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已被神圣化，“有鬼论”怎么还在？

       有生必有死，生则为人，死则为鬼。《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所谓“归”，就是现在俗语所说的“回老家”了。“死者长已矣”，应该自此无知无觉，但先民却以为人死后精神犹在。这不死之精神，又分可见、不可见二说。《中庸》引孔子的话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但许慎《说文解字》除了沿袭旧说“人所归为鬼”外，解字形则说：“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可见他认为鬼是有形可睹的。至于“鬼”的原始意义是否如此，有些文字学家或持异议，说是似人之兽（窃谓此说未免将先民看得太唯物了），但大多数是赞同的。其实，古书上自《左传》等书起，历代都有鬼魂不但形灭神存，而且有知有觉，且能现形祸福于人的记载，许慎只提“阴气贼害”，大概是见鬼祸多福少吧。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此即“有鬼论”中的“鬼可见”一派（因后世“有鬼论”者大多以鬼为可见，下文即以“有鬼论”笼统称之）。此派起源极早，殷人尚鬼，甲骨文中即有“鬼”字；而“无鬼论”则较为后起，墨子《明鬼》篇详记其与“执无鬼者”之辩，可见至迟出现于春秋末期。两论相争，世代不绝。以我国而论，今日自以“无鬼论”占统治地位了，而历史上则无疑“有鬼论”占上风。《晋书·阮瞻传》颇能说明问题，今姑抄录于下：

        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诣瞻，寒暄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 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后岁馀，病卒于仓垣，时年三十。

        阮瞻的“无鬼论”思想当是受了族人阮修的影响。阮修的名言是：“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据说此语一出，“论者服焉”（《晋书·阮修传》）。其实此论发自东汉的王充（见《论衡·论死篇》），阮修不过拾其牙慧罢了。这点，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已经拈出（见《方正》篇注）。阮瞻见鬼之事本出于《搜神记》《幽明录》等志怪小说，而被采入正史，足见其代表了唐代官方及主流社会的观点（《晋书》修于唐初）。其实，与阮瞻相类之事，野史中屡有记载。《太平广记》卷三一七《宗岱》条云：

        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馀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出《杂语》）

        按宗岱（一作宋岱）之事后世提及较少，当是未入正史之故。在我看来，不管宗也好，阮也好，其事皆大有可疑：通名之客何名？未见记述。人鬼相辩，谁作旁观？鬼变异形，又与谁共见？此事如真，传者为谁？难道是宗、阮的自述？如果真是这样，岂非最终作了自我否定？但这一点正史和野史均未记载。看来二人见鬼之事多半是“有鬼论”者向壁虚构的。

        而且，同一窠臼的编造尚不止于此，《太平广记》三三〇《崔尚》条云：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如焚之。”因而不见，竟失其本。（出《玄怪录》）

        甚至还被禅宗拈作话头，《五灯会元》卷六云：

        昔有官人作《无鬼论》，中夜挥毫次，忽见一鬼出云：“汝道无我聻！”五祖演云：“老僧当时若见，但以手作鹁鸠觜，向伊道：‘谷呱呱。’”

        转念一想，这类事也可能是真的，但所遇之“鬼”为假，好事者装鬼弄人而已。须知抹脸变容原非难事，今日川剧的“变脸”，十几张脸谱，转瞬即换，即可取为佳证。人扮鬼吓人之事，历代记载甚多，这里聊举中外二例吧。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云：

        河间唐生，好戏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谓“唐啸子”者是也。有塾师好讲无鬼，尝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语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呜呜击其户。塾师骇问为谁。则曰：“我二气之良能也。”塾师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达旦。次日委顿不起。朋友来问，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为，莫不拊掌。

        可见在“有鬼论”的重重包围下，“无鬼论”者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一个假鬼就足以能摧毁他的理论自信。

