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法国著名史学家蒂耶里•朗茨：拿破仑为何遭遇滑铁卢

        雷蒙•阿隆说过：“法国人固执地把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当作英雄来看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丧失了全部的审慎和节制。”

        今年是滑铁卢战役200周年，法国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场结束拿破仑政治生命并影响十九世纪世界格局的战役呢？我们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委托，采访了拿破仑基金会（Fondation Napoléon）主席蒂耶里•朗茨（Thierry Lentz）先生。

        蒂耶里•朗茨是法国著名的第一帝国史专家，巴黎索邦大学拿破仑研究所客座教授。他的代表作有四卷本《新第一帝国史》（Nouvelle 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拿破仑的外交》（Napoléon diplomate）、《维也纳会议：欧洲的重建》(le Congrès de Vienne :une refondation de l’europe) 和《拿破仑：我的雄心壮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些作品曾先后获得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和法兰西学术院授予的多个奖项。今年元旦，凭借对第一帝国史研究的贡献，他本人被法国政府授予了拿破仑创立的荣誉军团勋章。

拿破仑基金会主席，第一帝国史专家蒂耶里•朗茨

        滑铁卢战役为欧洲1814年至1815年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划上了句号。1814年拿破仑在反法联军的压力下被迫退位，并被流放到意大利附近的厄尔巴岛。1815年3月，正当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为后拿破仑时代欧洲秩序争吵不休时，拿破仑却悄悄从厄尔巴岛潜回法国，沿途招降守军，仅花了二十天就重返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复辟不足一年的波旁王朝轰然倒塌，百日王朝开始。虽然拿破仑宣称不再对外扩张，对内实行立宪君主制，但是反法联盟拒绝承认百日王朝的合法性，大战重新爆发。拿破仑先胜后败，最终于6月18日下午在今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南部的滑铁卢被英普联军击败。战败后拿破仑被流放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并于1821年病逝在此地。

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受到法国军队的热烈欢迎。       

        昭杨：许多人认为，1814年路易十八复辟不得民心是导致拿破仑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的原因，而您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路易十八的复辟？路易十八不得人心的观点又是因何产生的？

        蒂耶里•朗茨：路易十八曾经于1814年和1815年两次复辟波旁王朝，这两次复辟的性质不同。1814年拿破仑逊位后，法国面临无政府状态，波旁王朝是大多数法国人的选择。我们不应当站在今人的角度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实际上这是非常聪明的决策，因为路易十八承诺保留大革命成果，不复辟旧制度。同时，正是因为路易十八的登基，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才得以免于严厉的惩罚。

        而1815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反法联盟内部，路易十八的统治能力都受到了质疑。因为他1814年的复辟统治显而易见是失败的。但是，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却坚决主张路易十八重返法国，所以，1815年的复辟才是外国强加的，而之前的那次则是法国人自己的选择。

        从本质上来说，拿破仑建立百日王朝是一场个人冒险。拿破仑充分利用法国军队对波旁王朝复辟政府的不满，依靠军队支持重返巴黎，所以，他的返回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所谓人民爱戴拿破仑、国家需要拿破仑，都只是宣传口号。拿破仑从登陆大陆到重返巴黎只花了二十天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绝大部分法国民众根本不了解发生了什么。拿破仑从重返法国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波旁王朝不得人心、人民盼望他重返皇位的政治宣传。这虽然和当时的事实不符，但是19世纪拿破仑崇拜的热潮使这个政治神话流传了下来，并影响了很多有关拿破仑的作品。

蒂耶里•朗茨的代表作：四卷本《第一帝国史》。       

        昭杨：在《新第一帝国史》中，您说拿破仑虽然在百日王朝夺回了皇位，但是未能重建他的帝国。也就是说，百日王朝的拿破仑帝国和1814年以前的拿破仑帝国有很大的区别。您能具体说说有哪些区别吗？这些区别是否对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产生了影响？

        蒂耶里•朗茨：在疆域上，1814年前拿破仑帝国的版图更大，除了包括今天的法国，还包括意大利北部、比利时、荷兰等，还拥有那不勒斯、西班牙、莱茵联盟、华沙大公国等卫星国。而百日王朝的拿破仑帝国只继承了复辟王朝的领土，其范围是由维也纳和会规定的，和今天法国的领土范围大致相当。

        第二，在制度上，1814年以前的行政制度被复辟王朝和百日王朝继承了下来，百日王朝的制度和1814年前并无差别。但是在实际运转中，拿破仑个人的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为了重返皇位，他曾经做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许诺，所以百日王朝时期的议会权力更大，舆论更加自由。然而另一方面，拿破仑本人既不能理解也不赞赏议会政治，还是希望像1814年以前那样独揽大权，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拿破仑将内政事务完全交给了内阁大臣去处理，这和1814年前皇帝在内政上亲力亲为非常不同。

