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越狱的历史：从床单打结到启用直升机

赵尧

2015-03-10 15:41

来源：澎湃新闻

最近台湾竹联帮的集体越狱事件又让“越狱”题材的新闻上了头条，不只是在台湾，大陆的越狱事件也在去年长期占据新闻排行榜的首位。但回顾历史，越狱仅是近300余年才有的现象，18世纪之前，越狱行为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与常识并行一致的现实是，18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并非乌托邦世界，“犯罪-惩罚”的规律也始终存在，但越狱直到近代才成为新的犯罪景观，难道是因为古代社会的罪犯拥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自觉性？

问题并不难回答，古代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狱。

监狱的诞生

18世纪前，刑罚制度处于“蒙昧刑”阶段，主要特点为酷刑和肉刑，真正的监禁制（法律制度上的监禁规定是监狱出现的基础）并不存在，越狱更是没有条件。

这个时期，刑罚即死刑，例如按《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死刑几乎适用于所有犯罪。而在《摩西法典》中，则规定了15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包括谋杀、通奸、亵渎、不敬父母等。古罗马法中死刑的条款继承了《摩西法典》的多数类型，并在行刑手段上实现极大的创新。到了13世纪的英格兰，死刑则适用于除报复伤害和轻微盗窃之外的所有重罪。

此图描绘了西欧中世纪的一种刑罚方式，犯人被缚在X形木枷上，行刑者通过不断转动圆轮来拉伸犯人绑在四肢上的绳子，直到四肢与躯干分离。

古代中国的刑罚制度与西欧大致相同，自先秦时期的“剕、膑、辟、劓、墨”，到隋朝延伸至清末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中，监禁关押并不存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西欧出现监禁制的萌芽，“矫正”成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手段。如英国在1557 年建立了伦敦布兰德威尔矫正院、荷兰于 1595 年在阿姆斯特丹建起男子矫正院。到了 17世纪，法国、德国、波兰等国都先后建起了类似的机构。18世纪到19世纪，则诞生了更多的监禁机构，如劳改农场、孤儿院、改造所、教养所、规训营、修道院、救济院、寄宿学校等。

2012年环球影业发行的《悲惨世界》中很好地表现了19世纪欧洲监狱内的苦役生活。

比起之前的死刑和流放，18世纪出现的成型监禁制度要温柔得多，但它也给后世的法学家和监狱管理者带来了无尽的困扰，其中，越狱就是最大的麻烦。

越狱，靠的是智慧和耐心

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越狱犯是曾经四次越狱的伦敦小偷杰克·希皮尔德。第一次被捕后，希皮尔德打破拘留所木质的天花板，用衣服打结做成的绳子逃出，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三个小时。第二次被抓的希皮尔德被关进一所新的监狱中，但仅在五天之后，希皮尔德即用同样的方法越狱，他移除窗户上的一根栏杆后，用打结的床单逃出狱室。

四个月后，希皮尔德再次被捕，新一次的越狱则是在情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希皮尔德的情妇在探监过程中给他带来了女人的衣服，并成功干扰了警卫的注意力。希皮尔德再次从窗户的缝隙中钻过，之后换上女人的衣服，成功越狱。

希皮尔德的故事经作家笛福的书写而广为传播，后世许多文艺作品都将其作为主角，例如美剧《越狱》中即有同名的角色。

希皮尔德多次越狱成功的原因在于当时监禁制仍处于初期，监狱建筑、监视都不能达到完美。而在现代化监狱趋于完善的隔离条件下，犯人越狱往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与智慧，其中最具有智慧的越狱方法是伪装成普通人或者警卫。

如何获得伪装的衣服从而安全走出监狱，是越狱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大盗约翰·迪林杰的方式最有戏剧性，他将黑色鞋油涂到一块类似于枪形的木头上，成功骗过警卫，迫使对方脱下警服给自己换上。

迪林杰用自己削的木枪成功越狱。

但伪装越狱的集大成者要数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骗子史蒂芬·罗素，他曾成功越狱四次，第一次越狱是用便衣与对讲机骗过了所有警卫。再次被捕后，罗素花了数年时间收集绿色荧光笔，并将其涂染到自己的备用囚衣上，使囚衣的颜色与警服接近，这次他再次骗过警卫，成功越狱。

值得一提的是，罗素长年收集荧光笔的行为显示出了一个越狱犯最为重要的素质——坚持与耐心。这一特点往往在那些刑期较长的囚徒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同样四次成功越狱的日本犯人一雄白鸟，他在几年时间里坚持用味噌汤浸湿手铐及狱门，直到它们生锈后才挣脱逃跑。

一雄白鸟的第四次越狱显示出更大的耐心，他用一小块削尖的金属片作为工具，挖通了牢房的地板后逃脱。但一雄白鸟并不及历史上越狱次数最多的澳大利亚囚犯穆代勒·乔，乔曾经成功越狱五次，有一次甚至是用锤子打穿花岗岩牢房后逃出。

电影《勇闯夺命岛》的原型，恶魔岛监狱，这里曾发生过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越狱。

