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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专家卡特出任美国新防长,曾主张深化中美军事合作
美国参议院当天投票通过任命阿什顿·卡特为美国新一任国防部长。卡特将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第四位防长。
奥巴马去年12月提名卡特接替辞职的哈格尔出任国防部长,这一任命受到国会两党普遍欢迎。今年2月12日,参议院最终任命投票以93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对参议院通过对卡特的任命表示欢迎,并表示期待卡特与国会就国防开支问题展开合作。
卡特是谁?
卡特早在1993年便与美国国防部结下了不解之缘,担任克林顿政府全球战略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2009年4月27日至2011年10月5日,他任美国国防部采购、技术和后勤副部长,随后升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直至2013年12月。
在此期间,卡特在国防部负责武器采购,包括缩减或取消过时及低效的武器项目。同时负责执行国防部5000亿美元(约合3万亿元人民币)的开支削减。这一削减计划始于2012年,预计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完成。
其实早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初,卡特便被认为是接替时任国防部部长帕内塔的最佳候选人,但最终奥巴马选择了前共和党参议员查课•哈格尔担任这一职位。
11月24日,哈格尔被迫宣布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卡特又再次登上了国防部长候选人的决选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落选奥巴马第二任期国防部长的职位后,卡特选择在2013年12月任满后重回学界。
早在1979年,卡特便毕业于牛津大学理论物理系。20世纪末,进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随后成为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1993年加入克林顿政府负责朝鲜问题的高级顾问。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卡特出版过11本专著或合著,发表过100多篇文章,研究范围从12世纪欧洲西部的佛兰德僧侣到夸克理论,再到核恐怖主义。
卡特在红蓝两党中都有很好的声誉。深受右派人士的认可,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曾在2011年称赞卡特“勤奋、忠诚、是个有责任心的公务人员”。不过也有前白宫官员曾评价卡特:很“骄傲”,不愿与“蠢货们”共事。
《政治周刊》表示,作为前国会参议员,卸任国防部长的哈格尔不熟悉五角大楼内部的角逐,卡特则是对一切情况熟悉到可怕的“经理人”,雷厉风行。
即便哈格尔是曾获得过紫心勋章的越战老兵,但多名消息人士称,卡特在军队中受欢迎的程度远比防长哈格尔高。
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便当选,卡特恐怕也难与奥巴马的幕僚打成一片。卡特在2006年卸任常务副防长时,便与白宫高参间存有矛盾。
而在外交政策上,有批评指出,卡特对中东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不够,针对特定问题的鹰派作风也会受到自由派的批评。2006年,卡特呼吁布什政府打击摧毁朝鲜远程导弹的建议便受到了广泛争议,这与布什当年的对朝政策相矛盾,也不符合奥巴马的对朝政策。
如果卡特上任,首要解决的难题便是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政治周刊》称,卡特处理中东事务的经验相对不足,更精通美素冷战期的核问题,而非宗教激进主义。
针对亚洲,卡特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尽管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受到多方质疑,但他依旧强调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增加双方的军事交流。卡特在此前的2月4日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名审议听证会时强调,美方应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能力,并继续深化美国与中国在军事和防务方面的合作。
延伸阅读:若卡特成为美国新防长,中美关系会如何?
上世纪90年代末,结束完克林顿政府任期的美国前助理防长阿什顿・卡特和前防长威廉・佩里提出了“预防性防御”的概念,为21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份应对世界主要安全威胁的新安全战略。其核心在“预防”二字:通过良好的管理美国全球军事设施和资源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对挑衅者形成有效威慑,并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能够赢得冲突。
美国奥巴马总统周五早些时候提名卡特出任新一届国防部长人选,无疑,后者对美国防务优先任务的看法契合了奥巴马政府的安全哲学:一方面,强化与亚太主要国家的防务联盟和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立场强硬地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这位著述颇丰且乐于借助多种场合发表演讲阐述观点的五角大楼新“掌门人”,对于世界体系及各国的看法早已“跃然纸上”。与毫不掩饰地对伊朗、朝鲜的强硬言辞及力主发展对印度友好的“新战略伙伴关系”不同,卡特的“中国观”充满了更多的疑虑和谨慎。回顾卡特和佩里1999年在其出版的《预防性防御》一书中解构出的针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体系,二人将“正在崛起的中国变得敌对”视为21世纪可能升级为威胁美国生存的A级潜在安全威胁之一,并对中国走向的不确定性保持极大的关注。他们的政策建议是,对华采取防御性外交强化安全合作关系以塑造中国的亚洲大国之路,从而走向伙伴而非敌人。梳理卡特入阁奥巴马政府前后的“中国观”变化,对于观察新任防长上台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变化不无裨益。
变化的“中国观”:从“不可预测”到“竞争者”
卡特生于越战之后,毫无从军经历的他坚信历史学的学术训练对于有效的政策制定至关重要。“我过去以及现在都很享受历史学,因为它是知识世界里给予现实世界行动以最多信息的单独法则。”卡特如此说道。拥有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他认为,物理解释了事物如何存在,但历史展现了“事物为何是以这种方式存在”。因此,卡特阅读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及邓小平的“局部战争”理论,以帮助他形成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认知。
