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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羊之年︱1955年：胡适遭批判，谭其骧、杨树达赴京

澎湃新闻记者杨一

2015-03-07 11: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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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大事”

度娘说：“1955年是一个平年。在中国是乙未年，也就是羊年。它的第一天从星期六开始。”接着度娘列举了这一年发生的“大事”，笔者感觉以下几件比较有意思，选摘如下：

1月31日，中国卫生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

3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并拨出1500部收音机给云南、贵州、西康、甘肃、青海、新疆、广西、内蒙古和海南岛建立收银站。

5月9日，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5月14日，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7月18日，国务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消热河省，将其所辖市、县、旗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撤消西康省，将其所辖市、县、自治州划归四川省。

7月18日，第一座迪士尼主题公园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正式对外开放。

8月20日，台湾发生“孙立人事件”。

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典礼，十位元帅、十位大将由此诞生。

当然，这一年有不少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也有很多婴儿呱呱坠地。就举两个最有名的吧：2月24日，史蒂夫•乔布斯来到这个世界；4月18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离世。

1955年，一个天才去世，一个天才诞生。左：乔布斯，右：爱因斯坦。

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生活

如果回到1955年，日本百姓大概会很高兴，因为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日子越来越好过。日本人重视教育，战后十年在这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高中入学率急剧增加，1955年其入学率为50%，到1970年增至82%，到1980年更增至94%。

不过，在那个“大众化、官僚化及利润化的体制下”，日本的本土文化及休闲活动一如战前，与社区庆典有密切关系。“个人以至家庭的各个重要日子，例如婚假、生日、丧礼等等，都在一个亲切环境中庆祝。直到1950年代末，大部分的日本人是在家内出生，接生者不是医生，而是接生婆，大部分人亦死在家中。婚丧喜庆诸事，通常在农村较大的家宅或寺庙中举行，很少会在专门为婚丧喜庆服务的商业化场所办理。”

当然，日常生活还是有各种改良，居住环境也日益“现代”：“睡房与餐厅/厨房空间已区隔开来，桌子亦配上座椅，不必再坐在地板上。小孩们亦可以拥有自己的睡房。在高度成长年代一个典型的核心家庭，丈夫每天都搭火车通勤，由上述种类的家庭到办公室或工厂上班，工作是全天候的，而且忙碌紧张。太太则会兼差赚外快，但她主要的工作则是照顾小孩，孩子的数目通常不会超过两个。”

中国批判“二胡”，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

这个时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大体还能维持传统。资本主义的东瀛如此，一水之隔的社会主义中国亦然。这一点，我们读谭其骧1955年的《京华日记》，就能有所体察。

1954年秋天，毛泽东问及吴晗历史地名的工具书，吴晗推荐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并建议将此图加以改进，得到毛泽东赞成。不久，“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成立，由吴晗、范文澜主持，决定聘复旦大学的谭其骧赴京主编。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1955年2月11日，时年45岁的谭其骧乘火车进京。下午1:15开车，次日深夜11:50抵京。先是住在地图出版社，4月搬到中科院历史二所宿舍。这一待就是一年半，1956年8月返沪，将近四个月后再次赴京工作。

这一年中科院历史所开展了批判“二胡”（胡适、胡风）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及肃反运动。年初，荣孟源在《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胡适这个人》。他在文章中说，胡适继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遗风，是上海滩上的小流氓、洋奴才，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卖膏药的骗子，当上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买办的文化领班。

批判“二胡”这出戏，谭其骧在京期间自然也逃不掉。他一抵达北京，2月13日就在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恽逸群的陪同下，访问中国科学院第一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谁能料到，不到3个月，5月11日上午谭其骧到地图出版社，得知昨天下午恽逸群被捕。大约一周前，谭其骧去北京饭店参加九三学社九周年纪念会，听周扬传达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报告。不仅赴会学习，批判的新动态也要了解。据谭其骧日记，5月19日他翻阅了《胡适思想批判》，5月26日看范文澜《论胡适》一文。一个月后，“上午所中侯所长（侯外庐）作学习报告，指出上星期缺点及今后开展方针。下午开小组会谈体验，回所方知，即参加”（6.28）。很快，余上沅（复旦外文系教授，谭其骧读暨南大学时的英文教师）、吴歧已宣布为胡风分子（6.30）。7月开始，几乎每天开小组会，每人检查。7月2日，谭其骧做检查报告，说自己“主要毛病为名士、飘飘然、温情主义，不分敌我、享乐”。