但伪装的方式往往需要较高的机会成本，凿穿牢房则要付出时间成本，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揭示了在现代监狱中最为有效的越狱方法——利用建筑原有的通风管道或下水道。上面提到的一雄白鸟的第二次越狱就是通过通风管道逃脱。

在押犯人最多的美国，无疑更有可能发生此类型的越狱，例如1934年，费城东方州立监狱的威力·萨顿越狱事件（萨顿也曾通过伪装越狱成功）、1984年美国梅克伦堡惩教中心六名死刑犯越狱事件（六人通过供水管道越狱）、1992年美国北达科他州理查德越狱事件（此人曾成功越狱三次），甚至到2009年，三名囚犯也从印第安纳州立监狱的下水道中越狱。

18世纪的边沁式全景敞视监狱设计图，被誉为监视效果最好的监狱模型。

人多力量大

历史上个人越狱成功的案例毕竟不占多数，组织犯罪的出现才是让监狱管理者更为头疼的事情。在对犯罪团伙无法实现完全打击的情况下，监狱外部的营救力量使得越狱难度大大降低。组织越狱犯罪中最有电影感的是直升机越狱。

真实的直升飞机越狱图

毒贩、恐怖组织等犯罪祖师是利用直升机越狱的主要群体。例如，2002年巴西帕拉达监狱内的直升机越狱救出的囚犯是两名杀人犯和一名银行抢劫犯；2009年7月23日的比利时布鲁日监狱利用直升机越狱的囚犯阿什拉夫被视为最危险的犯人；1986年11月23日罗马Prigione di Rebibbia监狱直升机越狱事件中，逃脱的犯人中有一名军火商、一名银行抢劫犯和一名杀人犯；2005年12月10日法国Aiton监狱的直升机越狱囚犯中则有一名毒贩和两名武装抢劫犯。

但直升机毕竟不便宜，买不起直升机的犯罪组织在越狱方法就显得更为直接和暴力，上文提到的用黑鞋油手枪骗过警卫的约翰·迪林杰在第三次被捕后，他的三名同伙就伪装成印第安纳警方，要求引渡迪林格，败露后枪杀了一名警官，随后放出迪林格。

二战时期的俘虏越狱

集中营是战争的临时监狱，与正常监狱不同，集中营设立的目的不在于规训与惩罚，而在于对囚犯进行隔离与劳役。战场后方的集中营不仅可以使敌军俘虏迅速转化为非战斗单位，同时也可以利用俘虏的劳动力，例如日本就在二战期间在本土设立了大量集中营，以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

但由于集中营内恶劣的卫生状况、粗暴的管理、繁重的劳役以及战争时期士兵极端的爱国思想，集中营内的越狱行为便更为频繁。

二战期间日本集中营的分布反映了日本对战俘劳动力的需求。

二战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催生了大量集中营，这也导致越狱事件的增加。德国境内的科尔迪茨城堡被视为当时监管效果最好的集中营，但同时也是二战期间最为频繁出现越狱的集中营。

在二战期间，科尔迪茨城堡共发生过174起越狱事件，有314名盟军越狱成功。虽然科尔迪茨城堡越狱成功的案例多是从偷挖的地下隧道逃脱，但更有名的是“滑翔机计划”——盟军战俘用破碎的百叶窗、胶水、木板等制作了一架滑翔机，但因守卫监视严密从未得到使用。

德国集中营Stalag Luft III的越狱行动更为著名，德军并非没有吸取历史教训，集中营都选址在挖掘地道难度较高的地方。这也使得此次“胜利大逃亡”的地道施工最为复杂：地道的入口选定在较为隐蔽的洗衣房下水道、壁炉底部等位置。此外，工具的制作及使用则发挥了战俘们最高的智慧，例如红十字会提供的金属罐头瓶是盟军战俘挖掘工具的主要材料。此外，床板则用来支撑地道，照明工具主要来源于战俘们收集食物上的油水，再用破旧的衣服做成灯芯。

Stalag Luft III集中营哈利隧道工程图

相比起盟军俘虏，德国战俘的越狱计划更加详细。在洛杉矶附近的日晖集中营内，德军俘虏不但挖通了地道，并规划好如何逃至墨西哥，再由线人接应回国，但他们忽视了气候原因。当1944年12月23日，德军战俘从地道里越狱成功后才发现，他们原本打算乘木筏漂流到加利福尼亚湾的计划根本行不通，因为冬季的盐水河早已干涸。最后，多数德军因无法适应沙漠的寒冷与干旱而回到集中营，其中三名战俘逃到离墨西哥边境仅48公里处被抓回。

虽然多数的集中营囚犯在越狱时并不会选择暴动的形式，但这并无法阻挡军国主义教育下的士兵。1944年8月5日，一千多名被关押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考拉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发起暴动，用刀、棒球棍等工具冲击澳军架设有机关枪的围墙。最后359人成功越狱，但234名战俘在抓捕过程中死亡（多数为自杀），其余被悉数抓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