        近人汪康年《琴瑟寄庐类稿》中《凶宅》一则云：

        西国不讲风水之道，往往亦有凶宅，雕梁画柱，废而不居，以其不利于人故也。俄国比得堡都城外二十迷当，旷野之间有厦屋甚广，建造尤其精雅，相传乃俄之世爵某旧第。落成后，居人于夜深恒见有白衣二童侍与教士数人歌唱而行，以故居者恒不安，徙避之。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俄王阅兵至是处，随行将士甚众，逆旅难觅，有奥国总兵爱是屋清幽，借居之。人告以故，弗听。粪除入，择楼上一房支床设几，栖止焉。日将夕，有同伴之官兵数人来谒，谈笑甚欢。既而言及此屋有鬼，总兵曰：“我有手枪置床头，鬼子哪敢尔？”众于床头取手枪视之，乃六门子已配在膛中，辗转递玩，后仍置床头，众遂去。入夜寂无他异。十一点钟，总兵已睡，留灯在几上，睡中闻楼下歌吹声甚亮，惊醒起坐，闻有数人踏梯而上。总兵即取手枪在手以待之。既而房门自开，数童子执巨烛入，后有教士数人执铃铎高唱，面色粉白，形容怪异，向总兵喃喃然如咒诵祷祝。总兵见其行近，急开手枪，訇然作响，一教士伸手接其弹子掷地上，而念诵如故，总兵又弹之，又为接掷，六子开尽，教士等无所损伤。总兵骇极而倒，众趋视之，已毙矣。众教士即日夕来谒之兵官所装扮也，当把玩手枪时，枪弹上之子已为所窃，仅馀炮帽贮火药，仍安膛中，总兵不之知，故发枪能响不能伤人。本意与之相戏，詎知总兵即惊悸而卒乎？

        谚云：“人吓人，吓死人。”信然。

        

        不过只要世上有宗教和民间信仰存在，不管科学多么发达，“无鬼论”多么雄辩，“无鬼”和“有鬼”之争就如郑人争年那样，永远不会停息的。试看自王充作《论死》《死伪》和《订鬼》诸篇反对“有鬼论”以后，一千八百馀年以来，“无鬼论”依然信者无多，气得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陈独秀按捺不住，还写出一篇《有鬼论质疑》来，文章登出后竟还被人一条条予以驳斥呢（均见《独秀文存》）。直到唯物论得势，“有鬼论”在神州大地才退出了统治地位。

        但古代“有鬼论”虽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却并不用来指导一切，此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有关。

        《搜神记》卷十六有这样一则故事（《太平御览》卷三九六、八八四云出《续搜神记》）：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袷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门生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馀，安着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

        《文苑英华》卷五一一《无鬼论判》，其案由似即根据施续之事加工而成，用作试判的题目：

        甲执“无鬼论”，俄而鬼忽来取，求乞免，鬼云：“谁似汝者？”甲云乙似，而便死。后乙弟知，告甲谋死兄，不伏。

        案子里多了一个死者某乙的弟弟，出来告嫁祸于人的某甲犯了谋杀罪。为什么偏偏说某甲是执“无鬼论”者呢？“有鬼论”者不也可能这样做吗？看来不是沿用了施续的故事，就是反映了世俗对“无鬼论”者的反感。书中载有郑绩、张景明、赵不疑三道判词，文字不同，结论却都是一样的。

        郑绩判云：“泛详昭典，靡及幽途。让以偷生，方期耻格。抑之谋杀，稍渉淫刑。”意谓法律从来没有涉及阴间的，说某甲贪生怕死可以，那只要加以谴责，使其知耻改过即可。判他谋杀，未免滥刑了。张景明判云：“死同无地，情切於怀；而生乃有涯，欲将谁咎？薄言谋杀，理谓无凭。”意谓人死固然伤心，但生命终有尽期，这能怪谁呢？判其谋杀，于理无凭。赵不疑判云：“告称谋杀，未达幽明。语事虽云代命，至理终当溘尽。舍而不鞠，实谓为宜。”意谓控以谋杀罪，未免昧于阴阳有别之义。虽有替死之说，但依理人固有一死。此案以不受理为宜。