        拿破仑专心准备与反法联盟的战争。因为他迫切希望通过打败反法联盟重新获得统治权威，所以他不顾多位资深将领拒绝参战的请求，在火炮、战马等物资都不充足的条件下，决定先发制人，突袭联军。拿破仑急于求胜的心态和仓促的战前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滑铁卢的失败。

滑铁卢战场上反法联军统帅英国威灵顿公爵和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   

        昭杨：滑铁卢战役结束后，追随拿破仑的法国将领被复辟的波旁王朝审判甚至处决，而拿破仑本人却未经审判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安度余生。欧洲列强为何选择流放拿破仑而不是将其审判处决？这种选择更多地是基于欧洲的政治传统，还是担心激起法国的民变？

        蒂耶里•朗茨：拿破仑和他麾下的将领是不同的，他是奥地利皇帝的女婿，欧洲各君主国公认的皇帝。在两百年前的欧洲，一个君主不会审判和处决另一国的君主，这是一个共识和默契。一旦打破这个惯例，所有君主的尊严和安全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在欧洲历史上，审判并处决君主的往往是共和国的革命者，比如17世纪英国查理一世、18世纪末的法国路易十六和20世纪初的俄国尼古拉二世，他们都是被本国革命者审判处决的。反法联盟成员都是君主国，他们不审判和处罚拿破仑是很自然的。

        将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主要是英国的主张。鉴于拿破仑从意大利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的教训，英国决定将拿破仑流放到七千公里外的小岛上。但是拿破仑在岛上仍然可以像普通的富人一样舒适生活，有自己的仆人随从可以支配，这种流放生活实际上是软禁。拿破仑麾下的将领在滑铁卢后被判处死刑的大概有三四位，这些人被处决的理由是叛变君主，因为他们在1814年宣誓效忠路易十八后，却又在拿破仑重返法国后转而效忠拿破仑。整体上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清算和报复行动。

        民变是不太可能的。传统史学对路易十八过低的评价，才导致所谓民变的猜测。实际上，路易十八不仅继承和延续了拿破仑帝国的所有重要制度，还第一次在法国建立起稳定的议会政治和新闻自由。所以，路易十八的复辟王朝和法国人民实现了和解，并不用担心处置拿破仑会引起民变。        

        昭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拿破仑如何评价法军在滑铁卢的失败？

        蒂耶里•朗茨：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向他的随从口述一生参与的重大事件，他首先回忆的就是百日王朝和滑铁卢战役，因为他根本不明白滑铁卢战场上发生了什么才导致法军一败涂地。在这部回忆录中，拿破仑完全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不愿意理性思考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总是去找别人当替罪羊。

        比如，拿破仑在回忆录中一直抱怨格鲁希元帅应该在追击普鲁士军队回德意志后，立即和拿破仑统帅的主力汇合，如果格鲁希做到了，那么滑铁卢的战局就会扭转。但我们客观研究滑铁卢战役整个过程，就会发现犯错的不是格鲁希，而是拿破仑自己。

        拿破仑总是假设如何将英军和普军各个击破，但他根本不知道英军和普军早就达成同进同退、绝不分兵的协定。何况，即使格鲁希达成了追击普军到德意志境内的目标，按照比利时的地理形态和道路状况，也无法及时返回滑铁卢参战。因此拿破仑的战术构想是几乎无法实现的，他该为战局的失败负责任。

滑铁卢战役示意图

        昭杨：人们对拿破仑的批评集中于他无休止地发动战争，透支了法国的国力和民力。然而，1802年，通过《亚眠和约》法国曾经和英国达成了和平协定。那么，谁应当为此后连续不断的战争负责？

        蒂耶里•朗茨：其实，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欧洲所有的战争都是英国和法国数百年来争霸战争的继续，这场战争从1689年大同盟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滑铁卢战役结束。实际上，这是两种欧洲政治构想的冲突。英国提出了欧洲平衡，而法国则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雄心，希望主宰欧洲大陆。从路易十四时代到第一帝国，法国在农业、商业、军事、外贸等领域都是欧洲一流水平，是英国全球称霸的头号对手。1802年，两国虽然达成和平协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战争，但是这个和约仅仅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根本没有触及如何构建欧洲政治版图的核心问题，所以《亚眠和约》是非常脆弱的。

        直接引发和约破裂的是马耳他岛归属权问题。当时地中海贸易对于欧洲经济至关重要，而马耳他岛又处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关键位置上，英国不惜违约占领马耳他岛以控制地中海贸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历史学家强调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的个人作用，但我认为更应该考察整个英国政治。当时的英国政治实际上由大商人领导，他们最看重的是商品市场的开放，阻止欧陆强国控制欧洲和垄断市场。总之，英国首先毁约开战。当然，拿破仑也深知《亚眠合约》的脆弱，对战争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后英国连续组织五次反法同盟，直到滑铁卢战役胜负彻底分晓，英法两国才实现了长久的和平。        