谭其骧：逛公园不再泡茶馆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谭其骧工作照旧，在京生活跟他二十多年前的情景相当。1932年，谭其骧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当馆员，负责汇编馆藏方志目录。北平图书馆坐落在北海公园西南，环境优美。谭其骧晚年回忆往事，写道：“这三年的图书馆生活，确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

几十年后进京，生活似乎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尽管整座京城“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比如，跟李平心等人一同游故宫（3.27）；与周有光在都一处吃饭，饭后在大栅栏一带闲逛，当晚一起看杨宝森唱《骂曹》《洪羊洞》双折，“相当过瘾”（4.27）。过了几天，又去长安剧院看杨宝森《杨家将》（5.2）。菜根香进晚餐，便宜坊小饮，闽江春吃饭，隆福寺吃锅贴……

谭其骧爱看戏，到了北京怎可错过。于是，《京华日记》里留下不少痕迹：四牌楼听打鼓（5.4）；“饭后至市场听说书，说书者为一旧知识分子，讲清史，全本事实，所知甚多，可怪”（5.9）；听上海评弹（5.11）；下班后到俞平伯家晚饭，饭后唱曲（5.13）；金鱼口听相声（5.29）；“晚应周有光约，赴劳动剧场看张君秋《彩楼配》，演至《评雪访踪》时掉点，匆匆即归”（6.11）；与弟弟谭其飞一起，到长安大戏院看赣剧《借靴》《抛花装病》《断桥合钵》三折，“前末二折尚佳”（6.26）；到珠市口看秦腔《秦香莲》，“生角王晓云，唱得不错”（6.28）；在天桥剧场看马连良《十老安刘》，“油滑依然”（8.2）……

北京长安大戏院，曾留下谭其骧的身影。

看戏听书、吃馆子、逛旧书铺，这是谭其骧业余的主要享受。这几件享受大体还是故都状态，不过也有发生变化的。夏天上公园，也是谭其骧在故都养成的一个习惯。当年他常去的公园有两个，一是中山公园（简称公园），一是北海公园（简称北海）。“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一个不深刻的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一句话，上公园是故都知识分子的重要消遣。但到了五十年代，谭其骧却没有了逛公园的雅兴。为何？民国年间，公园是知识分子的休憩之地或公共的乐园，旧友新知，可以在茶座上海阔天空，谈至深夜也没有管。而今，公园有了上下班的时间，下午五点服务员就在茶座边扫地，泡茶馆的兴致因此烟消云散，只能散散步而已。

杨树达：长安居，大不易

中研院首届院士杨树达

这一年，同为九三学社成员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杨树达也到京一游。9月22日早上六点半抵达北京，11月24日乘火车返回长沙，在京两月有余。他这次赴京，似乎是应中科院之邀，看看有无可能留京工作。

这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成立。郭沫若为学部主任，张稼夫为副主任，刘大年任学术秘书。6月5日，杨树达看到报纸登载6月3日国务院令，中科院选出学部委员233人，其中社会科学部委员61人。杨氏认为，“如郑振铎、黎锦熙、吕叔湘皆与焉，大概取广泛主义也。”值得注意的是，原南京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张元济、柳诒徵、陈达、周鲠生、钱端升、顾颉刚等未能入选这个61人的名单。

据刘大年回忆：“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作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杨树达虽对这个名单持保留意见，但自己能入选学部委员，应该还是很高兴的。入京工作一事，其实早在1953年10月29日就出现在他的日记里。11月6日他收到在京工作的侄子杨伯峻的来信，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从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据峻所知，见邀者除余外，尚有陈寅恪、顾颉刚云。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等到12月17日，消息比较确定了：中国科学院将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沫若自兼所长，会请杨树达等人入所从事研究。

赴京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房子居住，但“科学院觅屋不易”，杨树达似乎很犹豫：“余或当以科院名义留湘工作，如此亦佳”（1954.2.11）。不久，就看到科学院的公文，询问杨的意见。“余云年老不能多受拘束，书籍颇多，房须容纳家口六人，以预备令娴女来京也”（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