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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麾下的干将唐生海去哪儿了
1月26日搜狐读书《虎部队是怎样炼成的》一文说:“10月8日拂晓,日军又用上了空袭这一老招数,二十多架轰炸机盘旋在张古山上空,投弹如雨,将三〇五团用血肉夺回的阵地重又炸成一片焦土。空袭到上午十点才结束,日军随即向张古山发起冲锋,张灵甫闻讯立即赶到一线进行督战。当部分日军冲上当地人称为哔叽岭的山顶时,他和三〇五团团长唐生海带着残余官兵奋起肉搏,通过白刃战将日军赶下了山。……战至下午,旅长李佳明、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这一战,双方反复争夺五次,激战长达四个小时,整个山坡都被鲜血所染红,日本人因此把张古山称为‘血岭’。”
唐后来升任第七十三军七十三师副师长、第七十七师师长。抗战期间,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湘西会战。1946年退伍,居长沙。他生于1901年,别号汉宗,湖南石门人(1901-1950),早年就读于湖南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中央陆军步兵学校第二期,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二十期。抗战前,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1949)八月十九日 屠维赤奋若相月二十五日 金 晴。晨阅报三份。唐生海来,新从岳阳归。……九时寝。
八月二十日 屠维赤奋若相月二十六日 土 晴。晨唐生海介武进虞逸夫(逸)来。虞治国学,曾读余所著书,曾为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今从岳阳人言仲儒习道、佛。久谈,去。……晚九时寝。
九月十八日 屠维赤奋若闰七月廿六日 日 晴。晨赵宝义来,姚薇元来,唐生海来。偕生海至其家晤阎敬夫。……唐、阎二君来。晚八时寝。
九月十九日 屠维赤奋若闰七月廿七日 月 晴。晨,作信,到唐生海寓与阎敬夫谈,午归。……晚八时寝。
按,9月18日日记原文作 “晤言敬夫”“唐、言二君来”,后在“言”字边上添加了“阎”字改正。但8月20日“岳阳人言仲儒”的“言”却未改正。
阎仲儒何许人?网上的《阎仲儒生平简介》是这样介绍的:
阎仲儒(1893-1949),字敬夫,今湖南岳阳新开镇人。民国六年,啸聚亡命之徒,抢夺地方团防枪支组建土匪武装,当上岳阳、临湘、平江三县清乡反共司令,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称为“活阎王”、“阎屠夫”。后又任湘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第二十八军第三旅旅长。1949年6月畏罪潜逃,饿死在一农家楼上。
“啸聚亡命之徒,抢夺地方团防枪支组建土匪武装”与“从岳阳人言仲儒习道、佛”反差巨大,而且积微翁与阎“久谈”,次日又晨往而“午归”,显然并非“话不投机半句多”。事情笼统发生在“民国六年”也显然不确。我们从各处找到的资料如下:
阎仲儒(1893-1949),即阎敬夫,湖南岳阳人,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1927年7月初为平(江)浏(阳)清乡委员会主任,驻浏阳。
人民出版社《彭德怀自述》:“阎仲儒旅驻平江,伙同大量反动民团清乡……残酷镇压,烧杀抢掠,破坏极端严重。”据说,反映彭德怀平江起义的电影《怒潮》中的头号反派人物“阎紫剑”就是以阎仲儒和县长王紫剑的名字合并而成的。
虞逸夫,则是江苏武进人(1915-2011),早岁以诗文书法受知于江南大儒钱名山,后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受教于陈石遗先生,抗战时入蜀又与马万里、谢稚柳结交,还与马一浮相唱和。晚岁为湖南文史馆馆员,湖南书法协会顾问,书法驰名全国。
日记中出现的唐、阎、虞三人中,我只见过几次虞逸夫。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了。那时虞频繁到长沙学宫街杨宅找我的八伯父杨德庆先生。据说是出狱不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与台师大杜松柏教授的尊人杜仲芳老先生交往较多,他也是刚刚出狱。八伯父劝我小心。我便想,那你怎么成天和虞逸夫在一起呢?写到这里,再引一段日记:
八月二十八日 屠维赤奋若闰七月初五日 日 晴。……八儿来电话云,四十六军今夜演《白毛女》,已送票五张。五时晚饭,偕妇及纯女、铁铮渡湘入市。车至怡长街联华电影院,七时开演,十二时散。
八伯解放前是清华中学地下党书记,这时送《白毛女》,大约是想“润物细无声”地改造老父亲思想吧。《白毛女》也显然吸引了老先生,以至平日里“八时寝”“九时寝”的他,坚持到了午夜散场。也算造物弄人,三十年过去后,八伯却与虞逸夫成了好朋友。
从日记的文字看,唐生海显然与杨树达先生是老熟人。因为依《积微居日记》体例,第一次出现的人,是要介绍一番的,如文中对虞逸夫和阎仲儒的介绍。
杨、唐究竟是何时认识的?因为这次将出版的日记只有第四十六、五十两册,所以无从知晓。第一个可能,既然唐去黄埔前是湖大学生,而在1920年北上之前,杨树达先生当过湖大教务长,也许就是那时认识的。
第二个可能,抗战期间湖大在辰溪龙头垴时,有个主要由湖大教师组成的“五溪诗社”,杨先生是社中元老。参加则还有驻军军官,如海军耆宿萨镇冰、安江驻军司令谭自侯等。《积微居诗文钞》中就有1944年3月所作的《赠林秉周司令》七律一首。唐生海也可能是那时认识的。最后一种可能是1946年唐归隐长沙后认识的。究竟如何,恐怕要等到总共五十一册《积微居日记》全部出版之后了。
唐生海的处决,虞逸夫的入狱,我想,大约都与阎仲儒有关吧?如果唐因窝藏而遭处决(在当时完全可能),对他来说,可能始料未及。我在《叶德辉和清末民初的湖湘》一文中曾提及,在以往的价值观中,师友有难,施以援手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放任不管,则为人所不齿。所谓“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汉书·张俭传》),而“窝藏”虽有风险,但一般不致丧命。
至此,仍然留下许多谜团,且不说唐、虞之处决、入狱究为何事?即是唐生海、阎仲儒来拜会杨树达先生,杨树达先生又去回拜,也显得扑朔迷离:长沙都解放了,1927年当过清乡委员会主任的阎仲儒,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大大咧咧地到处访客呢?
我想有两点原因。一是阎曾任唐生智为军长的北伐军第八军师长,而后者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起义前唐生智曾对手下打过包票,说是“既往不咎”,阎似乎十分相信(解放初杨伯峻先生是省委和程潜、唐生智之间的联络人,程、唐的老部下接连被镇压,家属不断找他们,他们要杨向省委反映。而省委批评杨未做好程、唐的工作,矛盾上交。杨两头不讨好,这是他申请“回到学术岗位”的主要原因)。一是从以往经验看,每当改朝换代,对一般人员似乎不大追究,或追究不严。我们看杨伯峻先生的一封信:
王啸丈所为父亲传,本之李世伯墓志,而着眼点已不合时宜。我父有可传者,不在孝母,而在淡泊以守志。姑无论其志是否正确,但此志一立,富贵不能移之。……筹安会头头杨度,与父亲少年之交,在王闿运门下为同门,力劝父亲任《帝制日报》主编,而父亲则转让与薛大可。其后被通缉者为薛。而当时薛声名藉甚,逃至沪上,亦逍遥快乐。父亲始终未尝为国民党员,亦不任职,晚年唯与数人唱和为乐。
王啸丈,即王啸苏,与伯祖父杨树榖(杨伯峻先生之父)及杨树达先生都是梁任公任中文总教习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同学。李世伯墓志,即李肖聃为杨树榖先生写的墓志铭,见湖湘文库《李肖聃集》。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当时薛声名藉甚,逃至沪上,亦逍遥快乐”,也就躲一阵子罢了。我有一亲戚,毕业黄埔军校,后在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左倾”盲动时期,组织上派他带队攻打某县城,腿受伤,遂回安徽原籍养伤,与党失联。抗战时遇见黄埔同学,介绍他到军中任职,似乎对他在共产党干过并未深究。
总之,《积微居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也留下了一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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