在2009年入阁奥巴马政府之前,卡特对中国的看法依旧延续了此前的疑虑。2005年11月,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旗下“预防性防御项目”联合主任的卡特就对印关系接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咨询时,将中美关系走向描述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并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为永远无法排除的前提加以看待,主张将印度作为潜在的制衡中国的力量。这一主张同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他用“不可预测”形容中国。
2006年,在一份题为《美国军事战略中的中国崛起》的研究报告中,卡特和前任国防部长佩里两人共同的结论是,中国与美国“可敌可友“,未来仍是一个未知数。
在2009年4月执掌奥巴马政府国防部助理防长一职、主管技术和军备采购之后,卡特的“中国观”发生了变化。同年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智库对话活动上,当被问及如何平衡当下和未来战争的技术投入时,卡特不假思索地将“近乎匹敌的竞争者”(near-peer competitor)的表述与中国联系了起来,并明确无误地表示,中国想要在各种项目上匹敌美国军队的意图没有那么大,而是要“在我们显然具有主导地位的领域削弱美国的主导性”。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种竞争性突出地展现于网络及太空等新安全领域。2013年5月,美国防部不具名官员对外透露称,中国近期发射的“高空探空火箭”是首次卫星拦截系统测试,这枚火箭未来可以用来搭载反卫星武器,摧毁目标轨道上的任何卫星。在美国国防部同期发布的一份83页的中国军力发展报告中,中国不断增长的太空能力受到关注,称中国正在开展阻止敌人在危机中使用太空设备的多种行动。其时已经升任副防长的卡特随即出面呼吁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卫星,发展遏制太空潜在敌手的能力,并表示这种努力已经来得太迟。
两个月之后,卡特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国防部需要新思维,并同时对外宣布,尽管国防经费面临削减,美国防部组建网络部队的工作即将完成,总人数达4000人的网军将很快全部就位。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网站2012年曾援引卡特的话称,美国空军正在力推进攻性和防御性的网络攻击手段和技术,并表示“我(对美国防部的网络战能力)一点也不满意”。
上任后最大难题不是亚太,是中东和预算问题
由此,有分析人士预计卡特上任后的中美关系可能出现更多的竞争甚至冲突。曾经供职美国国防部担任中国问题官员的Joseph A. Bosco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作为“转向亚太”战略曾经的主要推广者,卡特的上任将带给这一战略更大的动力。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也发布报告称,新任防长的重要任务将包含“应对亚太地区的崛起力量”。分析还认为,卡特和奥巴马总统在“重返亚太”战略、加强美国和亚洲盟友关系、网络安全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都有共识,他上任后将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在此前共计8年的国防部供职生涯中,卡特领衔了两份主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即“转向亚太”战略和网络战战略,之后均被白宫和国防部采纳。
前任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委员、迈阿密大学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专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教授认为,尽管中国会成为卡特上任后的重要议题,但中东及阿富汗问题才是最突出的难题。“白宫把持着防务政策,这导致了前两任防长的不满。除非这种把持终结,卡特才能在国防部或是转向亚太问题上拥有更大影响力。迄今,转向战略说得多、做得少。国防预算只能覆盖中东的行动。”她告诉澎湃新闻。
美国智库“夏威夷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亚洲安全事务专家饶义(Denny Roy)同样认为,危机最能引发关注,亚太虽然重要,但相较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仍相对平静。“他上任的首要议题是将国防部拯救出严重的预算缩减危机,”他告诉澎湃新闻,“‘再平衡’战略已经非常充实,但已经遇到了结构性的瓶颈,这是卡特没法控制的——即资助美国军队。”
在今年年初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论及美国国防的整体政策的文章中,卡特坦言国防部在应对战时出现的紧要需求方面装备不足,因此,他上任后的优先任务项恐怕还是会放到改善采购系统方面。
没有军队服役经历的卡特同样面临如何打入白宫国家安全核心圈的挑战,包括“转向亚太”战略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国家安全决策权都掌握在少数奥巴马的顾问手中。与奥巴马总统缺乏密切的私人关系是卡特上任后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劣势之一。不过,考虑到奥巴马在两届任期内已经换上了第四位防长,卡特不太可能再被更换,因而一向大胆直言的他可能也会更加自如地发出不同的声音,“卡特有着聪明、直率以及敢言的口碑,因而可以期望他给出好建议。”饶义说。
与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曾发出强硬警告不同,卡特一直避免在言语上直接刺激中国。2011年卡特升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这一年正值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战略出炉和充实的关键年。卡特随后屡屡奔波亚洲多国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阐述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和广阔性。尽管疑虑不断增多,但卡特坚定否认“遏制中国”的观点进入了美国防部的决策圈内。为减少战略的针对性色彩,“转向亚太”的说法很快也被“再平衡”战略取而代之。而在谈及战略重心转移是否针对中国时,卡特则巧妙地回应称,战略重心转移主要是应付“新的安全隐患”。
众多分析人士认为,卡特的长处在于“预防性战略”的研判以及预警制度的设计和推广,尤其重视防控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新的重大威胁。他曾主张,防范也要“负起责任”,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是基于假设,切忌将这种假设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真正将中国变成了敌人。
“力图打造一个包围性的反华联盟”是不可取的,卡特于2006年在和前防长佩里一同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曾谏言道,“大多数潜在反制中国的力量都和中国有着重要的双边关系,包括经济关系。他们都有自己的‘双面下注的战略’。他们不会加入‘纯防范’战略。力图打造此类联盟的尝试注定失败,这也将加大中国最终成为敌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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