        对这个案子的处理，移至当代来看也是正确的，不过某乙之弟如今大概还要受到宣扬迷信的训斥吧？

        

        不过，许多人从心理上还是希望有鬼的，他们不肯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死居然就灰飞烟灭。再则如果有鬼，那么死去的亲人精爽不昧，有朝一日尚可相见于地下。杨绛先生《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颇多谈鬼之篇，足见其对“无鬼论”的怀疑，想来钱锺书先生所见略同。但真要见鬼，却也大是难事。袁子才写《子不语》，谈狐说鬼，津津有味的，却从未说自己见到过鬼。尝有诗云：“常疑天上仙何在，最恨人间鬼不灵。”（《独坐》）据《批本随园诗话》说，袁母和袁妾曾抱怨随园闹鬼，想来只不过是“疑心生暗鬼”罢了。鬼之难见如此，以致有人戏言若想见鬼，不妨写一篇《无鬼论》来引鬼上钩。不过玩笑终究是玩笑，前乎宗、阮，王充不必说了；后乎宗、阮，刘宋范晔想作《无鬼论》，齐梁间范缜撰《神灭论》，唐代林披、明代包瑜俱有《无鬼论》。从没听说有鬼到他们跟前现身说法，以事实来战胜雄辩的。

        “无鬼论”如今虽成为主流思想，但由于宗教的影响，“有鬼论”的痕迹依然处处存在。如今人死了，亲属在佛寺为其超度做道场的风俗还很盛行。即使是“无鬼论”者，在参加一些祭奠仪式时，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俗行礼如仪，以告慰某某的“在天之灵”。群众“一路走好”的唁词，这还分明带着“有鬼论”留下的烙印。

        记得1961年廖沫沙为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辩护，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文中说：“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不意却遭到猛烈的批判。其实，《李慧娘》何害？廖文何害？所加罪名皆无中生有，罗织而成，到头来作者皆获平反，剧与文都重新得到肯定。既然“有鬼论”在戏台上的出现无害于人，那么，它在人脑中的存在是否也无大碍呢？李义山诗云：“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三掾》）“有鬼论”者凭着对亲友灵魂的敬畏，不致违背自己在死者生前对他的承诺。《红楼梦》十五回写凤姐想接受贿赂，拆散他人婚姻时，对馒头庵老尼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如果凤姐信鬼，想必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墨子·明鬼》云：

        当若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追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追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

        墨子“明鬼”的目的在于“神道设教”，希望官吏、民众因惧怕鬼神的惩罚而不敢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不过他想得过于简单了些。“有鬼论”也尽可被人利用来作恶害人，例子举不胜举。装神弄鬼骗财骗色不必说了（这其实是“无鬼论”者所为），竟还有贪腐官员焚香许愿，拜佛、拜祖宗以求不被发觉，好让他享尽“贪运长久”之福。近年更发生邪教认不从者为“邪灵”，毫无顾忌地在光天化日下将其杀害之事（从凶手的执迷不悟看来，此案的确是“有鬼论”者所犯）。只要把自己的仇恨对象看成“鬼”，什么残忍的手段使不出来呢？

        

        有人说，随着科学的发展，“有鬼论”会不攻自破。此说我大不以为然。“科学”二字如今已经被神圣化，成为“正确”的代名词了，社会各界，人人爱用来自我标榜。正因为如此，世上每有陈腐之物搭“科学”便车的现象。如“科学易”依附高等数学而风靡一时，“六通”伴随生命科学而死灰复燃。最近，还有人兴奋地对我说，科学上发现了暗物质的存在，证明看不到的未必就是不存在的，他认为鬼就由暗物质构成，冥界就在暗物质里。这样看来，“郑人争年”式的辩论真要无休无止了。王充们的“无鬼论”，批驳的是有形之鬼之说，尽管显得辩才无碍，但在整个社会的“有鬼论”信仰面前却涟漪不起。那么，对于《中庸》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之鬼，又如何予以彻底否定而使人心服口服呢？即使科学发展不断开疆辟土，日新月异，又如何阻止得了那些纷纷来搭便车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