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照查不误：周永康、徐才厚已古来稀，还有退了11年现形

【编者按】

　　一朝腐败，终生追责。

　　2月16日，浙江“首虎”斯鑫良在年关将至时应声落马，已退休2年的他被查处，让反腐无“退休保险”有了新的注脚。

　　2月1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党建周刊刊发文章，梳理、剖析“二线权力”腐败问题。文章指出，一批退二线或退休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表明对“不在位”干部的监管不能放松。文章说，有的干部临退休前“狠捞一把”，有的干部“退而不休”，利用“二线权力”大肆敛财，有的干部搞“腐败期权”，退休后套现。全文如下：

警惕“二线权力”，腐败风险尚在

有的利用“余威”敛财，有的将在职时“投资”套现

　　不少被查处的腐败案件表明，有的干部手握实权，加之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易导致以权谋私贪腐行为的发生。然而另有一种现象同样值得注意，一些干部退居二线后，在“有职轻权”甚至“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利用“余威”大肆疯狂敛财。

　　2013年11月，吉林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学仁因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方指控，1995年至2011年间，田学仁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在承揽业务、干部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19万余元。翻看田学仁的履历，可以发现，其早在2008年就卸任吉林省常务副省长职务，担任“二线职务”吉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其腐败行为却在退休后持续长达3年时间。

　　2014年6月，东莞市政法委原副书记高少鹏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2007年，高少鹏由东莞市政法委副书记改任调研员，一年后退休。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大量的腐败行为就发生在其退居二线。高少鹏利用职权为东莞当地废品收购商“抢地盘”，帮助该商人的亲戚逃避刑事处罚，并在一些干部的职务晋升上“打招呼”。2007年4月至2012年6月，高少鹏共受贿225万元。

　　同样，今年2月6日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广东省国税局原局长李永恒，被控受贿942万元人民币、65万元港币，其中近900万元是在退居二线后不到一年时间内收受的。

　　透过这些案例可以发现，有干部在退居二线后，对人事、财务仍然指手画脚。与此同时，对于退居二线的干部，客观上监管会有一定放松，易导致干部思想懈怠，腐败风险加剧。

　　“有些干部在退居二线后，胆子更大，且余威尚在，社会上有些人也热衷于利用干部这种‘退而不休’的权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说，“还有的干部搞‘腐败期权’，在职时的以权谋私行为，并不立刻生效，而是等退居二线或全退之后再兑现。”

　　周淑真表示，需要加大对退居二线干部的权力监管和反腐败力度，将“退而不休”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同时，也要让干部明白无论是否退休，只要曾经违纪违法，就会被终生追责。

不在位绝非反腐“终止点”

退休不意味“平稳着陆”，干部要对自己行为终生负责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江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这几名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都是退二线或退休后被查处的。

　　这一切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将时间维度大大拉长，对于干部个人而言，对其廉政责任的追究将是终身的，不是反腐败的“截点”。

　　“一定程度上，对于已退下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查处，是反腐的必然结果。”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当下的反腐败重点查处的是现职干部，尤其是十八大后不收手、不收敛的。但是，查处腐败存在‘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会牵扯到一些退下来的干部，查处也是应当的。”

　　辛鸣认为，对退下来干部的查处也会推动对现职干部腐败问题的发现。有些腐败问题是有时间积累的，有些干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腐败干部之间会有勾连，所以，查处退下来干部也可能发现一些现职干部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查处的退下来的干部有一些人已退休多年，如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王晓林被查处时已经退休6年多，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退休8年后被立案调查，而2014年4月被通报查处的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已退休11年。此外，有些已是古稀之年，周永康、徐才厚以及上海宝山区原区委书记姜燮富被查时均已过了70岁。

　　对此，周淑真认为：“只要触犯党纪国法，无论在职与否，无论退休多久，无论是否高龄，都要被追责。要让干部明白，不管临退还是全退，退休不是干部的安全期。”

　　专家表示，对已退休腐败干部的查处，具有强烈警示和震慑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氛围，同时增强群众的反腐信心。

抓早抓小，治病救人

干部在退休后要加强监管，强化权力监督和行为规范

　　“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这是倪发科被查处后的忏悔。实际上，组织并非没有早提醒，而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是有些人对提醒始终置若罔闻。但是，没有“早处理”，确也暴露出对干部监督管理还有疏漏。

　　剖析退下来干部被查处的案件，可以发现其落马不外乎三种原因：一种是在职时早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一种是临退休时思想观念滑坡，晚节不保，如“59岁现象”；还有一种是退二线或退休后利用“余威”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多次强调，对于腐败预防和惩治两手都要抓，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对苗头性问题及时约谈、函询，加强诫勉谈话工作，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

　　抓早抓小，治病救人，需要功在平时。“以往确实有退休后就等于拿到‘免罪令牌’的客观事实，导致有些干部在退休前放松了。”辛鸣说，“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退休干部表明，只要在职一天，干部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党委和纪委需要各自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将对干部的监督管理贯彻始终，时刻警醒干部不要越线。”

　　对于干部退休后的行为，辛鸣认为，干部退居二线或全退后从事商业活动，难免会利用以前手中权力的延续影响力，会造成不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经济，因此必须严加规范。

　　其实，公务员法早就对干部退休行为作出规定。此外，2013年，中组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也明确规定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3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干部只要一朝手握权力，就要一生敬畏权力。无论在职与否，都要筑牢心理防线。”周淑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