        昭杨：传统观点认为，滑铁卢战役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导致欧洲王权的集体复辟，是历史的倒退；但也有观点说，维也纳体系至少维持了欧洲一百年的和平。您怎么评价维也纳体系？

        蒂耶里•朗茨：对维也纳体系的负面评价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历史观，因为维也纳体系压制和推迟了民族国家的产生。但是，我更愿意从整个欧洲历史的视角去看待这次和会。

        维也纳和会有很多创新之处，它在宗教改革引发的大分裂后第一次建立起了欧洲协调机制。各国在维也纳体系下解决了很多跨国问题，比如莱茵河航行问题，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彻底废除了奴隶贸易。它的协调机制甚至是19世纪世界博览会得以举办的重要条件。

        维也纳体系将国际关系从单边主义时代带入了多国合作的多边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是，维也纳体系成功地将战败的法国纳入到了国际体系中，通过精巧的权力平衡机制，确保了欧洲的百年和平。这一点维也纳体系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都要高明很多。

维也纳会议的会议纪要       

        昭杨：有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不断的对外战争，法兰西第一帝国是法国衰落的开始。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蒂耶里•朗茨：我既同意，又不同意。

        同意的原因在于，滑铁卢战役之后，法国再也没有机会挑战英国了，这场战役开启了一个世纪的英国霸权。从此之后，法国虽然还是欧洲强国之一，但对外行动至少要得到英国的默许。我们可以说，滑铁卢战役为1689年至1815年的百年英法争霸战争划上了句号。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法国则沦为欧洲强国之一。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法国的衰落不是法兰西第一帝国一个时代的结果，更不是拿破仑一个人的责任。

        比如从长时段来看，人口因素非常重要，在当时的欧洲，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繁荣的经济，更充足的兵源。法国国力最强的时期是17世纪的路易十四时代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时代，这一百多年法国人口一直是欧洲之冠。然而此后，法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逐渐落后于俄国和统一后的德国，法国的国力优势也因此逐渐丧失了。        

        昭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真正确保了封建制度在欧洲的终结，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托克维尔认为，第一帝国实际上建立起了专制下的平等。那么您怎么看法兰西第一帝国呢？

        蒂耶里•朗茨：这是个好问题。首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第一帝国的论断是公正的，正如法国大革命史家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uboul）在其名著《拿破仑的法兰西》一书中指出的，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成果：法国大革命打碎了旧制度，但是将革命成果转化成制度的是拿破仑。

        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真正彻底地结束了法国的封建体制，在受到法国影响的欧洲国家中，封建体制也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虽然拿破仑对外政策的最终结果对法国造成了灾难，但是其内政上的创举（包括民法典、警察制度、高中毕业会考、荣誉勋章等）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一直影响到当代法国的方方面面。最关键的是，他实现了大革命之后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和解：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流亡贵族和弑君者、旺代叛乱分子和革命志愿军战士都可以在帝国内和平共存。

        总之，除了激进的雅各宾分子和顽固的王党分子外，第一帝国包容了其余所有不同派别和立场的公民。拿破仑不喜欢自由，这是他的局限，但是把第一帝国描述为专制帝国则更多地是带有特定政治立场的解读，忽视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第一帝国在内政上的成就。

安格尔创作的《御座上的拿破仑》

        昭杨：近十年来，法国两位前总理德维尔潘和若斯潘都撰写过有关拿破仑的专著，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前者认为，“拿破仑在荣耀和失败的时候都同样伟大”；而后者在《拿破仑之恶》（le mal de napoléon）中提出，“拿破仑的帝国是灾难性的”。拿破仑帝国已经是两百年前的事，为什么这些法国当代政治家仍然着迷于拿破仑这个主题？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重新解读，是希望传达某种政治理念吗？

        蒂耶里•朗茨：首先，在政治活动之余著书立说是法国政治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政治家们写作的主题往往是历史 ，而很多政治家都对拿破仑时代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这些作品的性质却大相径庭。客观评价，有些政治家的作品不亚于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比如德维尔潘的《百日王朝》(les cent-jours)和《崩塌或孤独的帝国》(la chute ou l’Empire de solitude)，而有些政治家偏爱政治解读，忽略了史实，若斯潘的《拿破仑之恶》就是一例。对历史的政治性解读往往是有危险的，因为政治人物的影响力很大，因此，以历史外衣包装的政治观点甚至会遮蔽真正的史学研究。

        除了政治家写作历史书的传统外，拿破仑时代对于法国历史，甚至是现在法国社会的意义也是它受到关注的原因。虽然滑铁卢战役已经过去两百年，但是拿破仑时代创建的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和现代的法国社会一同发展，例如，法律体系、议会制度、教育体系等等。可以说，现代法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拿破仑时代甚至与拿破仑本人产生直接的联系，所以，有关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一直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仍然是生机勃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