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芥川龙之介的傲慢中国行

        当然也因为还有个芥川文学奖，差不多就是中国的茅奖鲁奖。有一阵，我很在乎这个，非常虚心地向人家学习，总觉得大家都亚洲人，都属于向西方学习的东方。后来便不在乎了，觉得这日本最高文学奖就那么回事，水得很，不看也没什么大碍。很多年以前，鲁迅先生翻译过芥川的小说，是不是中国第一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了这个例子，很容易落下把柄，证明我们的作家远不如日本，往好里说，是鲁迅受到了人家芥川的影响，往不好的地方猜测，就是学习和模仿，这太有损于中国最伟大作家的形象。

        幸好鲁迅没见过芥川，他在日本留学，芥川还是个毛孩子。后来芥川成了点名，成了著名作家，到中国参观游览，大大咧咧地来了，完全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也没太把他当回事。鲁迅翻译的《罗生门》和《鼻子》，据说就发表在芥川访华期间，按说在北京完全可以有见面的机会，但是鲁迅没有屈尊，没去拜访送上门的芥川。芥川呢，也没有去向比自己还年长十一岁的鲁迅表示感谢。中日文坛上本该有的一段佳话，就这么擦肩而过。

        结果芥川在北京跟胡适先生见了一面，还参见了一个叫辜鸿铭的老怪物，跟辜大谈段祺瑞和吴佩孚，顺便又聊了几句托尔斯泰。到北京前，芥川已在中国绕了大半圈，一边参观游览，一边写文章记录。说老实话，中日两国真是冤家，从芥川记录中国的文字中，你能读到太多的不友好。一般情况下，我们介绍芥川这个作家，往往会挂一笔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说他喜欢《西游记》，喜欢《水浒传》，说他中学时代的汉语水平超常，你要真是读过芥川的东西，读完了他那本《中国游记》，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芥川文学理想上更向往西方，在来中国的途中，他发现同船的旅客都在晕船，一个个痛苦不堪，除了一个高大的美国佬。芥川以非常羡慕的口气写道：“那个美国人简直是个怪物”，不仅照样吃喝，饭后“还在船上的客厅里敲了一会打字机”。这一段带有赞赏意味的描写，作为一本书的开场白，似乎也影射了当时世界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只有美帝国主义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发户。

        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或许是写给自己同胞看的，芥川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感受。他的文字中充满傲慢，从头到尾都是不屑。“第一瞥”所见的中国车夫既肮脏，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这个描绘有些莫名其妙，中国人和日本人相貌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显然不是，杨宪益先生当年去欧洲留学，因为坐的是头等舱，服务员就认定他是个日本人，怎么解释都没用。胡适的日记中对芥川也有这么一段描写：

        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人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有一个污辱中国人的词汇我们都熟悉，这就是“东亚病夫”。芥川看不上中国人，是典型的日本人情结，在他们眼里，大东亚应该或者可以共荣，然而中国人太不争气，都是病夫。可惜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芥川自己也不幸地病倒了。那年头，我们的祖国固然很穷很落后，天应该还是蓝色，空气也是新鲜，肯定没有雾霾问题，芥川的病怨不得中国，但是他不会这么想，日本的读者也不会这么想。

        时年三十的芥川仿佛病歪歪的林黛玉，刚到上海就去了医院，一住二十多天。这以后，一直处于抱病状态，因此他文字中也难免有一种病房药水的气味。在来南京以前，芥川还去了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很显然，为了拜访这座古城，他做了些功课，读过几本书。由于此前有过太多的不好印象，对于在南京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糟糕情形，似乎做好了充分准备：

        一查时刻表，离开往南京的火车出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既然还有时间，就没有不去看一眼山顶建着高塔的金山寺的道理。我们经过评议一致决定后，便立即又坐了黄包车。虽说是立即，但事实上也跟像往常一样，要为了车费的讨价还价花上十分钟的时间。

        黄包车首先经过了由排成一溜儿的窝棚构成的很原始的贫民窟。窝棚的屋顶上铺着稻草，但基本上看不到泥抹的墙壁。大都是围着芦席或草帘子。屋里屋外的男男女女，都带着一副凄惨的面孔在那里徘徊。我望着窝棚的屋顶后面高高的芦苇，觉得自己好像又要长痘疮了。

        “你看到那条狗了吗？”

        “好像是没有长毛呀，没长毛的狗真是少见，不过挺吓人的。”

        “它之所以变成那样是因为梅毒。据说是被苦力们传染的。”

        梅毒是一种性病，这段文字中传递出的暧昧信息，模棱两可的表述，让人感到很恶心。芥川正是带着这种嫌弃心情，登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从镇江到南京近在咫尺，抵达南京的那天下午，为了能够马上到城里去看看，芥川同往常一样坐上了黄包车。虽然有所心理准备，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展现出来的极度荒凉，还是让他感到很意外。余晖流溢的城中，到处可以看到成片绿油油的麦田，蚕豆花开了，大大小小的池塘中浮着鹅和鸭。中国导游告诉芥川，这个城市“约有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

        接下来一段对话让人哭笑不得，芥川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他望着路旁高大的柳树，望着那些“欲塌的土墙和燕群”，在“被勾出怀古幽情的同时，也寻思着要是把这些空地都买下来的话，或许能一夜暴富也未可知”。于是便用一种房地产商的口吻开导导游，告诉他这是个非常好的发财机会。然而导游拒绝了芥川的好意，回答说自己根本不可能考虑他的建议。导游说中国人是不考虑明天的事，决不会去做买地那样的傻事，说中国人对一切显然都看得很透彻，他们看不到人生的任何希望：

        首先是想考虑也考虑不了，不知什么时候家就可能被烧了，或者人被杀了，明天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中国人，比起瞻望孩子未来的前程来，更容易沉溺于酒和女人。

        如果不是写在芥川的书里，我真不敢相信，1921年的南京人会如此绝望。作为一名能陪同日本人的导游，他的身份起码也应该是个留学生，因为只有这样，会说日语或者英语，才可能与学习英国文学的芥川对话。芥川于1927年自杀，他不可能预测到后来的形势发展，不会想到他死的那年，国民政府会在南京成立，这个城市因此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繁华期。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十年，日本人的军队气势汹汹地征服了这座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