用的箭头不应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且将各组箭头连接起来后，就能形成一个“逆时针”循环圈。当这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的“逆时针”循环圈与“商文化”的迁移方向结合起来时，甚至就可以判断出商文化的“来龙”。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个“逆时针”循环的存在，那么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文化发端的过程，就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一条古人在数千年里沿着逆时针方向在东亚大陆迁移的螺旋曲线。通过这条曲线的反向延伸，我们就能追溯“先商”，乃至“夏代”的脚步。这是张先生为当代研究者留下的遗宝。

　　这样的趋势为何没能从张先生的研究中直接反映出来，既有传统因素，也有时代原因。一方面是被传统观念所束缚，始终将渤海湾以南滨海视作商人起源之地（其实燕山以北的渤海湾以北也能符合“商人东方起源”的传说）。另一方面，某些对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的认识误差，阻碍了他对中国史前文化变迁趋势的准确判断。

　　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当时以及今天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执著信念和超凡的专业认识，使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力推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达到了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度。这是同时代“海峡两岸”大多考古学者无法企及的，这从张先生独力完成的作品至今全数集结再版，而某些举众力而为的“断代工程”除了薄薄一册“阶段成果报告”，之后再无音信可得互见。

　　光直先生以“瘦弱”之躯肩扛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在考古史中投射高大身影。斯人已逝，智慧永驻，再次翻看先生作品，既是对前辈求真精神的缅怀，也是对今人的一种鞭策和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